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史家第一:司马迁
2871800000002

第2章 龙门后代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天才的历史学家和天文学家。他著述《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就是研究“天”与“人”的关系,认识历史从古到今的发展变化,写出自己的一家之言。鲁迅先生曾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是伟大的史学家,他的《史记》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他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方法,以拥抱整个民族文化的宽广胸怀,熔三千年政治、经济、文化于一炉,完成了《史记》这部气魄雄伟、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巨著,成为历代史家学习、仿效的楷模。他也是卓越的文学家,以卓越的艺术才华,为我国传记文学开拓了一代新风。有人说,屈原的辞赋、司马迁的散文、杜甫的诗歌、曹雪芹的小说都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划时代的作品。可见司马迁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和地位。

司马迁不仅给后人留下了一份传世不朽的文化遗产,而且还树立了一个百折不挠、忠于事业的光辉榜样。让我们一起来追寻这位文化巨人的思想和文化脉搏。

(一)天官世家

古代人做事总讲究名正言顺,就连史学大家司马迁也是如此。

古代人在做官以后,通常以官名或居住地名作为自己的姓延续下去。司马之姓氏便是如此。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道:“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南正和北正都是官名,南正重执掌天上的神事,北正黎执掌世间的人事。这是远古时代即神话传说时代的事情。重氏、黎氏世世代代都掌管天文地理。司马迁认为他的祖先就是从此而来。到周宣王时,重氏、黎氏的后代失去了掌管天文、地理的官职而居司马之职。而有个名叫程伯休甫的后代人官居司马,于是,程伯休甫这一支重、黎的后代便改姓司马了。司马迁的这支家族,就是由此传下来的。实际上,司马迁讲述自己祖先的这些事情未必能确切考证,但是这也反映了他远大抱负的基点——天官世家。

读《太史公自序》可以发现,事实上,自程伯休甫官居司马之后,他们就不再是史官世家了。周惠王、周襄王以后,司马氏便分散开来。到了战国时期,秦国有个名叫司马错的人在秦惠文王时为官。司马错在历史上是很有名气的,是司马迁的八世祖,最有名的是他与张仪的大辩论。历史是这样记载的,惠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蜀国(今四川益地)发生内乱,向秦国求援,而此时韩国(国都在今河南新郑)又攻打秦国。秦惠王在伐韩还是伐蜀的问题上拿不定主意,就去征求张仪和司马错的意见。张仪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莫不从命”为据,主张伐韩。司马错却说:“我不这么认为。我听说,要想富国必先扩大领土,要想强兵必先使人民富裕。现在蜀国局势动荡,得到蜀国土地足以扩大秦国领土,取得蜀国财富足以使人民富裕。而周王室为天下共奉的宗主,挟持周王无异于引火上身。只有伐蜀才既得实惠,又不会有人出面干涉。因而伐韩不如伐蜀。”秦惠王听从了司马错的意见,攻下蜀地,并任命司马错镇守。司马错经营蜀地几十年,为秦国立下了非常大的功劳。

司马错的孙子叫司马靳,在秦昭王时为白起部将,由于在长平之战中白起和司马靳活埋了赵国在长平的降兵,回到秦国后他与白起同时被秦昭王赐死于杜邮。这时少梁也改名为夏阳。司马靳的孙子司马昌是秦朝主管炼铁的官,在古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职。铁在古代农耕社会有着极大的重要性,农业以铁为生产工具则生产水平有极大提高,铁还关系到军事装备等重大问题,因此铁的生产、销售都要依靠政府严格管理。

《史记》中记载,司马昌生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担任汉的市长(管理城市的商业地区),无泽生司马喜,喜被封为五大夫。在汉代有二十等爵位,爵位有名无实,不是官职,五大夫是第九等,喜可能是因为军功受爵。司马喜的儿子司马谈,是文景时期的人,在汉武帝时期司马谈担任太史公,乃司马迁之父。不过此时的史官与古代不同,只是一个中级官僚。由于家族对司马谈的影响,以及司马谈的史学之才,使其重新继承了远祖的史官世家之传统。

(二)史学家之父

司马谈生活于文、景时代,生年不详,死于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时任太史公。太史公是汉武帝时设立的一个官职,武帝比较注重人才。司马谈有着广博的历史知识。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唐都是汉代有名的天文学家。武帝初年曾被召见,让他测定二十八星宿的距离和角度,后来和司马迁一起制定太初历。司马谈就向他学习天文地理。杨何,西汉淄川(今属山东淄博市)人,字叔元,受《易》于田何,因通晓《易经》,于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被朝廷征召,官至中大夫。著有《易传杨氏》两篇,后来亡佚。司马谈师从杨何学习《易经》,掌握天文星象、阴阳凶吉等知识也是他作为史官的重要职责。汉初比较流行黄老学说,这是以道家思想为主,以黄帝为依托的道家理论。汉初的统治者谙熟黄老之学,上至当权阶层,如文帝、景帝、窦太后,下至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如曹参等,都主张清静无为。黄子就是黄生,据说是个很善言辞的人,曾经在景帝面前与辕固生进行过精彩的辩论。辕固生是《诗》学博士,在当时堪称《诗经》专家。就商汤伐桀、武王伐纣这两则事件的性质,辕固生说:“夏桀、商纣暴虐,所以商汤诛夏桀,武王讨商纣。天下归于商汤和武王。这是顺应天意和民心的事情。”而黄生却以“汤武非受命,乃弑也”为由据理力争。意思就是,商纣虽然失去道义,但仍是君王,君王有过,臣下应当劝谏,岂能上下错位,取而代之?黄生用儒家的君臣尊卑观念来反驳辕固生。岂料辕固生回答道:“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以此推论,高祖代秦,即天子之位,也是大逆不道的篡弑行为吗?辩论到此,两者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于是景帝出面制止道:“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史记·儒林列传》)这是句很有意思的话,即吃肉不吃有毒的马肝,不算不知味;讨论学问,避开汤武,没人说你们愚昧。这场辩论也就到此为止了。后人对黄生的认识也不过如此,历史上关于他的记载少之又少。不过他对司马谈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在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可以看出来。

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在中国学术史上第一次明确了“家”的概念,并在先秦以来学术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六大主要流派,即“六家”——阴阳、墨、儒、名、法、道。由此可见司马谈深邃的历史观察和判断分析的能力。《论六家要旨》也具有重要的社会实践价值,即在于它着眼于各家学说对国家社会的作用。统治者如能弃六家之所短而取其所长,定能在国家治理中取得成功。事实上,汉武帝即位后,摒弃黄老之学,独尊儒术,说不定正是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和体现。

《论六家要旨》是一篇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著名文章,直到现在也是我们研究学习古代思想学术史的必读篇章。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开始了长达六十余年的文治武功的统治时期。这时,汉朝已经过了汉初七十余年的恢复和发展期。诸侯国割据逐步解决,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国力得到充实。从汉武帝初年,司马谈做了太史令,直到武帝元封年间,司马谈一直担任史官。在这期间他进行了大量的历史撰述工作,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学著作材料。

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武帝东巡,举行了旷古未有的封禅大典。司马谈滞留洛阳,未能从行,“故发愤且卒”,愤恨而终。司马迁出使归来,“见父于河洛之间”,司马谈流着眼泪将后事嘱托于司马迁。“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可见,司马谈未能从行封禅与未能完成著史的愿望是遗恨终身的,并将论著历史的夙愿和理想留给了司马迁。但司马谈在世之时已做了不少撰史工作,为《史记》的写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后来都被司马迁编进了《史记》之中。对于司马谈所做的贡献,后世所给予的评价是很高的。杨燕起先生曾说:“司马谈为《史记》撰写所付出的长期心血和艰苦劳动,仍是人们永远纪念的。故此,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序》中明确肯定:‘《史记》者,汉太史令司马迁父子之所述也。’”司马迁子承父业,著称于史坛。

(三)少年显才

司马迁,字子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或说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卒于武帝晚年,大约活了五十多岁。

司马迁幼年时在家乡生活,“耕牧河山之阳”,在这“山环水带,嵌镶蜿蜒”的自然环境里成长,既被山川的清新之气所陶冶,又对民间生活有一定体验。10岁左右,跟随父亲到京师长安,开始研读古文。入京师后,向大儒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尚书》有今文古文之分,这还要从秦始皇焚书坑儒说起。秦始皇焚书时,济南有一位名叫伏生的博士,将《尚书》藏在家中才躲过了秦火之厄运。到汉文帝时征引《尚书》,听说伏生收藏有此书,于是文帝派晁错前往济南,由伏老口传,晁错笔录,得二十九篇。由于晃错是用隶书书写的,所以这部书就称为《今文尚书》。景帝后元二年(公元前l41年),鲁恭王扩建宫室,损坏了孔子旧宅,在墙壁的夹层中发现了《尚书》数十篇,为孔安国所得。这部书比《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称为《古文尚书》。

司马迁向孔安国学习的就是《古文尚书》,本书既包括进一步接受古典语言文字学的训练,又包括学习《古文尚书》的注解。司马迁有着这方面的素养,加上勤奋学习,所以学识日益丰富。同时,孔安国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着司马迁。

司马迁还师从董仲舒学习《春秋公羊传》,董仲舒是他的第二位老师,是汉代著名思想家,今文经学大师,景帝时《春秋》学博士,学问精深,弟子众多,曾经在家读书,三年未尝跨入自家后花园一步,有“三年不窥园”的美誉。董仲舒的思想,对司马迁的影响是巨大的。董仲舒对待《春秋》的态度,以及公羊学说的历史观和天人学说,都深深影响着司马迁。但是司马迁对董仲舒的思想并不是全盘接受的,而是有继承,有舍弃,并进行批判性地改造。

除此之外,司马迁还博览六艺、百家杂语,又从名师受业,靠着自己的勤奋,他从父亲司马谈那里学到了天文、星占、卜筮和黄老学说。从孔安国那里,他学到了古文学和用今文解说的《古文尚书》,还有属于古文学派的其他古籍。从董仲舒那里,他又学到了以《春秋公羊学》为轴心的今文学派理论。于是,年甫弱冠的司马迁便成为通晓当时主要学问的青年学者。司马迁自己也说道:“年十岁则诵古文。”小小年纪就显示出如此才能,非常人能够相比,可谓神童。管子曾说过:一个人只有不间断地学习,才有可能成为圣人。司马迁正是这样的人。司马迁晚年回忆起这段时光写道:“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意。”可见他少年时代才气横溢,性情不羁,人们对他的杰出才能是给予认可的。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在他母亲的原籍槐里县(今陕西兴平县东南)的茂乡,建造自己的陵园,并把茂乡改为一个县,叫作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东北)。第二年,他鼓励人民移住茂陵,移住的每户给钱二十万,田两顷。并在长安城北面西头的一个门——便门外,造便门桥,横跨渭水之上。茂陵在长安西北八十里,便门桥在长安西北四十里,长安人出便门,经便门桥,往茂陵,一路直达,很方便。于是茂陵成为一个新的名胜区域。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为了加强对封建王朝的统治,听信了大臣主父偃的计策——将天下豪强、乱民都迁徙到茂陵,这样既可以削弱奸猾之人,同时又可以捍卫京师。因此,汉武帝迁徙天下郡国豪杰及家产在三百万以上者往茂陵。于是茂陵不仅成为皇家贵族的游园别墅,而且还成为封建王朝管制豪强的区域。轵县(今河南济源县)人游侠郭解,本来家贫,不合迁徙的规定。但郭解在民间名声很大,因此地方官吏不得不点名要他家迁居。大将军卫青给郭解讲情,说郭解家贫,不合迁徙的条件,汉武帝说:“一个老百姓能够使大将军帮他讲话,他的家一定不穷。”于是,郭解最终举家前往茂陵。司马迁大概在这个时候见过郭解,并且对他印象很深。

在武帝开始鼓励人民、继而强迫豪强迁往茂陵的形势下,司马迁的家庭不知在哪一年,更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也搬到茂陵来了。可能在茂陵初建的时期,司马谈到长安做官,因为侍从武帝的缘由,就已经家徙茂陵,也可能是在元朔以后徙家茂陵的。因为这时,迁徙茂陵已经成为封建王朝的政治压迫,司马迁虽然不是郡国豪强,却是王朝官吏,为了职务上的方便,也就徙家茂陵了。因此,茂陵显武里成了司马迁的新籍贯。后来到了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50岁的时候,汉武帝又一次迁徙郡国豪强六万一千零八十七户,人口二十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七人到茂陵和云陵(今陕西淳化县北),约占右扶风二十一县户口的三分之一,这时茂陵已成为一个以贵族和豪强集中为特征的著名城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