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后半叶，朱明王朝建立后，中国戏曲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明朝是一个人文思想涌动的时代。呼唤人性、张扬自我的思想犹如闪电，划破了封建王国的黑暗天宇，昭示着一种新的审美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诞生。受到这种人文思想的影响，一批有较高文化水准的文人介入戏曲创作，把撰写剧作视同写诗、填词一般，借奇人奇事来宣泄个性，表达情感，为戏曲创作带来了新的审美趣味。
传奇，就是在这种新的审美需求和审美规范下，从南曲戏文中破茧而出的一种新的南戏体制，它是明代戏曲品种的主要代表。
（一）南戏的发展
传奇是明代的主要戏曲形式，却不是唯一的。北杂剧入明后，虽然日渐衰微，但仍在活跃，这也为明中叶传奇的诞生提供了一定的滋养。嘉靖之后，昆山腔和弋阳腔崛起并盛行，它们继承了南戏传统，又吸收了北杂剧的成果，在戏曲舞台上，开创了盛极一时的传奇时代。
传奇是由南戏发展而来的，那么对于传奇是何时诞生的问题，学术界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人以高明的《琵琶记》为界，把此后经过文人改编和创作的戏文统称为传奇，有人则将梁辰鱼《浣纱记》以后主要为昆曲和弋阳腔创作的戏文称为传奇。很显然，这只是界定时间早晚的差异。实际上，从剧本文学体制和音乐形态来看，明传奇和宋、元及明初戏文并无太大的差别。因此，很难把两者截然分开。
明嘉靖末年，在各种声腔发展的基础上，弋阳腔开始分化，发展演变成为一个弋阳腔系统，昆山腔经过革新也兴盛起来。正是在这种不断的改革与创新中，传奇终于破壳而出，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二）传奇体制
“传奇”一词，在历史上有不同的内涵，王国维概括为四种：“传奇一语，代异其义。唐裴铏《传奇》，乃小说家言，与戏曲无涉……宋之传奇，与当今之弹词相似……元人以杂剧为传奇也。明中叶以后，传奇之名，专指南曲，以与北曲之杂剧相别。则此二字之义，凡四变矣。”其实，还不止以上四种含义，而作为戏曲品种名称的“传奇”，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传奇”，是自宋至清各类戏曲作品的通称；狭义的“传奇”，指明嘉靖、隆庆以后昆山腔与弋阳腔的剧本。与四折一楔子的杂剧相比，传奇是一种长篇戏曲剧本；而与结构灵活自由的南戏戏文相比，传奇具有文学体制更加规范化和音乐体制更加严格的特点。传奇，可以说是一种文学体制规范化和音乐体制格律化的长篇戏曲剧本。
一本传奇分为上下两卷。上卷结束的那场戏叫“小收煞”，将前面的剧情作一小结，并设计悬念，为下卷做下埋伏，留给观众以期待。下卷结束的那场戏叫“大收煞”，主要人物大都登场，他们经过悲欢离合之后，全家团聚、满门封赠，充满了团圆之趣。传奇剧本篇幅长、出数多，这与它要表现的复杂内容分不开。因此，明清传奇作家，在选取题材、结构故事时，总希望设计得曲折复杂，写尽悲欢离合，以求达到引人入胜的剧场效果。因此，剧本自然篇幅较长、出数较多，剧作家在这样宽阔的天地里，可以充分施展才华，组织戏剧冲突，营造戏剧悬念，刻画出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使戏曲艺术唱、念、做、舞的表现手段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从文学结构来看，不管篇幅长短，一本传奇的结构形式大抵固定不变。第一出必然是“副末开场”（或称“家门大意”），副末上场，唱两支曲子，表述一下作者的创作意图及剧情大意，这是从南戏继承下来的定例。剧作家非常注重这种“副末开场”，写得好，可以先声夺人，吸引观众与读者的注意力，为全剧张本，第二、第三出照例是“生旦家门”。第二出先由生扮的男主角登场，第三出则由旦扮的女主角登场，通过唱词念白作自我介绍。然后才是关目上来，故事情节依次展开。
从音乐结构来看，传奇讲究格律，剧作家创作时，必须遵循这种音乐体制。明代文人不满意南戏音乐的随意性，想建立传奇音乐腔调的模式。传奇音乐体制的完善，具体表现在宫调、曲牌的运用上。它不但大量继承了各种南戏腔调的曲牌，吸收了北曲曲牌，使曲牌数目增加，而且还广泛运用了“借宫”“集曲”“南北合套”等音乐手段，提高了剧本描写人物性格和表现生活的能力。
这种文学体制的规范化和音乐体制的格律化促进了传奇的成熟，在文学和音乐上都较南戏和杂剧有所丰富和提高。但发展到后来，这种体制逐渐僵化、凝固，创作上落了俗套，但还有一些优秀的剧作家既能遵循固定的体制，又能有所突破，创造性地设置关目，于规范中翻出新彩。
（三）明代戏曲作家作品
在中国戏曲文学史上，明代戏曲创作是继元杂剧创作之后的又一座高峰。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绝后的。明代文人从事戏曲创作的动机和目的都与元人不同。如果说元杂剧作家更多为了口腹之快而投入戏曲创作的话，明代戏曲作者则主要是出于兴之所至，吟咏歌唱，把戏曲作为寄情寓意的工具。
1.李开先的《宝剑记》
李开先，字伯华，号中麓，山东章丘人，进士出身，官至太常寺少卿，因上书抨击朝政而得罪权贵，40岁罢官回乡。李开先自比元曲家马致远、张小山，与同代杂剧作家康海、王久思有交往，志趣相投。李开先极爱藏书，有“词山曲海”之称。他是“嘉靖八才子”之一，著述甚富，颇有文名。
《宝剑记》是李开先的代表作，讲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故事，取材于《水浒传》，但有所改动。在《水浒传》中，林冲与高俅之间有夺妻之恨，林冲屡遭暗算后，手刃敌人，走投无路而投奔梁山。宝剑记》里，林冲并无个人恩怨，只是由于奏本弹劾奸臣高俅、童贯等人，便被设计陷害，剧中的林冲，满腹忧患、一腔忠贞，“志在兴革天下厉害”，决心“轰轰烈烈做一场”，但遭遇了无数坎坷与不幸，作者在林冲身上融进了自己宦途跋涉的体验：有建功立业的热血、有对权奸误国的激愤、有痛惜前程破灭的悲哀、更有掩藏不住的叛逆色彩。林冲是个集忠心与反骨于一身的新的戏剧人物形象。剧本突出了忠奸之间的斗争，这在严嵩专权的嘉靖时代显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2.梁辰鱼的《浣纱记》
梁辰鱼，字伯龙，号少伯，江苏昆山人。他是个风流浪漫的文人，善歌唱，好游侠，足迹遍及吴、楚间。魏良辅改革昆曲后，他首先响应，用昆曲新声编写了《浣纱记》传奇。此剧写的是春秋时期吴越兴亡的故事，以范蠡和西施之间的爱情为线索，反映了吴越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吴王夫差率大军攻破越国都城，范蠡和越王勾践夫妻作为人质被押往吴都姑苏。范蠡贿赂吴国权臣太宰伯嚭，通过伯嚭蒙蔽夫差，使他相信越王君臣是真心投降。吴国相国伍子胥一再提醒吴王夫差，警惕勾践的韬晦之计。但是夫差刚愎自用，不纳忠言，竟将勾践夫妻和范蠡放回越国。为倾覆吴国，范蠡施美人计，请求西施进吴宫为妃。西施深明大义，毅然前往，受到夫差宠爱。夫差沉湎酒色之中，荒疏朝政。范蠡又借伯嚭之力，让夫差举兵远征。伍子胥苦谏不听，自刎而死。越国乘吴国国内空虚，攻占了姑苏。西施进而设计把夫差骗到阳山绝境，夫差被逼自裁。范蠡与西施重逢，凯旋。他们深感越王勾践只能共患难、不能同安乐，深知伴君如伴虎，于是便双双泛舟五湖而去。
此剧批判了昏君佞臣，歌颂了范蠡和西施始终把国家大事摆在儿女私情之上的胸襟和格调，对范蠡和西施视高官厚禄如粪土、功成身退、泛舟五湖的明智举动尤为欣赏，从中透露出作者对功名富贵的厌恶。
3.徐渭的《四声猿》
徐渭，字文清，后字文长，号天池山人，别署天池生、青藤道士、田水月等，浙江山阴人。他对诗、文、书、画、戏曲、文论，无所不通，无所不精，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徐渭个性狂放不羁。他追求自由，崇尚自然，与同时代思想家李贽的追求殊途同归。他傲视权贵，时有宣愤，为封建统治阶级所不容，成了明中叶“异端”分子的先驱。一生所作杂剧有《四声猿》《歌代啸》，戏曲论著有《南词叙录》，此外，还有诗文集《徐文长全集》《徐文长逸稿》《徐文长佚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