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贫民窟里办报馆，布置起来确是一件怪麻烦的事情！我曾经说过，我们的报馆所在地的利源东街，是夹在两条最热闹的街道的中间。在那两条最热闹的街道上，各店铺里的卫生设备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在地下都装成现成的沟筒，他们都可以装设抽水马桶和有自来水冲的白瓷小便斗。但是利源东街离这两条大街虽不过几步远，情形便大不同了。因为那条街上的住户根本没有力量享受卫生的设备，所以地下根本就没有什么卫生设备适用的沟筒。你独家要装设也可以，不过先要就马路的下面装设沟筒，从大街的地下沟筒接到屋里的地下来才行。
这项工程至少要花掉一千多块港币，合华弊要近两千块大洋，这当然不是我们这样的穷报馆所出得起的，只得想都不去想它。那几天我常常到报馆里去视察修理工程的进行，屡次有“苦力”模样的不速之客跑来盘问，他讲的是广东话，我一窍不通，但是他却“锲而不舍”，找个懂广东话的朋友来翻译一番，才知道他为的是马桶问题。原来在那个贫民窟里倒马桶的生意，也有好几个人要像竞争国选那样地热烈，争取着“倒权”！他们的这种重要的任务，却也很辛苦，每夜1点钟的时候，就要出来到各户去执行“倒权”的；在取得“倒权”以前，还要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争。在我们呢？马桶问题倒不及他们那样着急，因为我们把第二层的后间那个小厨房粉刷一番，叫木匠师傅用木板来隔成两个小间，买两个白瓷马桶，加些臭药水，还勉强过得去。所要设法解决的是小便所问题，我原想买个白瓷小便斗，装在自来水龙头下面，斗底下装一个管子，通到下层地下深处的泥里去；这样可以不必以后弄为尾闾，稍稍顾到公众的卫生。主意打定之后，便和一位能讲广东话的朋友同跑到一家专卖白瓷抽水马桶和白瓷小便斗的公司里去接洽。那公司里的执事先生们听说是个报馆里要装白瓷小便斗，以为是一件很阔的生意经，很殷勤地特派一位“装设工程师”到我们的报馆里来设计，我们觉得却之不恭，只好让他劳驾。那位“装设工程师”一踏进我们的小厨房便摇头，他说在这里要装设白瓷小便斗，先要打样绘图呈请香港政府核准，领取执照，否则便是违法的行为，干不得！我问他，在那条街上一般住户都是在厨房的水沟里随意小便，使厨房和后弄都臭气薰蒸，是否也要呈请香港政府核准呢？他知道这是开玩笑的话，彼此付之一笑。但是小便所问题还是未得解决。最后只得雇泥水匠，用白瓷砖就水沟的洞口砌成一个方形的大斗，下面挖洞，每日由茶房负责倒水冲几次，由那里还是要流到后弄去，那也就无可如何的了。这在该处的泥水匠是一个新式的“工程”，做得不对，以致做了又拆，拆了又做，经过几次的麻烦，才算勉强完事。
当然，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天下事是终要水落石出的。在登记完毕以后，是谁在那里主办，终要被香港政府知道的。不过英国人素以“法治”自许，在法定的手续完毕之后，除非你的法律上犯了什么罪名，他们是不好意思随随便便取消你的登记的。最糟的是在登记的时候，他们如果已在疑心生暗鬼，便要干脆地不准许；在已经准许之后，却不致随随便便取消你的登记。这种“法治”的实质究有几何，姑且不论，但说来好笑，据说住在香港的一般广东老，遇着与人吵嘴的时候，他常要这样地警告对手的人：“你不要这样乱来，这是个法治的地方呵！”无论如何，后来香港政府的警务处终于知道那个报是我在那里主办的；这不足怪，因为他们有侦探，这种情报当然是可以得到的。
这虽不致就取消我们的登记，但是既受他们的严重的注意，就不免要增加许多麻烦。他们要进一步抓到我们的把柄。有一次香港某银行的经理，因为香港政府禁止青年会民众歌咏会的事情去见警务司，刚巧我们的报上发表一篇鼓励这歌咏会的社论，那位警务司便再三向他诘问我为什么要在香港办报，并老实说他们无时不在严重地注意我。同时有朋友来告诉我，说警务处曾有公文到新闻检查处（香港政府设的），叫检查处每天要把检查《生活日报》时所抽去的言论和新闻汇送到警务处察阅。他们的意思以为已经检查过的东西不会有什么毛病，被检查抽去的东西便一定要露出马脚来，一旦被他们捉着可以借口的证据，那就可以开刀了！这可见我们当时所处的环境的紧张。但是事实究竟胜雄辩，他们的侦探，他们的检查员，费了许多工夫之后，所得到的最后结论却很妙，他们说：“这只是几个读书人办的报，没有什么政治的背景！”倘若他们所谓“政治的背景”是指有什么党派的关系，那我们当然是丝毫没有，他们的话是完全对的；但是我们却未尝没有我们的背景！我们的背景是什么？是促进民族解放，推广大众文化！我们是完全立在民众的立场办报，绝对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办报却也有我们的宗旨。我们的宗旨是要唤起民众，共同奋斗来抗敌救国。
但是我们总算侥幸得很，在他们的那个“最后结论”之下，我们少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我们不但得到警务处的谅解，而且也得到新闻检查处的谅解。
但是这个意思却也不是说新闻检查处就一定没有麻烦。关于香港的新闻检查处，有它的很有趣的特别的情形，留待下次再谈。
（原载1936年9月6日上海《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1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