缄默的大山
江西，位于中国的东南部，长江中下游南岸。因公元733年唐玄宗设江南西道而得省名，又因境内主要河流赣江而得简称。江西总面积16.69万平方公里，境内除北部较为平坦外，东西南部三面环山，中部丘陵起伏，成为一个整体向鄱阳湖倾斜而往北开口的巨大盆地。当地民谣称：六山二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换句话说，江西国土面积的60%都是山脉、冈峦和丘陵。
江西的地形地貌，据考证是白垩纪晚期的燕山运动所形成。地壳的太平洋板块自东向西挤压，在江西境内隆起了一座座高大的山脉和一道道高耸的山脊。江西东部，北接仙霞岭、南接九连山的长达550公里的武夷山脉，将江西与福建隔开。江西西部，自南向北，由包括武功山、万洋山和诸广山等一系列山冈在内的罗霄山脉将江西与湖南隔开。江西西北，则由北东——南西走向的幕阜山脉作为湘鄂赣三省的分水岭。
可以想见，造山运动时期，江西是重要的皱褶隆起带。这些在地质学上被称为“皱褶断块山”的山脉，险要高峻，平均海拔千米以上，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峰不计其数，最高的山峰黄岗山、南风面和齐云峰均超过2000米，分别为整个华东地区第一、第二和第三高峰！
亿万年的大山，缄默不语。在大山的皱褶里，繁衍出筚路蓝缕胼手胝足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民。多少次沧海桑田，多少回改朝换代，大山里的山民一直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他们把根扎在了山里。他们中有些甚至祖祖辈辈都没有走出过大山的怀抱，还有些人则甚至因为种种原因不断向大山的深处迁居。
他们像一粒粒草芥，散落在大山深处。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疾苦，甚至没有人懂得他们的语言。当诗人以赞美的口吻歌颂他们为“羲皇之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过着远离尘世的桃花源生活之时，他一定没有想过，深山里的百姓，他们如何凭一双手，向主要由花岗岩和片麻岩组成的山体讨要生计？！
不错，大山里丰饶的物产，树木、竹子、香菇、木耳、珍禽野兽，曾经养活了多少山里人，曾几何时，靠山吃山，成为山里人自给自足的资本。然而，高速奔跑的社会，慢慢地把和着大自然节奏生活的山里人抛弃了。在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城市文明的快速发展进程中，山外的农村，由于交通和区位的优势，紧跟着社会前进的步伐，慢慢融入了现代文明当中。而大山却把这些文明的元素阻挡在了山外，现代文明的天平失去了平衡，把90多万山里人遗忘在莽莽的群山之中。
悠悠绿水，巍巍青山，这是多少赣鄱儿女引以自豪的骄傲；由这清泠泠的水和这翠青青的山编织出来的如画江山，又是国内外多少人士心驰神往的地方！
然而，同样也是这一座座大山，成了横亘在山民面前的巨大障碍。
尤其是自“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江西全省贫困群众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自1978年来，江西的贫困人口从450万逐年下降，到2000年全国性扶贫攻坚结束时，只剩下最后90万。
但是，这最后的90万群众却始终没有走出贫困的沼泽地。他们大多数人祖居深山，不通路、不通水、不通电、不通广播电视、不通电话，缺少必要的医疗条件，投入再大也无法彻底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
居住在深山里的90万赣鄱儿女，他们将如何跨越这看似无法逾越的“贫困之山”？
常年从事扶贫的江西省扶贫和移民办公室勒系永处长对江西的移民扶贫事业满怀感情。2010年夏，当我随同他前往吉安、赣南采访时，他饱含深情同时又有些沉重地说：帮助这部分群众脱贫解困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和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个任务伟大而艰巨，要把压在这部分群众头上的贫困帽子摘掉，有时比移走一座大山更加艰难……
与世隔绝的生活
不是生活在大山深处的人，难以体会这崇山峻岭所带来的与世隔绝的作用。采访中，许多搬迁出来的移民说起以往深山中的生活，都有不堪回首的感叹。在高铁遍布、政府倾力打造五小时经济圈的时代，很多山民一辈子居然没出过山门，大部分村民最远的只到过集镇或者县城。在那些自然条件恶劣、位置极偏僻、人口分布零散的地方，村民与外界往来很少，有的地方，几年甚至十几年都难得见到一个来自外面世界的陌生人。更有甚者，有的甚至过着野人般的生活，现代文明就这样莫名其妙又充满讽刺地将他们遗忘在了大山深处。
修水县大椿乡九曲村山峰尖自然村，从集镇坐农用车一个半小时，再爬3个半小时的羊肠小道才能到达，真是“百里都无半里平，行路难于上青天”，村民到乡政府不论办什么事情，往返一般需要2、3天。据调查，修水县离公路距离在3公里以上有1180个自然村，12179户57426人，其中5公里以上的有688个自然村7609户35841人。
这些群众居住不但偏远，而且非常分散，全修水县有113个村不通公路，有45个村不通电。程坊乡程段村，全村不到一千人，占地面积却达70平方公里，平均一平方公里不到15个人！复原乡78个村民小组，有37个村民小组零星分散在一百多座崇山峻岭之中，隔着几座山几道岭，需要走几公里路才有一户人家，真是“对门人家叫得应，见面却费半昼工。”
安远县镇岗乡半天堂村海拔一千多米，距最近的墟镇也有十几里。上世纪八十年代，半天堂村有个男青年出去打工，他给家里打一个电话需要三天时间，程序是这样的：他先打电话给镇上的一位亲戚，告知他自己何时要打电话。亲戚第二天花半天时间去半天堂送口信，然后和打工仔的父母一起下山，等接完儿子的电话，老人家再翻山回半天堂，怎么着也要大半天时间，屈指一算，到家时已是第三天的傍晚了。平常无事倒没什么，万一遇到急事，老天爷来了也帮不上忙。该县三百山的村民到县城则必须在亲戚家借宿，否则当天回不去。一些老人到死也没进县城看过世面，让人听了鼻酸。
横峰县有个上坑源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里曾是全县林业建设的排头兵。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不便的交通，居住的分散、信息不灵，最终还是成为经济发展、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制约瓶颈。
乡干部江礼良告诉我们，这个乡江家村小组的20多户人家全部分散居住，最多的地方只住了3户人家，别的几乎都是一个地方一户人家。平时要开一个村民小组会议，有的农民要走上三个小时才能赶到村小组长家里，假如晚上开会，村民要早早的吃了晚饭，5点左右从家里赶过去，8点才能赶上开会。开会花个20分钟、半个小时，然后打着火把赶夜路，到家时已是第二天凌晨了。
同属该县的上坑源乡云台山村小组位于高山上，整天云雾缭绕的，尤如宫崎峻笔下的空中之城，虽然看上去很美，生活在那里的人领略的却是山高路远的艰辛。如果从乡里到云台山村小组去，必须有不畏艰难的决心，因为横亘在面前的是一座高似一座的山岭，眼前只有那飘带一般盘旋而上的羊肠小道，而且都是台阶，青壮年也要爬四个多小时。有一次，县民政局的干部要到云台山村小组处理一个问题，爬到一半后实在爬不上去了，只好请同行的乡干部爬上山去，把上面的人叫下来在山道上讨论了半天，这才解决了问题。
69岁的邓孝保，是宁都县东韶乡芒东坑村委会花门垴村小组村民，该村小组当时只有4户10人，长年在家的7人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花门垴距村委会所在地20华里，离乡政府所在地70华里，全是崎岖山路。2004年，县扶贫移民办工作人员和乡分管领导、扶贫专干到该村调查时，时任村小组长的邓孝保介绍说：
这里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得靠肩挑手提走25里山路到漳灌村或肖田圩去采购，要到乡里办点事的话，就得两头摸黑：先步行25华里到漳灌村，再转乘人货混装的农用车或三轮摩托车，开上个45华里到乡圩镇。在圩上只有1—2个小时办事，又得匆匆往回赶，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路上。村民居住的是建于1950年代的土坯房，喝的是“自流水”（用毛竹从山上引下来的泉水），点的是煤油灯，种的是冷浆田。每到收获季节，人们得敲着竹筒轮流守夜赶野猪，否则一夜之间一年的辛苦就会化为乌有。由于不通电，吃的米还得靠水碓舂。难哪！我二哥邓孝泉65岁、大哥邓观宝67岁、老爸邓学远90岁，他们一辈子没到过宁都县城，也没用过任何家用电器。因为没电、没路，孩子们大了，只要到外面读过书或打过工的，都不愿再回来了，我儿子出去几年连年都不回来过。我也理解，他回来就要打一辈子的光棍，会苦死在这里。为了后代，我们想走，但凭我们山里人个人的力量，出去找不到地方建房，也没哪个地方会接纳我们。故土难离是一时的，如果不搬迁出去，死了葬在这高山嵊上，估计以后扫墓都没人来喽！
邓孝保说的情况在江西山村并不少见。在那些长年累月与世隔绝的地方，村民们对乡土有一种复杂的情感。他们热爱家乡却又深感不便，他们有隐隐的离去的渴望，却宥于现实条件的局限，只能继续困守家乡，这使他们个个都成了多思的哲人。当采访中谈起山乡墟日的繁华和人们的兴奋时，世居此地的老表跟我们讲：为什么山区逢墟的时候人多啊，就是因为他们平时没有人可以交流，到了墟日的时候才能够大家坐一下，讲一下。那种开心，你们城里人很难想象，所以很多人情愿走几个小时去赴墟，感受一下人气，养一养眼珠。
修水县湖洲村村民说，从他们那里到集镇，别看直线距离才五六里，可出来的话，既无法骑自行车，也不能骑摩托，只能靠双脚，光上山下坡要花一个多小时，再摆渡等个把小时，来回4、5个小时就没了。
“种的是挂壁田，走的路是鸡肠路”，另外一个村的村民回忆，“那一年，我到亲戚家吃饭，回来时遇上发洪水，回不了村，整整堵了二个礼拜。这两个礼拜我们只好借住在山下村民的家里，晓得几不方便哟！我们村盛新民等人下山买米，下了雨后涨水过不了河，又遭遇山体滑坡，道路也塌了，也被堵在了外面……”
遂川县黄坑乡圆潭村村民张传文亲口讲述说，他以前住在离圩镇五十多里的偏远山区，祖祖辈辈都过着闭塞而贫穷的日子。村里有一半人口没有到过县城，由于不通电、不通路，消息闭塞，一些人甚至不知当今国家主席是谁。
修水县有个老婆婆活了近八十岁，从来没到过县城，搬迁下来后第一次看见汽车，她吓了一大跳，然后悄声地问人“那长着两个贼眼”的怪物是吃草还是吃肉？这近乎荒诞的问题并没使闻者发笑，反而让人鼻酸，老太太搬迁下来后坐在路边看了整整三天的汽车！如果讲这个故事的人不是修水县移民扶贫办的赖波平副主任，我肯定以为这是乱编的瞎话。可这是铁打的事实。当我们驱车经过路边的一座移民安置点时，乡干部甚至指点出了老婆婆当时放椅子的位置。只可惜老婆婆已经作古，不然我们应该能听到她对于汽车的独特见解。
挂壁田和斗笠坵
采访中，我多次听扶贫干部和老俵们说起“挂壁田”。初听时我不懂，特意让人写下来，等“挂壁田”三个字真切地呈现在纸上时，我产生了某种错觉，以为这是画家们的艺术之作。可等我观看了扶贫部门提供的相关光碟，又到实地采访之后，这才知道“挂壁田”实有其事。由于深山区到处是陡峭的山崖，平坦的地方极少，老俵们千辛万苦开垦出来的农田，连片成亩的几乎没有，以“分”和“厘”计算的也少，多半就是几个平方米，斜斜地倚在山腰上，就像晾晒在山坡上的一块谷答、一方黄巾。这样的土地，土质瘠薄不说，遭遇暴雨时还极易被冲垮冲毁，所以农民们形象地称之为“挂壁田”。这种田当然无法用犁和牛来耕作，只能用锄头一点一点翻耕。据说山民收红薯时得先在山坡上挖个洞，把箩筐固定好，再小心翼翼地把红薯放进筐中，稍不小心，挖出来的红薯便跟着竹筐一起滚到一百多米远的山脚下去了，耕作条件之艰难，有此可见一斑。
修水县义宁镇段村徐世福一家5口人，有1.2亩水田，分布成21丘，当地老表称之为“蓑衣田”、“斗笠坵”，意思是每块耕地的面积之小，用挡雨的蓑衣或斗笠都能遮住。徐世福的耕作生涯由此带上了一抹无奈的滑稽和实在的凄凉：这样的“蓑衣田”和“斗笠坵”仿佛小孩子过家家的道具，如何能承载起五口之家的粮食需求？
赣、闽、粤三省接壤的寻乌县，位于武夷山脉和九连山脉连接处。这里的南桥乡高排村有个天湖村民小组。天湖者，天上之湖也，可见其所处地势之高。这个地方，在农业学大寨时，一度成为“战天斗地”的典型，当时的县委书记曾亲自带队前来天湖参观。由于山高路陡，县委书记出了一身汗，到了参观地点，便随手把自己头上戴的草帽摘下搁在地上。结果在计算天湖村民“与天奋斗”、垦荒造田的成果时，怎么计算都少了一块，最后才发现，原来是被他的草帽给盖住了。这样的细节如果不是源自生活，想象力再丰富的作家，只怕也难于创撰出来！
一辈子居住在这里的71岁的村民陈盛海对我们吟起了祖辈流传下来的歌谣：
一亩田，八十坵，
虾蟆一跃几块坵。
遇到落了几天雨，
一塌塌到七八坵。
陈盛海的声音有着大山人特有的苍凉，一如他脸上的沟沟壑壑，让我们体会到山民们生活的艰辛。的确如此，像陈盛海所说的这种土地不仅难以耕作，而且高山水冷，收成极差。让我们看看如下这些数字：万安县大广岺村人均耕地不足0.4亩，每亩产量不足250公斤，人均自产粮食不到100公斤，口粮难以自给，每年人均需要要购口粮200公斤。2002年，这个村的村民年人均收入不到750元，年人均用于买粮的支出却在300元以上。由于长年入不敷出，需要靠借债度日，每户累计负债都在8000元以上！
座落在永丰县君埠乡深山区里的北寨村，全村256户1250人，人均耕地不到1亩，交通、通讯、就医、上学、用水等极为不便，这些年生态环境恢复较好，又受野兽危害。粮食只能种一季，产量极低，种粮不够吃，2006年列入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村，村民中吃低保的有4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