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古籍儒家经典“四书五经”
2881300000011

第11章 “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春秋》

《春秋》是鲁国的史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编年史,它记载着从鲁隐公元年,即东周第一代君主平王四十九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即周敬王三十九年(前481年),这二百四十二年间鲁国和其他诸侯国以及周王室的重要事件。因此,我国历史上把这个时代叫做“春秋时代”。

编年史是按年月日记事的史书形式。《春秋》这部编年史的记事非常简单,一件事一句话,相当一部大纪年表,所以记述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才用了一万六千字左右。

“春秋”这个词相当于今天的“历史”的概念,是当时各国史书的统称。所以《墨子》上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等说法。“春”“秋”是一年四季(古代称“四时”)中两个最重要的时节。春种秋收是一年中的大事,秋收完毕,一年的大事就算了结了。所以古人就用这两个季节的名称代表一年的过程。编年史的书就叫做“春秋”。今本《春秋》是鲁国史书名,因为是本国人记国事,所以只用“春秋”两个字就够了。

鲁国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的封国,但是从周公之子伯禽到鲁国当国君,到隐公的父亲惠公,这十二代国君几百年间的记载全部无存。所以《春秋》是一部不完全的鲁史。尽管如此,它还是给研究我国公元前5至8世纪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一)《春秋》中的丰富史料

《春秋》不但记述了大量的古代战争、盟会、政变、兵制、刑法、赋税、礼制、宗法、婚丧等人事方面的资料,而且记述了大量的天象、地理、地震、灾害等自然现象的资料。《春秋》的价值就在于此。下面举两个例子:“(宣公)十有五年……秋……初税亩。冬,蝝生,饥。”其大意是说:宣公十五年……秋季……开始按田亩数量征税。冬季,出现蝗蝻,闹灾害。这条记载说明从宣公十五年(前622年)秋天起,鲁国开始实行按个人占有的田亩数量征税。过去土地的所有权归以周王为首的各级奴隶主,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式土地的附属品,奴隶主可以连同土地一起作为赏赐或礼品送人。即《诗经·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现在土地所有者向土地使用者按田亩数征税,说明生产关系起了变化,奴隶主和奴隶关系变成了地主和农民的关系。生产关系的变革决定了社会制度的变革。所以,从初税亩这条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在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

在自然现象方面,《春秋》记载日蚀36次,根据现代天文学追算,其中有33次都是准确无误的。此外还有许多珍贵的天文记录。如:“(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鱼。”说的是在庄公七年夏天四月辛卯日,傍晚,看不见星星。半夜,陨星像下雨一样。据现代天文学推算,这条记载说的是公元前687年3月16日发生的天琴座附近的流星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流星雨的记录。再如:“(文公)十有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讲的是文公十四年秋天七月,有彗星进入北斗星座。据推测,这说的是哈雷彗星。“孛”是光芒四射的意思,光芒四射的彗星也叫做“孛”。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哈雷彗星记录。

《春秋》记事方式是当时列国编年史共同的体制,而且那时列国之间有把本国发生的大事互相通报的习惯。所以同一件事,各国的记载大体相同。

《春秋》本是鲁国的编年史官所记国史,但旧说为孔子所作。《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载:“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

因为这两部权威著作的认定,孔子作《春秋》的说法逐步深入人心。但是从上文所述列国史书的体例、文字相同这件事来看,孔子是不应享有《春秋》的著作权的。唐代以后有许多学者对孔子作《春秋》的说法持怀疑态度。宋代的王安石甚至把《春秋》叫做“烂断朝报”(残缺的政府公告)。但也不能说《春秋》和孔子毫无关系。因为先秦的古籍中还有不少地方提到《春秋》和孔子有关,而且《春秋》是孔门课程之一,如果说孔子当年教学生,用的就是这本官修的编年史抄本,在教学中曾经作过某些编改,或有所取舍,但基本上保留着鲁史原貌,也是合乎常理的。但孔子应该不会对国史大删大改。后人的种种记述,无非来自口耳相传。为了提高《春秋》的权威性,有些夸大其词也是可以理解的。

(二)《春秋》的各种注本

由于《春秋》记事太简单,所以后人作了各种不同的注解本。《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春秋》经文和重要的注本有:《春秋》古经二十篇,经十一卷(公羊、榖梁二家)。《左氏传》三十卷(左丘明,鲁太史)。《公羊传》十一卷(公羊子,齐人)。《榖梁传》十一卷(榖梁子,鲁人)。

《春秋》的“经”和“传”本来是各自成书,别本单行的。《左传》亦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旧传春秋时左丘明所撰,近人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

左丘明(前556—前451年),姓左丘,名明(一说姓丘,名明,左乃尊称),春秋末期鲁国人。左丘明知识渊博,品德高尚,孔子言与其同耻。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太史司马迁称其为“鲁之君子”。左丘明世代为史官,并与孔子一起“乘如周,观书于周史”,据有鲁国以及其他封侯各国大量的史料,所以依《春秋》著成了中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史《左传》,和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国语》,成为史家的开山鼻祖。《左传》重记事,《国语》重记言。

左丘明是春秋时的史学家,双目失明。春秋时有称为瞽阇的盲史官,记诵、讲述有关古代历史和传说,口耳相传,以补充和丰富文字的记载,左丘明即为瞽阇之一。相传曾著《左氏春秋》,又称《左传》《春秋左氏传》《春秋内传》,与《公羊传》《谷梁传》同为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一,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从内容看,该书应成于战国中期,可能是作者假托左丘明而作。相传《国语》亦出于左氏之手,记录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保存了具有很高价值的原始资料。

左丘明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当时较多地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在叙述历史事实时,对于那些历史事件鲜明地表现了他的肯定或批判的态度。他所肯定的是那些符合于他儒家观点的东西。他肯定“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左传》隐公三年)一类的伦理道德,他也从那些伦理道德的观点出发肯定了“利民”和“卫社稷”一类对人民有利的东西。他批判了那些破坏伦理道德的所谓“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左傅》隐公三年)之类的所谓“逆德”,他也批判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的败行。这部书在思想上的进步性和局限性都从这些方面表现出来。

《左传》多用解《春秋》,同《公羊传》《谷梁传》完全用义理解释的有异。其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多出十七年,其叙事更至于悼公十四年(前454年)为止。书中保存了大量古代史料,文字优美,记事详明,实为中国古代一部史学和文学名著。本书每与《春秋》合刊,作为《十三经》之一。有西晋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唐代孔颖达等《春秋左传正义》等。

《公羊传》亦称《春秋公羊传》,是专门阐释《春秋》的。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旧题战国时公羊高撰。在汉代以前是口耳相传的,汉初才成书。据唐代徐彦《公羊传疏》引戴宏序,说是由景帝时公羊寿和胡母生“著于竹帛”。它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着重阐释《春秋》的“大义”,史事记载较简略,历代今文经学家时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谷梁传》亦称《春秋谷梁传》,也是专门阐释《春秋》的。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哀公十四年(前481年)。旧题谷梁赤传。其体裁及流传的方式都与《公羊传》相近。

前人曾经说《左传》传事不传经,《公》《谷》传经不传事。朱熹说:《左传》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

实际上,《春秋》是以史书而加经书之冕,所以“三传”都是讲史,也都是讲经。不过《左传》重在史实,《公》《谷》重在史论。不管史实、史论,对于研究中国的政治史、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都是很有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