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朱自清作品集(3)(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作品集)
2790300000034

第34章 中国语的特征在那里——序王力《中国现代语法》(2)

本书没有介词和连词,只有“联结词”;这是一个语法成分。印欧语里有介词一类,为的介词下面必是受格,而在受格的词多有形态的变化。中国语可以说是没有形态的变化的,情形自然不同。像“在家里坐着”的“在”字,“为他忙”或“为了他忙”的“为”字,只是动词;不过“在家里”,“为他”或“为了他”这几个谓语形式是限制“次品”的“坐着”与“忙”的“末品”罢了。联结词并不就是连词,它永远只在所联结者的中间,如“和”、“得”(的)、“但”、“况”、“且”、“而且”、“或”、“所以”以及文言里遗留下的“之”字等。中国语里这种词很少。因为往往只消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成分排在一起就见出联结的关系,用不着特别标明。至于“若”、“虽”、“因”一类字,并不像印欧语里常在语句之首,在中国语里的作用不是联结而是照应,本书称为“关系末品”,属于副词。本书《语法成分》一章里最先讨论的是系词。这成分关系句子的基本结构,关系中国语的基本结构,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王先生曾有长文讨论。据他精细研究的结果,系词在中国语里是不必要的。那么,句子里便不一定要动词了。这是中国语和印欧根本差异处。柏龙菲尔特等一些学者也曾见到这里,但分析的详尽,发挥的透彻,得推王先生。经过这番研究,似乎便不必将用作述语的静词属于同动词了。

系词的问题解决了,本书便能提供一种新的句子的分类。

从前文法语法书一般的依据印欧语将句子分为叙述、疑问、命令、感叹四类。印欧语里这四类句子确可各自独立;或形态不同,或词序有别。但在中国语里并不然。这里分类只是意义的分别,只有逻辑的兴趣,不显语法的作用。本书只分三类句子:“叙述句”,“描写句”,“判断句”。叙述句可以说是用动词作谓语;描写句可以说是用静词作谓语;判断句可以说是用系词“是”字作谓语(这一项是就现代语而论)。这三类句子,语法作用互异,才可各自独立。而描写句见出中国语的特征;这些特征是值得表彰的。书中论“简单句”和“复合句”,也都从特征着眼。简单句是“仅含一个句子形式的句子”,复合句是“由两个以上的分句联结而成者”。先说复合句。复合句中各分句的关系不外平行(或等立)和主从两型。本书不立“主从”的名称,而将这一型的句子分别列入“条件式”、“让步式”、“申说式”、“按断式”四目。这个分类以意义为主,有逻辑的完整。王先生指出在中国语里这些复合句有时虽也用“关系末品”造成,但是用“意合法”的多。因此他只能按意义分类。

至于一般所谓包孕句,如“家人知贾政不知理家”,本书却只认为“简单句”。因为书中只有一个句子形式。“贾政不知理家”,而“家人知”并没有成功一个句子形式。“贾政不知理家”这个句子形式在这里只用作“首品”,和一个名词一样作用。

书中论简单句,创见最多。中国语的简单句可以没有一个动词,也可以有一个以上的动词,如上文举过的“在家里坐着”便是一例。这也是和印欧语根本差异处。这是“谓语形式”的应用。“谓语形式”这意义是个大贡献。这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句子”的意义,在简单句的辨认,也就是在句子与分句的辨认上,例如“紫鹃……便出去开门”,按从前的文法语法书,该是一个平行的复合句;因为有两个动词,两个谓语。但照意义看,“出去”、“开门”是“连续行为”,是两个谓语形式合成一个“完整而独立的语言单位”;这其实是简单句。再举一个复杂些的例:“东府里珍大爷来请过去看戏放花灯”,就意义上看,更显然是一个简单句;“来”、“请”是连续行为,“过去”、“看戏”、“放花灯”也是的。五个谓语形式构成一个简单句的谓语。一般的语法学家也可以比附散动词(即无定性动词)的意念来说明这种简单句。但印欧语的散动词往往有特殊的记号或形态,中国语里并无这种词,中国语其实没有所谓散动词。只有“谓语形式”可以圆满的解释这种简单句。本书称这种句子为“递系式”,是中国语的特殊句式之一。

“递系式”以外,本书还列举了“能愿式”、“使成式”、“处置式”、“被动式”、“紧缩式”五种特殊句式,都是简单句。从前的文法语法书也认这些为简单句,但多比附印欧语法系统去解释。如用印欧语里所谓助动词解释能愿式的句子“也不能看脉”里的“能”字,“被动式”句子“我们被人欺负了”里的“被”字,用散动词解释“能愿式”句子“那玉钏儿虽不欲理他”里的“理”字,“使成式”句子“就叫你儒大爷爷打他的嘴巴子”里的“打”字;用介词解释“处置式”的句子“我把你膀子折了”里的“把”字;“紧缩式”句子“穷的(得)连饭也没的吃”里的“的”(得)字。其实这些例子除了末一个以外,都该用谓语形式解释。那“紧缩式”句子里的“的”(得)字本书认为联结词,联结的也还是“谓语形式”。这五种句式其实都是“递系式”的变化。

有了“谓语形式”这意义,这些句子的结构才可以看得清楚,中国语的基本特征也才可以完全显现。书中并用新的图解法表示这些结构,更可使人了然。书中又说到古人文章不带标点,遇着某一意义可以独立也可以不独立时,句与分句的界限就不能十分确定;我们往往得承认几种看法都不错,这是谨慎而切用的态度。关系也很大。

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语在加速的变化。这种变化,一般称为欧化,但称为现代化也许更确切些。这种变化虽然还只多见于写的语言——白话文,少见于说话的语言,但日子久了,说的语言自然会跟上来的。王先生在本书里特立专章讨论“欧化的语法”,可见眼光远大。但所谓欧化语的标准很难选择。新文学运动到现在只有廿六年,时间究竟还短;文学作品诚然很多,成为古典的还很少,就是有一些可以成为古典,其中也还没有长篇的写作。语法学家取材自然很难;他若能兼文学批评家最好,但这未免是奢望。本书举的欧化语的例子,范围也许还可以宽些,标准也许还可以严些;但这对于书中精确的分析的结果并无影响。欧化的语法这一章的子目便可以表现分析的精确,现在抄在这里:

一、“复音词的制造”。二、“主语和系词的增加”。三、“句子的延长”。四、“可能式、被动式、记号的欧化”。五、“联结成分的欧化”。六、“新代替法和新称数法”。七、“新省略法,新倒装法,新语法及其他”。看了这个子目,也就可以知道欧化的语法的大概了。中国语的欧化或现代化已经二十六年,该有人清算一番,指出这条路子那些地方走通了,那些地方走不通,好教写作的人知道努力的方向,大家共同创造“文学的国语”。王先生是第一个人做这番工作,他研究的结果影响中国语的发展一定不在小处。

本书从“造句法”讲起,词类只占了一节的地位,和印欧语的文法先讲词类而且逐类细讲的大不同。这又是中国语和印欧语根本差异处。印欧语的词类,形态和作用是分不开的,所以在语法里占重要的地位。中国语词可以说没有形态的变化,作用又往往随词序而定,词类的分辨有些只有逻辑的兴趣,本书给的地位是尽够了的。本书以语法作用为主,而词类,仂语等都在句子里才有作用,所以从造句法开始。词类里那些表现语法作用的如助动词(“把”字“被”字等)、副词、情貌词、语气词、联结词、代词都排在相当的地位分别详论。但说明作用,有时非借重意义不可。语句的意义固然不能离开语词的结构——就是语法作用——而独立,但语法作用也不能全然离开意义而独立。最近陈望道先生有《文法的研究》一篇短文(《读书通讯》五十九期),文后附语里道:“国内学者还多徘徊于形态中心说与意义中心说之间。两说都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鄙见颇思以功能中心说救其偏缺。”功能就是作用。

可惜他那短文只描出一些轮廓,无从详细讨论;他似是注重词类(文中称为“语部”)的。这里只想举出本书论被动句的话,作为作用和意义关系密切的一例。书中说被动句所叙述的,对句子的主格而言,是不如意或不企望的事。这确是一个新鲜的发现;中国语所以少用被动句,我们这才了然。——本书虽以语法作用为主,同时也注重种种用例的心理;这对于语文意义的解释是有益处的。

本书目的在表彰中国语的特征,它的主要的兴趣是语言学的。如上文所论,这一个目的本书是达到了。我们这时代的人对于口头说的也是笔下写的现代语最有亲切感。在过去许多时代里,口头说的是一种语言(指所谓官话。方言不论),笔下写的另是一种语言;他们重视后者而轻视前者。我们并不轻视文言,可是达意表情一天比一天多用白话,在现实生活里白话的地位确已超出文言之上。本书描写现代语,给我们广博的精确的新鲜的知识,不但增加我们语言学的兴趣,并且增加我们生活的兴趣,真是一部有益的书。但本书还有一个目的,书中各节都有“定义”,按数目排下去,又有“练习”、“订误”和“比较语法”,是为的便于人学习白话文和国语,用意很好;不过就全书而论,这些究竟是无关宏旨的。

1943年3月,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