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尔在声音上有着非常严重的“洁癖”，他不能忍受任何噪音。家人在家中行走时，必须穿上厚毛织袜以避免发出过大的声音。一次，一个团体准备在他住所的社区广场举办活动，他们提前贴出了可能会扰民的提示传单，上面还附上了该活动可能会达到的分贝。举行活动的当天晚上，绍尔特地用分贝测量仪检测了该活动的音量，他发现该活动超过了他们贴出的分贝，于是拿着证据前往中心环保局抗议该团体扰民。尽管超过的音量很小，但最终该团体受到了警告处罚。
绍尔的兴趣是歌剧，每一年的拜罗伊特瓦格纳艺术节上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当然也有默克尔的陪伴。这也成为夫妻俩在媒体中露面最多的场合。在绍尔的影响下，默克尔也成为瓦格纳歌剧的忠实爱好者。
就算妻子在政坛上越来越瞩目的时候，绍尔也没有任何改变，他仍然专注于自己的科学研究，依然保持不苟言笑、低调稳重的个人风格。媒体报道艺术节上绍尔的表现时如此形容道：“同样的礼服，同样的鞋，还有同样的不太情愿的表情。”不管默克尔达到多高的高度，就算到如今她成功当选德国总理，绍尔也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每当听到“默克尔丈夫”这种带着调笑性质的称呼，绍尔总会表现出强烈的愤怒。
在此次婚姻之前，默克尔曾一度因自己与绍尔未婚同居的状态受到政敌的批评。《图片报》就曾刊登过来自科隆大主教卡尔迪纳尔·麦斯纳对默克尔个人生活的指责，为此，默克尔还专程前去向他解释：“我之所以对结婚特别谨慎，那是因为我已经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了。”
事前知道此次婚礼的就只有默克尔的几个朋友，据报道，连他们的父母都是之后才收到他们结婚的消息的。默克尔对婚姻一直很慎重，她认为只有当两个人共过患难才有可能将结婚纳入考虑范围。
默克尔和绍尔的婚后生活一直很幸福，两个人非常合拍。作为化学领域的专家，绍尔总是有忙不完的实验和科研工作，但也得益于此，他不需要像别的教授那样时不时举办晚宴，也同样不需要一个能够有时间、精力主持晚宴的妻子。两个人各自做各自的工作，相互独立，互相尊重。当彼此都空闲下来时，他们会选择去徒步旅行或者旅游。在旅游地的选择上，两个人也相当合拍——他们都喜欢去山里度假，或者野外旅行。在默克尔看来，这让她轻松不少，而且在山里完全不用担心会被突然发生的事件困扰，因为山里没有任何信号。除此之外，两个人在音乐、读书等其他许多方面都有共同的爱好。
由于两个人都对隐私特别看重——默克尔从不允许摄影机或者照相机进入她的家门，绍尔也同样决不允许记者进入他的课堂——因此德国民众很少见到他们的总理和第一先生在一起的场面。就连默克尔2005年竞选总理成功时，绍尔也没有前往基民盟，只是在自己的实验室里静静地观看直播。但默克尔认为，自己的丈夫在用他的方式来为自己祝贺。
默克尔自当选总理以来，工作总特别繁忙，但是她仍然会在周末或者假期亲自下厨为家人准备晚餐，有时还会自己烤制点心。每当记者采访她提到这个话题时，她总是显得特别高兴。
对于是否再要一个孩子，默克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并不是不要孩子，只是没成功。从政时我已经35岁，也就不再提要孩子的事情了。或许等我70岁了会后悔没有孙子，但是那个时候谁又知道呢？”
2013年默克尔迎来了又一次大选，但是她和丈夫的两次出行度假仍然见诸报端。一次是在4月，两人前往意大利南部小岛；另一次则是在7月，目的地是奥地利山城因斯布鲁克。可见总理对自己信心十足。
基民盟的“统帅女士”
在科尔献金案的影响下，基民盟党内的许多高层都受到波及。随后，科尔和朔伊布勒的争斗让整个德国政坛看了笑话，导致许多基民盟原来的坚定支持者都因对他们失望而放弃选票或者投给了其他党派。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基民盟党内如同绷紧了一根弦，轻轻一触就会发出剧烈的回响。北威州党主席吕特克斯在进行州议会选举时不得不小心翼翼，不敢再有任何大的举动。尽管他有心成为基民盟党主席，但现实情况让他无暇他顾。资历颇深的老国防部长吕尔也是如此。与吕特克斯相比，他更多的是受到献金案的影响，选民们对基民盟非常失望，因此他在石荷州的选举没能成功。
就在吕尔选举的前几天，基民盟的高层迈尔茨、施托伊伯和他共进晚餐，商量下一位党主席的人选。鉴于党内高层的人物少有不被波及，以及选民心中对党内高层的怀疑和失望情绪，因此他们得出“或许由州长出任主席会比较好”的结论。
但是，默克尔在地区联席会议上得到的强大民意支持让这样的打算烟消云散。尽管其他基民盟内部的高层们对此并不乐见。他们认为，现在让默克尔成为主席候选人还为时过早，这个时期太过特殊，全党内的空气仿佛给点火星就能燃起来，不如过一段时间，等大家都冷静下来再行选举。迈尔茨、施托伊伯和吕尔也有着这样的打算：让某位州长先来担任这个特殊时期的主席，过段时间再另行选举。从客观上来说，他们的考量非常正确，这时候的民众本就被政治献金案折磨得非常敏感，做出的选择也必然缺乏一定深度的思考，但实际情况是，不会再有除了默克尔之外的其他任何主席候选人了。
地区联席会议一结束，可谓打消了其他觊觎党主席一职的高层们或者州长们的想法。福格尔就在此时发表声明说，不会接受任何所谓“过渡时期党主席”的安排，也决不承认这样的党主席。这种党内矛盾可谓在一定程度上帮了默克尔的忙。
再无人能够阻止默克尔的脚步。这名来自东德，自1989年参加“民主觉醒”后一路随基民盟而来的女性，即将抵达基民盟的顶点。就在2000年4月10日的党代会大选上，默克尔成功获得超过96%的选票，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
默克尔在采访中总是说，从她担任联邦部长到成为党主席，人生中的任何一个转折点都是惊喜，她从未真正地预料到什么。这话或许应该这么理解：每个她愿意看到的结局对她来说都是惊喜，当它们还在萌芽时，她就已经想好该如何让它们开花了。初次见到科尔时，与朔伊布勒商讨时，作为部长参加国际会议时，面对重大危机时，每一次，默克尔让自己的能力埋下可能会破土而出的种子，一旦有任何迹象，她就会全心全意地照料那棵小小幼苗，直到最后让它们开出绚烂的花朵。这一次也是如此，当她看到自己的文章让科尔和朔伊布勒互相争斗时，她不会考虑基民盟之后的出路吗？不会思考下一任党主席人选吗？
每一届新的主席总会为自己挑选新的总书记，默克尔选中的是明斯特地区的联邦议员鲁普莱希特·波伦茨。由于默克尔的推举，他赢得了781张选票成功任职。除此之外，朔伊布勒仍然为党内的主席团成员之一。默克尔同时也表示了对科尔的慰问，她为科尔，这位在党主席之位上度过25年的政治家，而今却远离基民盟表示遗憾，同时也为基民盟不得不对科尔做出的裁决表示遗憾。她希望科尔能够理解这样的决定，毕竟政治献金事件的影响实在让太多人无法承受。
在默克尔经历如此大的跨越时期，媒体自然不会坐视不管。早在党内一片混乱之际，《明星》杂志就用大幅版面做出了《统帅，我们需要您！》的标题。当默克尔成功当上党主席时，各种报刊争相发表评论，比如《法兰克福汇报》《日报》等。其中既有对默克尔人生的总结，也有对默克尔的怀疑，还有对基民盟未来的展望。
默克尔对媒体也总是抱有良好的态度。事实上，默克尔早已在行动中表明，她看重媒体更胜于看重党。当然媒体也没有让默克尔失望，她走到主席位置的过程就充分显示出媒体的作用了。
随着默克尔的当选，科尔时代迎来了它的终结。那么，新上任的主席究竟将如何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全新的时代又将以怎样的形式呈献给广大群众？
坐上水深火热的党主席之位
从默克尔当上基民盟党主席的那一刻起，麻烦就一个接一个，不曾停歇地向她袭来。首先是基民盟在州议会选举中的失败，这主要是由于科尔政治献金案的影响，导致投票人数比起以往大幅下降。随后是联盟党在税收问题上的惨败，由此默克尔和迈尔茨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再加上默克尔在上任不过6个月之后，就辞退了自己的总书记波伦茨。坏消息接踵而至，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默克尔的执政能力。
起初，默克尔会选择波伦茨作为她的总书记，最主要的就是看中他北威州出身的身份，加上此人在处理事务上也比较得体。原本默克尔想要的总书记是能够与她坚定地站在同一战线的人，两人可以在具体事务上抱持不同的观点，但是在大的方向上两人一定要取得绝对的一致。不仅如此，这人还必须在较为恰当地处理好政务的同时，能够通过外界来达到一些政治效果或影响，比如给媒体一些心照不宣的暗示，通过独特的表达方式让自己想要传达的信息恰到好处地抵达大众，但又让他们抓不到任何具体的把柄。
而很显然，性情平稳温和的波伦茨达不到这样的要求。他也认为自己本就不是个擅长攻击政敌的人，若只需要好好处理工作倒也难不倒他。最终，波伦茨担任总书记的时间只持续了5个月，但他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每一项工作，也算是非常体面地从这个岗位上离开。
波伦茨本人并不因此憎恨默克尔。他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楚，若是他和默克尔继续搭档，以后还会出现更多的矛盾，彼此的工作也不能很好地完成，因此在他看来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默克尔也非常欣赏他的这种态度，至今两人仍然是关系不错的朋友。
此外，真正令默克尔焦头烂额的要算是第二件事。
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由于1998年联邦大选的惨败，从此进入反对党的角色。但令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作为联邦总理的社民党人施罗德和新上任的财政部长艾歇尔居然有如此高的能力，能够让税收改革方案被议会通过。
在对这一政策的态度上，反对党非常不好拿捏。若是新的改革方案发挥了作用，取得了好成绩，这些成绩都将归功于社民党领导的政府，这对联盟党下一届的大选非常不利；而若是政策没能发挥作用，社会上就可能出现诸如“改革之所以失败，都是因为反对党从中阻挠”或者“就是因为反对党的不配合，我们的经济才没能取得应有的发展”之类的声音。不管哪一种，对联盟党都没有任何好处，因此把握自身位置显得尤为重要。正由于其特殊性，要求基民盟的高层领导人能够有更优秀的能力来应对，否则会带来相当不好的影响。
但是很遗憾，联盟党完全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情，可谓陷入一败涂地的境地。党内许多人也从默克尔当选主席的期待中渐渐陷入对现实的失望情绪里，全党气氛变得十分悲观。
默克尔本人对此事则抱有非常不满的态度。因为实际上，政府工作决议的实行是由议会党团主席负责，而协调商量决议的内容则是巴伐利亚州州长的工作，前者职务由迈尔茨担当，后者则是施托伊伯，她在这件事中根本不能起任何有效的作用，有心无力。也是因为这件事，她和迈尔茨的关系开始走下坡路。
究竟是什么导致税收改革被通过呢？其实最主要的仍然是基民盟党内部的问题。
经历了重重打击、动荡不安的基民盟可谓元气大伤，处理科尔事件的同时，还必须履行作为反对党的职务。不少基民盟支持者的背弃早已让许多党员陷入失望和惊恐的情绪中，他们非常害怕突然又发生什么事情让党彻底无法挽回，在应对政治问题时也完全不能发挥自己应有的思考力和分析力，由此导致对施罗德政府的轻视。
第二个原因则在于施罗德和艾歇尔的政治能力。他们向柏林州、不莱梅州、勃兰登堡州这3个基民盟参与执政的州允诺会在财政改革方案通过后给予他们特殊好处。尽管这件事后来被评论为“联邦制的贿赂闹剧”，但是不得不承认，它发挥了相当不错的效果。
此外，政策本身也具备一定的可行性。新提出的改革方案完全承接了1995年至1997年魏格尔改革时的经济思想，在理论方面根本无法挑出错误，因此也赢得了经济界的大力支持。
尽管当时基民盟党内低估了施罗德的能力，但是默克尔本人并不这么看。在她第一次见到施罗德的时候，她就已经知道这是个务实主义的人，也是个不好对付的人。但是彼时的她显然还需要历练，直到最后，她也没能阻止这件事情。尽管客观条件十分艰难，但她的无所作为让人们对主席的信任度打了折扣。对此，那个时候的默克尔显得委屈又沉不住气。她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迈尔茨，说迈尔茨不能坚定自己的立场，处理事务有些脱离实际，尽管这归根结底是她的眼光不够准确。迈尔茨对此非常生气，两人最终分道扬镳的种子也就此埋下。
不利的局面给默克尔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怎样才能扭转这样的局面？如何让党内成员从之前的打击中挣脱出来？如何用自己的能力来取得民众的信任？这都是默克尔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但对民众来说，坏消息究竟会否持续出现才是他们忧虑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