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信任孕育着影响正常依赖需要的障碍。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成年人无法让自己既需要另一个人，同时又对这种需要加以限制。他们通常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渴望完全满足自己的依赖需要，而事实上这是办不到的；不然的话，就是拒绝一切依赖他人的正当机会。他们信奉这种哲学：“人人都必须靠自己的双脚站立。”
对正当的依赖性的容忍程度的大小，决定了一个人能够接受及应付躯体或精神疾病的最高限度。有些人否认依赖需要的存在是出于某种个人既得利益，失去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力或控制权对他们的威胁特别大。这种人抑郁时，他们的无能感会象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初出现的迟钝和精力集中障碍本身可能并不严重，但对自身感情失去控制的感觉会迅速恶化抑郁情绪，有时竟能达到惊恐万状的地步。
许多人对独立这一概念认识不清，认为独立意味着完全脱离依赖需要。事实上，无论一个人能力有多大，自信心有多足，总会有那么一些时候，那么一些处境，需要依赖他人。真正的自力更生需要的是充分重视这一事实。过分要求独立，妨碍了许多人在需要时伸手向专家或个人请教。
夫妻间绝大多数的冲突都涉及对依赖性含义的模糊认识，而这种情形又被传统的、但已过时的说法弄得愈发混乱。这种说法认为依赖性是一种与性别有关的品质。女性应该有依赖性，而男性的依赖权利则横遭否定。主动性和自我决定与女性是格格不入的，而需要依赖某人则是和男性不相容的。虽然妇女解放运动进行了大量教育工作来帮助人们改变某些有关女性的错误观念，但目前人们依然持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成见：男子汉大丈夫片刻也不能有孤苦伶丁的感觉。
就在短短十年之前，妇女上精神病诊所要求维持婚姻家庭完整还是很常见的事。可能是因为丈夫十分冷漠、很难相处。也可能因为丈夫另有所爱，想和别的女人一起生活。做妻子的不管爱不爱丈夫，对于家庭结构十分依赖，对于家庭崩溃可能造成的后果惊恐万状。在过去的几年中发生了一种令人费解的逆转。现在往往是做丈夫的前来向专家请教，希望能维持家庭，通常是“为了孩子们的缘故”。另一方面，妻子则闹着要离婚，不一定是另有所爱，而是出于一种被压抑的怨恨，加上想逃脱生活的“压迫”，走出去“于自己的事情”。
在有些情形中依赖需要一开始就异常强烈，对有些人来说，婚姻或任何爱情关系中的亲密成了依赖的温床，这种依赖可能严重得令人丧失个性。一位结婚不满半年的二十三岁的妇女说道：“没有丈夫我对一切都失去兴趣。我过去经常打网球，拜访朋友，独自上电影院。
结婚前夕我辞去了工作，待在家中照管房屋的设备。可现在我什么也不想干，我已经几个月没跟女友们打电话了。我整天感到疲乏，白天看电视，但大部分时间我是在等待伯特回家。
他喜欢周末玩高尔夫球，我恨它。他不在身边时我感到寂寞。”和丈夫在一起时她生气勃勃、精神焕发，丈夫一离开便无所事事，毫无目的。她在感情上未依恋过别人之前，是不会料到自己潜在的依赖性会有如此厉害！
在工作环境中也能看到同样的过分依赖。比尔·福来特由于成长环境的影响，养成百依百顺的品质。起初他依赖学校里老师的认可，到了公司里就依赖上司。他在一家很大的保险公司任职，是估计意外保险赔偿额部门的经理。他的顶头上司是公司的副总裁，一位脾气乖戾、爱发号施令的人。他很赏识比尔，但对比尔也十分吹毛求疵，有好几次他甚至阻止比尔提升到公司更好的职位上去，以省却找人替代的麻烦。比尔的精神状态之所以起伏不定，与深受这位上司的影响有关。当比尔得知由于这位上司从中作梗，使他几次痛失晋升良机，心中便无比愤慨。但他还是继续干他的本职工作，仍然十分依赖从上司那儿偶然得到的一两句褒奖之词。有时他也考虑过离开这家公司，但腾不出时间和精力去另寻工作。“看来我是摆脱不了这个工作了，”他断言，“我似乎别无选择。”
极端的依赖会造成自尊心的丧失，并随之诱发慢性抑郁症。抑郁症有一种给自己补充养分的办法。比尔获得他上司们的吝啬的赏识越多，他对于赏识的胃口越大。长期住院的病人——无论患的是躯体还是精神疾病——丧失了原有的应付日常生活所需的胜任感。病人住院的日子一长，他们由恐惧和抑郁引起的孤苦伶丁的感觉就会加剧。近年来有关缩短精神病人住院期限的努力便是建立在这一观察基础之上的。脱离日常生活需要几个月之后，病人逐渐习惯了一种不那么咄咄逼人的生活常规，这使他们对于日常事务的自理能力失去信心。医院外的日常生活在他们眼里变得不真实了，他们对医院生活的细节越来越专心，第一次跨出医院大门时往往十分害怕。“我能行吗？我会倒下吗？我真的需要出院了吗？”尽管住院生活既贫乏又单调，但病人信佛像个婴儿，为了让他自己站立起来，必须让他跟医院“断乳”。
类似的治疗问题也可以在老年护理中看到，只要老年人在熟悉的环境中能对付得了日常生活的需要，他们的机能通常能正常运行。一次意外的疾病迫使他们住进医院或康复病院，则往往会导致他们生活自理能力急剧衰退。大事小事一概依赖护士，而本来这些事他们完全可以自理的。如果这一强制条件持续时间过长，许多人会发现再想回复到合理的自足水平已永远不可能了。
生活中有些阶段里的依赖需要最可能成为冲突的源泉，这些阶段也正是最容易得抑郁症的时候——例如青春期。青少年既要求离家独立，又需要一种安全感：一旦出了什么岔子，自己知道家庭仍在身旁。他们就在这两种需求之间来回折腾。
如果做父母的未能理解青少年需求中的这一微妙平衡——子女们的过分自信是如何与失败的恐惧和多愁善感相互冲撞的——这样的父母会严重伤害孩子们正在形成的自立意识。
“爸爸在所有时候都流露出对我失去信心，”一位十六岁的男孩说道，“他始终在贬低我，他把我跟更有运动天才的人比，把我跟学校中的尖子比。每当我犯了错误，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过失，譬如那次我坐错了一班去乡村的火车，害得他在车站多等了二十分钟，他便朝我咆哮。我是个怎么样的人全取决于他怎样看待我，而不是我要怎么样。看来他还没有意识到这点。”
退休也是依赖与抑郁的多发时期。“我从未想到自己如此需要工作，要让自己适应起来真难哪！在公司一口气干了三十多年，迈进同一个办公室，见到同样的朋友，你便陷入了一种常规。现在，突然一下子，这一切已成往事，把一切都从你身子底下抽走了。孩子们也走了，只剩下我和老伴。对我们来说唯一靠得住的就是我们越来越衰老。”
从依赖的横桔中挣脱出来必然是痛苦的。就象嗜毒成性一样，人们对于一个或一件事物的依赖也会由习惯而上瘤的，戒除这种习惯时出现的症状也同样严重。
更为复杂的是，无能本身可能使人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人们可以从依赖性之中捞取大量不正当的外快。当无能给无能者带来好处时，当依赖者意识到在自己影响所及的范围内他只凭一事无成便能支配局面时，任何群体——特别是家庭——可能会由于这种手段而使主动性丧失殆尽。
使用无能来控制他人时经常需要的人——或者至少是一个对相互依赖的本质不理解的人。任何回复健康的独立意识的努力，必须涉及转变这种人的态度：使他们不再有意无意地怂恿那些抱着无能不放的人。
制造抑郁诱发环境的原则
每个人与自己环境之间经常有相互作用，这一相互作用处于动态。当个人所处的环境中发生事件时，他会对此作出反应；这一反应随即又在环境中产生反作用，对此他又将作出反应。
人们受外界影响的难易程度千差万别。有些人对周围发生的事高度敏感，另一些人却无动于衷。对敏感的人来说，环境对情绪有很大影响。他们周围的世界可能经常地印证他们健康的自尊意识，允许他们表白自己的感情，向他们提供充满希望的氛围。反之，有些人的周围环境不支持个人的自我，妨碍人们的自立，不断挑起敌意却同时阻止它释放，诱发不必要的负罪感，引起人们的孤独与被冷落感。这样的环境被称作抑郁诱发环境，它使大部分置身其中的人罹患抑郁症。
挖苦实质上是一种贬低，它对于挖苦对象能造成多大程度的伤害呢？这取决于对方的自尊心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挖苦者的看法，以及该对象遭受这类攻击的次数多少。
抑郁诱发环境使人们的自尊心得不到合理的支持，事实上，它通常狠狠地削弱自尊心——或者一再激起各种情绪与冲突。对此，一个感情脆弱的人唯一的应付方式就是抑郁。这种环境产生的效果可能十分微弱，也可能相当强烈，这要看抑郁诱发因素的强弱程度及其顽固程度大小。
除非一个人已经得了抑郁症，人们通常对于来自与已无关紧要的人挑衅不是宽容不究，便以短暂的发怒作为反应方式。但倘苦攻击他的那些人对他来说正是十分重要的人：他特别珍惜他们的爱和尊重，那么这种攻击造成的负罪感或无能感对他的冲击便格外强大。尤其是当指责不是针对争论中的主题，而尽是些与主题无关的人身攻击时，情况更是如此。
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自己信任的人对他的看法。通过这些人发表的意见，人们对于自己属于哪一类人的想法或是更加明确，或是愈发模糊。上司一句夸奖能印证他的自我评价：“我干得不坏。”相反，由于上司作梗痛失一次应得的提升机会，工作出差错时挨了当面批评，或者工作挺有成效却得不到赏识，凡此种种都会在大多数人心中滋生一种痛苦、怨恨和怀疑自己能力的混合物，并会导致抑郁。在夫妻双方的相互作用中，如果一方老是听到：“我一切正常，你不太正常”的话，这样的处境会粉碎任何人的自我价值。除非他与世隔绝，或者麻木不仁，以致于指责和抵毁无法触及他。
如果从关系密切的人那儿获得的评价既混乱又歪曲事实，那么可以预料，这样的评价会对人的自我评价产生破坏作用。有时投过去的问题更象是非难：“你为什么总是发脾气？”
“为什么你这样自私、不识好歹？”“你为什么不是个像样一点的妻子？”这类问题会在对方心头滋生困惑和疑虑。即使这种非难不无道理，它们更可能激起的也只能是对方的自卫情绪而不是内省力。假如这些非难不真实，缺乏事实根据，那它们与其说是反映指责对象的行为，更象是反映指责者的内心冲突或歪曲的看法，这时它们会严重威胁被指责者的自我性格意识。
抑郁诱发环境是由成千上万语言的或非语言的表达构成的。它们会在感情脆弱的人心中诱发自尊心的丧失、负罪感、无法表达的愤怒，以及一种得不到理解的持续感觉。
在家庭或组织内部，对一种人来说是抑郁诱发的环境，对另一种人可能不是。他在大学里是个尖子，不需要靠分数的印证来支撑自尊心。他还是个开拓型的人。他发现律师事务所刻板的章程使人很难施展才干。经过一段令人气馁的日子，在此期间他又跟顶头上司多次激烈地争论，他辞了职，来到一家规模较小的、也不算太有名气的公司任职。这里的要求规定得不那么死板，他可以直接去找任何一位公司首长，公司鼓励他承担力所能及的重任，他满怀新的希望与热情开始工作。
正如组织严谨的机构容易使自我实现型的人罹患抑郁症一样，结构松散的团体对需要严明的纪律并从中感到安全，从而能有效地发挥才能的人来说也极易诱发抑郁症。
个人的判断会屈从于形式和程序。当工作人员越来越适应这种体制，他们便丧失了原有的决策能力，应变能力也随之消失。建设性的行动被强制行为、迟疑拖沓和卡夫卡模式所代替，每项议题都必须通过这些模式，无论需要花费几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
这种环境由于缺乏反馈会以一种微妙的方式令人感到抑郁；它向环境内部的成员隐瞒他们的抑郁感。
有些忧郁诱发环境具有这一特征：它主要是由已经处于慢性抑郁状态却还未意识到这点的人所构成。他们的抑郁最初是由私生活中的冲突造成的，他们随即又将这些冲突带进工作环境：结果事情往往以干劲更足、独立意识更强的成员的退出而收场。留下来的人散发出一股碌碌无为的气息，似乎与环境中的气氛十分和谐，并不断地彼此加深内心的抑郁。
抑郁症是一种传染病。在精神病院治疗抑郁病人的医生护士在一天结束、离开工作岗位时，时常感到精疲力尽，毫无意义。在上班的那几小时里，病人诉说自己的不幸，抵制医生的肯定与鼓励，顽固拒绝与他人交际，不愿参加娱乐活动。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病人包围之中，医务人员觉得自己也染上了他们接触的悲观主义和绝望感。即使他们受过专业训练，并意识到患者中的许多人最终能得到治愈，这样的情形还是很常见。换言之，抑郁症患者能够创造出自己的忧郁诱发环境。
任何团体，不管是家庭、企业还是政府，影响环境心理素质的最主要的人物是领袖。
在企业界是总经理和他的直接副手，在宗教组织中是修道院长，在家庭里是父母。环境的基调是和他们的巨大影响分不开的，团体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团体领袖的特征。如果领袖是抑郁诱发型人物，环境也大同小异。
制造抑郁诱发环境涉及的原则无论对大组织还是小组织——譬如家庭都一视同仁。在家庭中引起抑郁的最常用的手法包括以下几条：
由一个或一个以上家庭成员掌握控制权，阻止其他成员享有一定的独立。
诱发对脱离家庭的焦虑心理，助长依赖性；使较为恋家的成员深信若无家庭的精神支持，他们连一天也活不成。
发送自相矛盾的信息来削弱对方的自尊心，同时阻止他正当的自我防卫，诸如：“我爱你，尽管你是这样的一种人。”
以迫使对方感到负有责任的伎俩不断诱发他的负罪感，而不顾事实真相如何。
曲解对方的目的和动机，从而使地位不太巩固的成员怀疑自己的看法，即使他们的看法更为正确。以起源于眼红与妒嫉的竞争来感染家庭成员间的相互作用。
制造单调、乏味的环境。
绝不允许任何成员公开流露感情，特别是正当的愤怒反应。
使用慢性抑郁来间接表达愤怒，在此过程中使他人不知所措、内疚和困惑。
阻止公开、直接的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