书城传记世界最具影响性的文坛巨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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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鲁迅(7)

“这是古董家骗人的话。我的作品多少杂着一些古怪的字眼,这不是金石,而是沙砾!我的白话好像小脚放大脚,这种白话是不纯洁的,不健康的!所以纯洁的、健康的白话,只有在年轻的一代,没有受过古董的毒的年轻的一代中才能产生!”

这给青年很大的帮助和鼓舞。鲁迅是青年的文学导师,也是他们的知心朋友,不仅学文学的青年,还有法科、教育科,以及其他许多学科的学生都乐于同他接近。他思想的光芒,照耀在这些青年身上,引导他们向前进。

然而时间不长,鲁迅就觉察到厦门与北京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个混沌世界。这里是帝国主义强迫开辟的通商口岸,从鼓浪屿到厦门市区的主要街道,到处是洋房别墅、酒吧菜馆;郊外和大生里、蜂巢山一带的居民区,则是野草丛生,荒坟累累。

这里同样以势利的眼光待人,只重衣冠不重人,鲁迅却与此相反,对于生活和衣着毫不讲究。因为他跟一般西装革履、衣冠楚楚的教授、学者不同,所以曾经遭到一些人的冷眼。

那时候,厦门大学给教职员发薪水,是由总务处开支票到市区的集通银行去领取。有一次,当鲁迅来到柜台,将支票递过去时,柜台里的人接过支票,抬起眼睛一瞥,慢吞吞地说:

“你就是周树人?”

鲁迅点点头。

那人从上到下再瞟鲁迅一眼,不禁疑惑起来:堂堂一个大学教授,衣着怎么这样寒酸?莫非是人家丢失了,他捡来冒领的?

那个人要鲁迅先到一间房子里等一下。鲁迅心里明白,且看他们如何动作。

那个人便背着鲁迅,给厦大总务处打了电话,完全证实鲁迅确是这个样子时,才满脸堆笑地领着他去办理领款的手续。

学校当局也是腐败的,只认钱财,急于事功。鲁迅一来,他们就问履历,问著作,问计划,问年底有什么成绩发表,令人听得心烦。鲁迅把《古小说钩沉》整理一下拿出来,但是刚送走不久,就退回来了,从此再也不敢提这方面的事。他们根本不是尊重教师的劳动,也不认识什么是学术著作,只不过要装装样子骗人。

校长林文庆总是想借鲁迅的名望来为他装点门面,有一次,一位银行家来到厦大,学校当局兴高采烈,忙得不亦乐乎。所谓“北大同人”,又是列队欢迎,又是大摆宴席。

鲁迅蔑视这种绕着“钱”字打转的风气,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

“我固然是‘北大同人’之一,也非不知银行之可以发财,然而于‘铜子换毛钱,毛钱换大洋’学说,实在没有什么趣味。”

有的人不明底细,还要拉鲁迅去陪银行家照相,鲁迅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

“道不同不相为谋!”

校长更不识趣,他宴请银行家时,又来邀鲁迅作陪。鲁迅在通知单上签了个“知”字。林文庆以为鲁迅这下给他面子了,可是依然落了场空欢喜,鲁迅还是没有去。他后来解释说,我那个“知”字,是“不去可知矣”。

鲁迅越来越觉得厦大死气沉沉,这时,经过中共广东区委会的努力,广州中山大学多次向鲁迅发来邀请的电报。鲁迅接受了聘请,于12月31日,正式向厦大提出辞职。

鲁迅辞职的消息传出去后,挽留运动立即在学生中掀起,学生获悉他的辞职是由于学校的腐败,挽留运动便一转而成为改革学校的风潮。

校长林文庆看到形势不妙,不得不假意挽留,派秘书送来聘书,当挽留无效时,又一再为鲁迅设宴饯行。在一次宴会上,双方都借着三分醉意来说话。当时有几个资本家在座。林文庆介绍其中的一个说:

“某某先生是我们的董事。我们私立大学不管别的,谁捐钱谁就可以做董事。”

鲁迅毫不犹豫地从口袋里掏出两毛钱来,往桌上一拍,说:

“我捐两毛钱,我也可以做董事吗?”

搞得林文庆神情尴尬,目瞪口呆。

1月15日,鲁迅写了一封便函,再次把聘书退还学校。原来预定的两年期限一缩再缩,竟成了不足半年。午后,他在许多教师、学生的陪伴下离开厦大,登上小船,向市区码头进发。

次日,鲁迅乘坐的“苏州轮”启航了,它在辽阔的海面上疾驶向广州。

事实上,广州状况也在鲁迅意料之外,革命斗争在这里此起彼伏,国民党的右派势力非常强大。鲁迅在中山大学任教之时,继续写文章鼓舞青年,把革命进行到底。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公开叛变革命,对上海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进行血腥的屠杀,革命者的鲜血满街流淌。

4月15日,反动军警对广州的革命团体发动突然袭击,中山大学也遭到军警的大搜捕,拿着黑名单,在校园里到处抓人。白色恐怖笼罩着广州,弥漫中国的许多地方,中国革命进入了十分危急的关头。

和革命者、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的鲁迅,此时住在白云楼,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也不得安宁。许广平的老家人一清早就跑来,惊慌失措地把军警抓人的消息告诉许广平,他说:

“不好了,中山大学贴满了标语,也有牵涉到老周的,叫老周快逃走吧!”

许广平急忙走到楼下,打听消息。一眼看到街上有许多军队,正在集合,准备出动。她仿佛嗅到了火药味,不必要再打听了。看看河对岸的店铺,那里是工会办公处,这时也有些异样,人声嘈杂,似乎在查抄。

鹰犬满街,情况紧急,她便回来敲门,叫醒了鲁迅,把她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他。鲁迅虽然有所警惕和准备,但当突然听到消息时,仍然义愤填膺,坐卧不安。他为中山大学进步青年的生命焦急,为革命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担忧。

下午,狂风大作,大雨哗哗地下。鲁迅心急如焚,不顾一切,毅然赴校召开各主任紧急会议。

一夜之间,中山大学变了颜色。大钟楼上,阴森肃杀,会议室内,气氛紧张。校长朱家骅也撕下了自己的假面具,不久前他在宣誓就职时,还扬言要带领学生“往左走”,现在却翻过脸来视共产党为仇敌。

鲁迅以教务主任的身份召开这次会议,朱家骅也闻讯赶来参加了,他坐在鲁迅的正对面。鲁迅说:

“学生被抓走了,学校有责任,校长不出来,现在我来召开会议,请大家来参加。我们应当对学生负责,希望学校出来担保、营救。我们也要知道为什么抓他们走!被抓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几百人!”

鲁迅脸色严峻,两眼直视正对面。

朱家骅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居然说:“学生被捕,这是政府的事,我们不要对立。”

鲁迅反问道说:“被捕的学生究竟违背了孙中山总理三大政策的哪一条?为什么要抓他们?”

朱家骅倚势压人,竟说:“这是党校作出的决定,我们要服从。”

鲁迅不顾反动压力,又一次站起来发言。他援引五四运动时营救被捕学生的事实,说明这是学校不容推卸的责任。

朱家骅强词夺理地说:“那时候是反对北洋军阀。”

鲁迅针锋相对地说:“现在根据三大政策的活动,就是要防止新的封建统治。”

他与朱家骅的公开对立已达到了相当尖锐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准备发言支持鲁迅的人,也就不开口了。会议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营救的希望已成泡影。鲁迅怒火中烧,开始考虑采用什么方式来表示他对国民党血腥罪行的强烈抗议。

会后,鲁迅回到白云楼,一语不发,气得晚饭也未进一口。他把经过的情形向同住在白云楼的许寿裳一一细说,不久,还把自己将提出辞职的决定也告诉了他。老友许寿裳是非分明,执正不苟,决心与鲁迅共同进退。

虽然朱家骅想继续利用鲁迅的声望来装饰门面,一再挽留他,但鲁迅3次退还聘书,终于在6月6日,获准辞职。

广州已经黑暗得看不见可走的路了,鲁迅和许广平在这里也没什么工作可做,于是他们决定9月27日离开广州,为了防止意外,他们没有通知友人。临行时没有一个人来送行。

9.温暖的家庭

9月28日,鲁迅与许广平抵达香港,鲁迅没有想到这第三次的香港之行竟是最后一次。

抵达香港的第二天午后,英国殖民当局雇佣的两个检查员因为没有得到贿赂,将他携带的几口书箱又撕又扯,翻搅得凌乱不堪。当鲁迅要求他们不再翻看旁边的箱子时,一个检查员低声跟鲁迅说,要给10元钱才肯罢手。鲁迅没理睬他,于是他们照样把另外的几口书箱和提包弄得一塌糊涂,甚至以捏造罪名进行要挟。这场殖民地的小小闹剧,让鲁迅更感到了当时中国的暗夜无边。

他们经过几天海上的航行,于10月3日抵达上海,几天之后,迁入闸北区景云里的寓所。如今,他们已在患难中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再也不能分离了,也应该在一起生活了,从这时起,他们正式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对于鲁迅来说,有一个有爱情的家庭和一个患难与共、相互了解的伴侣,是多么的重要啊!许广平敬仰他,体贴他,衷心地热爱他。并献出自己全部的智慧和才华来帮助他。她知道伟大的鲁迅不是属于她自己的,而是属于这个苦难的民族的。因此,她尽自己所能,支持和保护鲁迅的战斗。

同居后不久,许广平曾希望在教育界找个工作,找到后,鲁迅却不愿意她离开自己的身边,他含蓄而深沉地说:

“这样,我的生活又要改变了,又要恢复到以前一个人干的生活中去!”

鲁迅的话,打动了许广平的心,她感到鲁迅多么珍爱现在这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子,她不应该改变这些,于是马上决定:不出去工作了,时时陪伴着他,做一个坚贞不渝的战友和知音去支持他。

对于比自己年轻许多的许广平,鲁迅一方面感谢她真挚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像师长一样关怀和爱着她,到上海两个月后,他开始教她日语。

虽然鲁迅的工作很繁忙,但他却挤出时间,给许广平编出27课的讲义,从教单字开始,内容逐步深入。每天晚上,是授课的时间,他们在安宁和谐的灯光下,认真地教着、学着,不浪费任何一个普通的夜晚。除了有人邀请,鲁迅回家太迟了,才在这一个晚上停学。后来鲁迅又教给她日语版的《马克思读本》,他们敬爱马克思这位长着大胡子的革命导师,在恩爱的相互切磋的氛围中共同学习这新鲜而伟大的真理。

鲁迅到上海后气色好多了,人也胖了,衣着也整洁了,这都是许广平照顾的功劳。她除了平日学习日文,其他能够工作的时间,全部献给了鲁迅,自己把家里柴米油盐的一切琐事都承担起来。

她是辛苦的,除了要给鲁迅购买书籍、查找材料、校正文章之外,还要给他织毛衣、做棉鞋、缝衣裳,连换件衣服,也是她拿到面前,鲁迅含蓄地对人赞美说:

“我现在换衣服也不晓得向什么地方拿了。”

一向繁忙的鲁迅一天的时间总是排得紧紧的,虽然在心中感激着,却极少有交谈的时间,他对劳累的许广平是深怀歉意的。所以每夜在许广平将去睡下时,他总要陪她坐几分钟,这时,他总是说:

“我陪你抽一支烟好吗?”

“好的。”许广平总是这样回答。

烟雾袅袅上升,真的爱情就像炉中的火,很平常,却给人以温暖。他躺在许广平身边,海阔天空地谈着,烟抽完了,他还想谈,于是,又请求许广平:

“我再抽一支烟好吗?”

“好的。”许广平说。

鲁迅兴奋极了,他又谈了起来。然而,劳累一天的许广平却在他的声音与烟雾中睡着了。这时,鲁迅才轻轻地走开,继续坐在那已铺满稿纸的灯光下。

鲁迅曾多次深情地望着劳累的许广平说:“我要好好地替中国做点事,才对得起你。”听到伟大心灵这样恳切的表白,许广平幸福地笑了。

然而,他们之间有时也有小小的风波。个性倔强而从不掩盖自己情感的鲁迅,有时会因为许广平几句不合心意的话而不高兴。

这个时候,鲁迅就用沉默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更严重的时候就烟茶不动,像大病一样,一切不闻不问。这伟大的作家,有时像个孩子似的发泄他的不满,鲁迅不止一次有过这种情形。

他对许广平生气的时候,有时会在晚饭之后,独自一个人跑到阳台上,在那里无言地睡下,直到许广平把他叫醒。每当这个时候,许广平总是感到无奈和惆怅,但她能够理解他。而且最多不过一天,鲁迅就会意识到自己给亲人带来的不必要的痛苦,于是,他会在抚慰许广平时道歉地说:“我这个脾气不好。”

过了8个月劳累而美好的生活之后,他们应许钦文之邀,到杭州西湖去休息了几天。因为曾发生了有人冒他之名骗人的事情,所以他们这次去杭州,只让两三个熟人知道。

鲁迅在杭州尽情地游玩了4天,时间虽短,但他却仿佛回到了青春时代。他们在著名的“虎跑泉”边,兴致十足地品茶、谈天,舀泉水洗头、濯足、嬉闹,并到泉眼的一个小方水池前去掷铜元。他们累了,渴了,就坐下来喝茶,清香的茶水不知道喝了多少碗。

第二天晚上,又去素馆“功德林”进晚餐。虽然鲁迅不大喜欢素餐,这次心情舒畅的他竟抛开成见,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餐。并且为了让爱人和朋友高兴,也跟着大家一起称赞起了这些素菜。在他的一生之中,也许只有这一次做了“违心之论”。

西湖风景虽然宜人,但他担心流连忘返于湖光山色,会消磨人的志气,还有许多的工作需要他去承担。他在杭州只玩了4天,就返回上海了。

在鲁迅战斗的一生中,这次杭州之游是仅有的一次,当然这是许广平的爱情带给他的。

初到上海,鲁迅经常光顾内山书店,并在十几天内去了6次,可见他的嗜书如命。这时内山书店在四川北路魏盛里开业,1929年迁到四川北路底施高塔路11号。

鲁迅第二次到书店购书的时候,就与店主人内山完造结识了。这时,映入内山眼帘的是一位个子虽小,却有一种浩然之气的人物。他穿着蓝布长衫,走着一种非常有特点的脚步,鼻子下面蓄着浓黑的胡子,还有一双威严的、清澈如同水晶的眼睛。

这一天,鲁迅挑好了书,然后就在沙发上坐下来,一边喝着内山的妻子美喜子送过去的茶,一边点上烟,指着挑好了的4本书,用漂亮的日本话说:

“老板,请你把这些书送到横滨路景云里23号去。”

内山立刻就问:“姓名?”

“周树人。”

“什么?你就是鲁迅先生么?久仰大名了。听说您是从广东到这边来的,可是因为不认识,失礼了。”

鲁迅和内山的友谊关系就开始了。内山完造1913年来上海,在“大学眼药”房负责经营业务。1916年初,与美喜子结婚,次年开了内山书店,销售日文书刊。他有进步思想,关心中国的文化事业,很早就听说过鲁迅的名字,景仰他的战斗业绩。

因为居住的近便,鲁迅每每散步似地来到内山书店。内山为了留顾客叙谈,特在店里腾出一片地方,设了茶座。这设备是一般书店所没有的,很便于联络感情,接待朋友。后来,鲁迅也乐于利用这一设备,时常去,每去必座谈。时间长了,还用它来作为约会朋友的地点。

在日益加深的交往中,内山曾向鲁迅说明:

“就是不出卖朋友的人,在日本人中也有的。”

这就无异于明白表示:“请放心,尽管环境艰险,我也一定保障你的安全。”

经过仔细的考察,内山全家连店友在内,对鲁迅的好意确实如此。在后来任何险要的情况下,内山始终如一地忠实于他们之间的友谊,并设法维护鲁迅的安全。内山不愧是鲁迅“亲如兄弟”的朋友。

内山夫妇后来病逝,都葬在上海万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