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的时代，倘若有人有意害你的话，最简易而巧妙的办法，是不管你平日的实际言行怎样，只要随便硬把一个犯禁的什么派或什么党的帽子戴到你的头上来，便很容易达到他所渴望的目的；因为这样一来，他可以希望你犯着“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几条，轻些可以判你一个无期徒刑，以便和你“久违”“久违”，重些大可结果你的一条性命，那就更爽快干净了。
记者办理本刊向采独立的精神，个人也从未戴过任何党派的帽子。但是近来竟有人不顾事实，硬把和我不相干的帽子戴到我的头上来。有的说是“国家主义派”，读者某君由广州寄来一份当地的某报，里面说“你只要看东北事变发生后，‘生活’周刊对于抗日救国的文章做得那样的热烈，便知道它的国家主义派的色彩是怎样的浓厚！”原来提倡了抗日救国，便是“国家主义派”的证据！那只有步武郑孝胥、谢介石、赵欣伯、熙洽诸公之后，才得免于罪戾！
不久有一位朋友从首都来，很惊慌地告诉我，有人说我加入了什么“左倾作家”，我听了肉麻得冷了半截！我配称为什么“作家”！“左倾作家”又是多么时髦的名词！一右就右到“国家主义派”，一左就左到“左倾作家”，可谓“左”之“右”之，任意所之！如说反对私人资本主义，提倡社会主义，便是“左”，那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义”里讲“平均地权”，讲“节制资本”，讲“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何尝不“左”？其实我不管什么叫“左”，什么叫“右”，只知道就大多数民众的立场，有所主张，有所建议，有所批评而已。
最近又有一位读者报告给我一个更离奇的消息，说有人诬谄我在组织什么“劳动社会党”，又说“简称宣劳”，并说中央已密令严查。这种传闻之说，记者当然未敢轻信。甚至疑为捕风捉影之谈。这种冠冕堂皇的名称，我梦都没有梦见过，居然还有什么“简称”！我实在自愧没有这样的力量，也没有这样的资格。
有一天有一位朋友给我看，某报载张君劢等在北平组织国家社会党，说我“已口头答应加入”。那位记者不知在哪里听见，可惜我自己这个一点不聋的耳朵却从未听见过！
我们在小说里常看见有所谓“三头六臂”，就是有三个头颅，也难于同时戴上这许多帽子，况且区区所受诸母胎者就只这一个独一无二的头颅，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实觉辜负了热心戴帽在鄙人头上者的一番盛意！
根据自己的信仰而加入合于自己理想的政治集团，原是光明磊落的事情，这其中不必即含有什么侮辱的意义。不过我确未加入任何政治集团，既是一桩事实，也用不着说谎。我现在只以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资格主持本刊，尽其微薄的能力，为民族前途努力，想不致便犯了什么非砍脑袋不可的罪名吧。
要十分客气万分殷勤硬把不相干的帽子戴到区区这个头上来，当然不是我个人值得这样的优待，大不该的是以我的浅陋，竟蒙读者不弃，最初每期二三千份的“生活”，现在居然每期达十余万份（这里面实含着不少同事的辛苦和不少为本刊撰述的朋友的脑汁，决不是我一人的努力），虽夹在外国每期数百万份的刊物里还是好像小巫之见大巫，毫不足道，而在国内似乎已不免有人看不过，乘着患难的时候，大做下井落石的工夫，非替它（“生活”）送终不可，而在他们看来，送终的最巧妙的方法莫过于硬把我这个不识相的家伙推入一个染缸里去染得一身的颜色，最好是染得出红色，因为这样便稳有吃卫生丸的资格，再不然，黄色也好，这样一来，不幸为我所主持的刊物，便非有色彩不可，便可使它关门大吉了。我的态度是一息尚存，还是要干，干到不能再干算数，决不屈服。我认为挫折磨难是锻炼意志增加能力的好机会，讲到这一点，我还要对千方百计诬陷我者表示无限的谢意！
（原载1932年10月8日《生活》周刊第7卷第4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