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于3月2日上午10点27分钟离开荷兰的商业首都阿姆斯特丹，当夜9点3刻到柏林。
到柏林后，常听到德国人互相见面打招呼时，不像法国人之叫“Bon jour”（日安），或英国人之叫“How do you do？ ”（你好？），却叫着“Heil Hitler！”（大概可译为“希特勒万岁！
”）这大概是捧领袖的意思，虽则有些德国朋友私下告诉我，说有许多是在威权压迫之下，要保全自己的饭碗，不得不这样叫一下，在实际上所叫的不是希特勒“万岁”，是他们自己的饭碗“万岁”！
此外在照相馆玻璃窗内所陈列的，满山满谷的形形式式的希特勒的相片；在雕刻铺子或铜铁铸像铺子的玻璃窗里所堆着排着的，也是大大小小无微不至的希特勒的造像，这大概也是捧领袖的意思。这类相片或是造像里所表现着的希特勒，当然都是威风凛凛，神气活现的态度。
他的政敌里面有的竟敢恶作剧，不知怎样弄到一张呆头呆脑的照片，据说是希特勒一岁时候的真面目，拿来各处广发！还有人把他的相片另印一下，在头发上面加一个小小的列宁的相片，和发纹稍稍混乱，使人粗看不知道，略一细视，才看得出，也拿来用秘密方法广播全国，党老爷们（国社党）也许还很热心地帮同推广，以广宣传，后来发觉，极力禁止，却也“宣传”得不少了！
讲领袖政治的，大概都很提倡对于领袖的盲目的奴性的服从。（服从原也有好的方面，如服从真理，服从所信仰的主义，服从正当的规则及值得服从的人物等等，但和盲目的奴性的服从，在性质上当然有很大的差异。）像意大利由法西斯党所办的青年团团员正式加入做党员的时候，必先宣誓“愿无讨论地（Without discussion）执行领袖（Il Duce，指墨索里尼）的一切命令……”我在德国时，也常常听见这里有几万公务员，或那里有几万国社党党员，聚拢来举行大规模的宣誓礼，最重要的一句话，是“绝对服从希特勒”。
无论什么性质的集团或机关，只须是有“群”的形式，在职务上的需要，当然有领袖的必要；就是我们寻常组织一个旅行团，如人数较多，为种种事务上的便利和需要计，我们也常要公推一个适于做团长的人，代表大家的公意和需要，主持一切，他的最重要的任务是要能把这一团人所要解决的事情解决掉，倘无法解决而又装腔做势，尽管吹牛，谁来睬他！倘若这个团长仅勾结几个坏蛋，为少数人的私利，摧残大多数团员的福利，用残酷手段压迫大多数团员，还要以“领袖”自居，认为“领袖”是天生的，你们这般团员活该像奴隶似的受统治，这又成了什么话呢？
现在德国各校所用的历史教本，除由政府所承认的教本之外，还由政府所选任的“历史家”特著种种补充的读物，最重要的是叙述希特勒的发难和他的“主义”，目的在造成“以爱国心、种族的意识和领袖制为基础的更伟大的德意志”。试举其中有一册是“1914至1933年德意志民族的复兴”，就说“在德国最困苦的时候，在德国正临着深渊的时候，上帝又在希特勒的身上，给德国人民一个伟大的领袖”。这和我国的无知乡民相信“真命天子”的观念有什么分别？不过一方面是在中国乡民中之无知者，一方面是出于素以科学发达闻于世的德国的“历史家”罢了。（注：以上引证语见《每日先驱报》，1934年5月10。）现在这种领袖制，德国不但在政治上采用它，并极力输入全国其他的各种组织里面去。例如德政府在1月间新颁的“劳动法”（Labor Law），便把雇主认为“领袖”，把他的工人认为“服从者”。这些“服从者”依法虽也有组织所谓“信任委员会”（Confidential Council），但这个委员会的候选人却须由“领袖”——即雇主——会同国社党的“工厂细胞组织”（FactoryCell Organization，即国社党所包办的工会组织）的书记，共同圈定之后，再由职工选举，组成所谓“信任委员会”，代表全体职工和“领袖”——雇主——“合作”。由雇主圈定的“信任委员”，当然是可以“信任”的了，不过此处的“领袖”却不是“上帝”所“给”的，乃是有资本做雇主的人们！他们的靠山是“上帝”所“给”的那个政治上的大领袖！
我以为这种政治上的领袖是否“上帝”所“给”的，倒不值怎样的注意，我们所要注意的是他能否解决全国大多数人所亟待解决的问题。德国的情形和中国的不同，但大题目也只有两个：一个是对外问题，尤其是取消“凡尔塞条约”问题；一个是对内问题，尤其是救济失业问题。我觉得“上帝”所“给”德国人民的“政治领袖”所干出的“领袖政治”，对这两个问题，似乎只有“口惠”，实际都没有办法。这层此刻暂且慢谈，后面当有专篇作事实上的分析。
我此时要提出可以注意的几点如下：
（一）上面所述的那种方式的政治领袖，也决不是像天上凭空掉下来的一件东西。例如德国的希特勒，去年1月间所以得一跃而上政治舞台，实当时实际环境所凑成。德国自社会民主党秉政以来，不主张彻底改革，只在现社会组织下努力，始终为资产阶级利用，后来资产阶级鉴于劳动阶级的声势日大，深觉社会民主党之不足再供利用，乃索性揭开假面具，利用国社党，作明目张胆的压迫，以作最后的挣扎。
（二）这种所谓政治领袖，在未上台以前，要夺取政权，也要用欺骗方法，取得一部分民众的拥护；这种欺骗，所以能有相当的效力，是因为他从前未在政治舞台上有过恶印象留在民间的缘故。倘若早已久执政权，统治得一团糟，信用扫地，要想再用欺骗方法，利用“领袖政治”的新招牌，那更是一件难事了。
（三）在外国所见的这种所谓领袖政治，虽未见他们对国事有何根本的办法，但他们个人方面，还能稍稍顾点面子，不得不做出一点勤廉的样子，像希特勒最近听说连薪水都不要，全部捐作党费，这于社会根本问题的解决当然没有什么关系，并不值得怎样的赞扬，但比之东一个别墅，西一所洋房，穷奢极欲的政治上的所谓“要人”，给人的印象究竟有些不同。
最后关于“领袖”这个东西，还有一点感想要附带地说一说：我在柏林的时候，屡次听见有中国友人看见德国有一班人大捧他们的领袖希特勒，便慨乎言之地说中国人就缺乏这种“美德”（？），说中国人就不肯拥护领袖，并肯定地断言中国之没有救药，病根就在这里。关于这一点，我却有些不同的感想，我觉得中国人最重视领袖——不过我们所重视的领袖是真能在行动上事实上表现他能为大众牺牲努力的领袖，倘只叫中国人对着挂空招牌的领袖举手行礼高呼“×××万岁！”这玩意儿是弄不来的。关于这一点，事实上的佐证多得很，随手拈来就是。试举一二比较近的事实说，在举国民众热烈抗日高潮的时候，马占山将军在嫩江率军血战抗日，全国人民对于他的崇拜的种种表现，实难形容；杜重远先生当时到四川重庆一带去演讲救国运动，甚至看见有人把他的相片排列在祖宗牌位一起，有人希望他有机会做中国的大总统！上海十九路军血战抗日，全国民众对于他们的领袖及士兵们的崇拜，其种种表现，也是出于衷心而为我们所共见的。我当然不是说这些人就可以做中国政治上的领袖，我是要证明中国人所要重视的领袖是在行动上事实上有办法为大众努力的领袖，不是挂着空招牌摆着空架子的领袖。如有人自以为是中国的领袖而怪中国人民不知或不肯拥护他，我要请他问一问自己有了什么，做了什么，足以引起中国人民的信仰和敬重！
1934年6月2日，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