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初，在升官发迹的舞台的幕后，长州藩的武将在作最后的顽抗。长州藩的首领田中义一将军——一个接替前辈实力派、搞权术的山县的头脑简单的家伙——召集陆军中的元老们在他家开了一次会。他扬言：“我们面临着萨摩藩的阴谋。让我们彻底粉碎他们。”六个月后，长州藩的一些将军和少数政友会的同盟者，仅得以在公众面前保全了面子。他们获准去搞垮这个卑躬屈节的、臃肿的清浦内阁，条件是他们要接受陆军的改组计划。1924年6月，由戴单眼镜的外交家加藤高明组成新内阁，此人在十年前曾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新内阁把陆军的清洗当作一项例行的经济措施而满不在乎，而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普选法的新问题方面。自1902年以来，所有的日本自由党人都在为取消三日元的人头税而斗争；这时加藤首相和裕仁表明态度，赞成取消，同时又赞成把全体选民从330万人增至1400万人，使25岁以上的男人都有选举权。保皇派的报纸却捏造了一些反对增加普选人数的极端守旧的评论员写的文章，于是一场无中生有的大论战充斥于报纸的头版上。当全国的注意力被转移时，陆相宇垣却站在一边没有受人注意，他表面上是对陆军进行“裁军”，实际上他正在军官团中进行一笔复杂的讨价还价的交易，通过这笔交易，所有最重要的长州藩将军连同一批经过选择并给以补偿的萨摩藩将军和其他藩族的将军均自动辞职。约有2000名军官被裁减，另外在一开始似乎有8万名左右士兵与他们一起退伍。第十三、第十五、第十七和第十八四个师团被宣布解散，但这些师团中的许多中队和大队则不予触动，待命处理。当许多长州藩族的军官退伍后，他们的部队重新被分配去充实还保存着的师团，或到新成立的辅助部队去充当军官。当这项工作结束时，只有33894人和6098匹马被裁出陆军，原来看来要退伍的46000多名士兵重新被编入部队。此外，强制军事训练时间被缩短到六周，以便万一在全国动员时，政府能为每个男青年提供一些靠得住的基本训练。为了弥补训练时间的不足，组织了有1200名教官的陆军教导团，其成员被分配到著名的高等学校和预科学校。体育教官保证每个青年在服役前要学好尚武精神的原则、列队操练、军刀和步枪操练。他们通过对教职员的恫吓威胁，在以后几年中将逐步严密地控制课程，于是，日本的教育就成为一种教条口号式的平淡乏味的教育。当陆军改组计划逐步地一个营一个营地展开时，被裁减的长州藩军官在私下大发牢骚，但在公开场合，竟不可思议地毫无怨言。这种沉默，一方面归因于日本士兵遵守命令和纪律；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三羽鸟”所制订的人员计划的高明。他们在开始改组时。已把裕仁的年轻军官党羽分配到所有最要害的岗位。“三羽鸟”中为首的永田铁山中佐在1924年，亲自在行将撤销的一个联队中担任了四个月的军官，该联队驻于长州境内，由长州藩族的军官担任联队干部。他巧妙地使用政治权术，防止了该联队士兵所策划的一场哗变。到了1925年3月，当撤销四个师团——四幅先辈在其周围牺牲的神圣战旗——的消息最后公诸于众时，裕仁皇太子的地位已经如此巩固，以致他在贵族院的宠信们得以在普选法案上加上一条附款。当普选法在1925年5月5日获得通过时，它的支持者还保证投票赞成治安维持法。这个功劳在很大程度上要归诸裕仁的老大哥，那个瘦长衰弱的藤原族近卫公爵，此人在十年之后，也就是在蹂躏南京期间以首相身份主管基本政务。这个法案被人攻击为“危普契尼险思想法”，因为它使警察几乎拥有无限的权力来镇压持不同政见的人。它于1925年5月12日在议会没有经过多大辩论就通过了。这是通过普选法后一星期的事。15年后，它将使近卫公爵得以把普选改变成普遍协议，从而组成了一个虔诚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单一大政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