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彬、周雷编《红学世界》论述了各家对《红楼梦》研究的方向。
1980年8月22—24日，台湾《联合报》刊登了“《红楼梦》研究的未来方向”座谈会报告，周策纵归纳《红楼梦》研究的六个方向：［1］
一、 从史学的观点来研究，如探讨《红楼梦》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曹雪芹家世和历史背景等。
二、 从思想的观点来研究，也就是义理方面的研究，研究书中对传统、对政治思想的态度。
三、 从语言学观点来研究，如《红楼梦》语言的文法，或用电脑来统计分析书中的用词用字。
四、 从各种学科的观点来研究，即从以上史学、哲学、语言学外，还可从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观点来研究《红楼梦》。
五、 从比较文学的观点来研究，分析它的优点缺点，文学技巧，以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和西方文学批评方法来探讨，拿《红楼梦》和世界其他文学巨著比较研究。
六、 方法学上的研究，研究《红楼梦》需要很多资料及工具书；并注重研究《红楼梦》的基本态度和研究方法。
六个部分中以史学的研究部分做得最多，比较文学做得不够。
在同一份报告里，李田意用考据、义理、词章来概括红学研究的范围。他指出过去(20世纪80年代以前)考据的成就最大，义理和词章做得不如考据多。关于词章的问题，在语言学、修辞学上各人的见解不同，解释不同；虽然如此，应该继续再做。［2］
其实考据是史学的范畴，义理是思想和比较文学的范畴，词章就是语言文字和方法的范畴。
白先勇也在报告中指出：《红楼梦》一样非常重要的贡献是“对话”，它的写实在对话里达到艺术的最高峰，以他所读过的中、外小说中，如果以对话的技巧来说，《红楼梦》要得第一。《红楼梦》的叙述手法依赖对话非常大，可以说整本书的叙述离不开对话，只要人物一开口就有个性。《红楼梦》用对话把人物的特性、情节的推展运用到极致。［3］
综合周策纵、李田意、白先勇三家的说法，《红楼梦》研究不足者乃是比较文学和词章部分，而《红楼梦》对话的成就，白先勇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他认为在中外小说里，技巧上是第一，可见《红楼梦》对话在文学技巧上的地位。
冯其庸在1986年哈尔滨国际文学研究会上，发表《红学的展望》一文，指出红学的研究应该继往开来，在“继往”的基础上，开发新的领域；或者在前人的研究的课题内，发现新的问题，开拓新境界。“开来”就是要求人们必须有努力学习和认真实践的勇气，在学术上开创新局面，提出新问题，作出新结论。他认为学术是有时代性的，每一个学术领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就会出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面貌。［4］
然而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评论家对外国学者研究《红楼梦》，提出他们主观的见解，认为外国学者应用外国理论评《红楼梦》，有机械搬用或生硬搬用的毛病，但他们也提出了积极的一面，要研究者回到《红楼梦》的原始资料和民族传统中。
1981年，郭豫适在《应当重视红学史的研究工作》一文指出，“由于对外国文艺理论和批评标准存在着机械搬用毛病，所以这类文章也存在不切实际的错误的一面”。他说对于外国的东西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我们不能离开本民族文化传统特点来研究《红楼梦》。［5］
1982年，胡文彬在《红学世界面面观》一文指出：“国外的红学研究，重点在小说的结构，艺术成就的分析，这是他们的优点，也是他们的缺点。他们对曹雪芹生活的时代，家世环境缺乏了解，必然对《红楼梦》所反映的社会内容、表现方法，以及小说主题思想不能深刻理解”，又说：“国外的红学研究多采用一些西方文学批评的方法，如比较法、结构主义方法等等。但是，我们看到的一些红学文章多半是生硬地搬用这些方法，忽略了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故乡是中国。因此，对于国外的新的研究方法，我们的态度一是不拒绝试用，二是要分析，万不能视外国一切皆好，盲目地照搬照用。”［6］
胡文彬客观地要国外的研究者熟悉曹雪芹的时代背景，以及《红楼梦》所反映的社会和主题思想等，有了这些基础对研究《红楼梦》时采用西方理论，就知道如何斟酌取舍。
到了1986年，胡文彬在《当代红学研究刍议》一文提出另一崭新的论点，他认为红学研究可以从读者群的角度出发，注意其社会价值功能。从这里也看出他见解的开放，不再对西方理论有所顾忌及排斥，他把已出版的红学论著分为四类：［7］
一、 以红学研究的专家们为读者对象的作品，如家世考证，档案史料的编纂，版本源流的考辨，脂评的整理和研究等。
二、 以普通群众为读者对象的作品，如通俗的讲解、艺术赏析、词语汇释等。这一类的著作能够对整体的社会意识起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 以语言学家、剧作家、画家、建筑家等为读者对象的作品，如方言俗语研究，电视剧改编，大观园等园林研究等。
四、 以当代作家、文学史家为对象的作品，如人物论、语言艺术、小说史上的渊源研究等等。
这样的方法是站在读者的角度，看出红学研究所发挥的功能，研究所用的方式和经历的途径，也为红学研究概括新的方向。
因此，无论从哪一个方向去研究，对《红楼梦》的第一手资料要有一定的了解，要回到原始资料，精确求证。如果采用西方理论必须运用得当，举出实例引证，避免机械搬用。
1992年，杜景华《坚持学术宗旨，进一步办好刊物》说到今后的设想，在1990年到1991两年间发表的研究中心主题有：关于贾宝玉研究，《红楼梦》结构的研究，《红楼梦》文化意义和审美层次的研究，后四十回研究，以及关于脂评研究。这些文章的作者企图以新的角度，进行研究探讨，基本是言之有据，给研究者许多新的启示。［8］而1992年，林以亮《红楼梦新定位》一文说：“文学批评只有更提高它的地位，使它真正厕身于世界伟大小说之林。”［9］
1993年，赵景语在《说不尽的红楼梦——兼谈红楼梦的研究方向与方法》说明研究方法大致分两种：一种是闭锁型的方法和评点、索隐、考证、辑佚等；一种是开放型的方法，如评论、赏析、比较文学、交叉学科等。中国的红学研究基本上是属于闭锁型的，他本身在研究的过程中，探索一套“五结合”的模式：即传统与现代科学方法相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组合，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相结合，社会科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相结合，国内研究和国外研究相结合；要敢于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的先进理论及方法。他指出目前研究文学的现代方法约有二十几种，其中主要有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数学方法、心理批评、原型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社会学批评，法国、美国、苏联流行的比较文学方法等，他们的共性是注重多样化和精确性。这是研究《红楼梦》学者共同目的。［10］
综合各家的看法，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避免硬套外国理论的观点，不过一般上大家同意中外平衡理论探究的途径。到1990年代和2000年，研究可谓继往开来。西方理论应作为一种工具，辅助我们具体剖析《红楼梦》的艺术特点，以及提供新颖的视野；然而这一切都建基于《红楼梦》的文本分析，绝非削足适履，将西方理论作为预设模式强植入《红楼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