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市检察院的起诉书称，经审查查明，梁宏贤从2003年3月至2005年1月期间，以批改作业及检查身体为由，共奸淫13名女生，猥亵1名。赵蕊说，其实，可能还有一些学生被强奸后没有报案。吴小兰对妈妈说，曾看见有高年级的女生也被梁宏贤单独叫到电脑室去。但至今没有其他班级女生报案。
另外，吴小兰跟妈妈说，其实有一个老师在案发前就已经知道有这种事情了。那垌小学一名老师的女儿也在本校就读，吴小兰有一天悄悄地要求这个同学告诉她爸爸，说梁宏贤老师跟女生做不好的事。第二天，这个女同学带回来的话却是：“爸爸说，叫我不要多管闲事。”
梁宏贤被捕之后，受害学生的家长们一直沉浸在愤怒与愧疚之中。
与此同时，闲言碎语飞快地传播开来，悲剧也如涟漪，一圈圈地放大。有一次，同村的人跑过来问吴小兰爸爸：听说那垌小学在选美啊？类似的闲话把一肚子火的吴父惹急了，几次跟人吵架。正月十五的晚上，他在骑摩托车回家的路上遭遇车祸身亡。
家长们都面临了同一个难题：想给孩子另找个地方上学，但是，没有钱。失去了家里主要劳动力的赵蕊家，更是无比为难。他们现在只有逼着女儿在异样的眼光注视下回到那垌小学上课。
为了得到赔偿，他们一起到城里去找各个部门讨说法，希望能找到一个可以负责的单位。教育局、司法局、妇联，都找了个遍，没有任何有效的回应。在兴宁区司法局参与的一个学校与家长的协调会上，一位干部说：“你们把梁宏贤告到枪毙对你们有什么好处？你们还不是拿不到钱？”在南宁市法律援助中心，一个副主任在材料送达后两个月，在家长们的催促下才看了材料。看到精神赔偿请求是5万元，说：“你们想靠这个发财啊？”
四处碰壁之下，律师是他们最后的选择。受害女生江灵的家长江福民辗转托人找到了名律师张树国。张树国决定免费为5名受害女生代理此案的附带民事诉讼。至10月14日，共9名受害者委托张树国代理此案。
张树国担任9名被害人的代理律师，提出了处女膜损害赔偿20万元的诉讼请求。
记者问受害学生家长：假如能够拿到赔偿，你们会怎么花这笔钱呢？比较集中的答案是：给孩子换个学校。他们的目光中，没有过多的期望。
相关背景36岁的杨云仲1986年毕业于大足师范学校，案发前是学校的工会主席、骨干教师、共产党员，工作很踏实。其业务能力也很强，不但有书法、美术、体育等特长，在主持节目方面也不错。1997年香港回归时，他主持的节目在县里比赛中还得了奖。在学校的年度考核中，他的得票是全校教师中最高的分数，被评为学校的优秀教师。
血泪凝成的镜头
是教育颓化，还是世风堕落？是师德沦丧，还是害群之马？
教师强奸、猥亵学生的案件在2003年比较集中地爆发出来。但在2003年之后，类似的事件层出不穷，性质恶劣程度有升无降，教师师德问题已超过道德的范畴，上升到学生人身安全能否受到有效保护，下面是一组用数字拌着血泪凝成的镜头——
在1999年至2002年间，吉林省通化市小学教师栗锋先后强奸猥亵了19名幼女；
在2003年至2004年间，重庆大足县回龙镇小学教师杨云仲先后对自己所教的10名未成年女学生实施猥亵；
2003年9月7日，甘肃省古浪县大靖镇数学老师倪龙寿将自己班上的漂亮女生李某骗奸；
2004年9月至11月间，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常河镇新集学校教师李广强奸了23名小学生；
自2005年9月开始，陕西省富平县小惠乡牙道小学教师徐广平在上自习课期间，多次将本班两名12岁女学生单独叫到自己宿舍内，采取暴力、威胁等手段将其强奸。
以上这些只是近年来经过媒体曝光过的极小部分案例，如果你在搜索引擎上输入关键字“教师强奸”，此类丑闻可谓是目不暇接。根据自己的感受和分析，当今中国教师已或多或少地呈现以下“病症”：
1.教育意识差。现在的教师只把教师当成一种可以获得稳定收入的轻松职业，至于他们的学生在走入社会后表现如何，他们似乎并不在乎。
2.道德水平低。以教师的职业要求为标准，能够合格的寥寥无几。那些歧视学生、打骂学生的教师可以用车载斗量。
3.社会责任感差。如今学校也成了弄虚作假的重灾区，学术造假层出不穷，那些教师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实际上是在给学生上了一堂不该上的道德课。
时光会带走记忆，过往的事件会凝结为教育的伤疤，心中的愤怒也为转化为更为理性的思考。中国教育生态的恶劣和脆弱，已将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悬于毫端。如果我们再对教育制度的改革畏首不前，投鼠忌器，那无疑是在将这个国家推入万丈深渊。
“中国第一逆父老周”的教子故事：上初一时他把13岁的儿子领出了校门， 18岁时他又把儿子赶出了家门……
“老周”名叫周建湘，原海南某高校教师，作为“恢复高考后最早毕业的教育硕士”，自以为是世间最聪明的那部分人，本来想办一所心中理想的大学，可“陡然发现没有社会也没有企业”，愤然只“剩下一群怕杀头怕领导怕老婆的拿着鸡毛当令箭在办大学”。之后，“先把自己卖了”，随着“十万人才闯海南”，扑通一声扎进海里，办公司、做贸易，换了10多个“工种”，又漂到了京城。
历经“商海沉浮，居无定所”。尽管走投无路，但是让我们牺牲自己的一切供孩子步自己当年遗弃之路的后尘，这在逻辑上无论如何讲不通。不上学不行，上学到头不也就我这样？反正让女人看不起，锅底刮得让你书都没法看进去，大学里面的主人被“逼良为娼”，卖身的钱又要掏出来送后代进去“坐台”，什么事嘛！作为当事人的我感觉到现实的荒诞。
“儿子子轩即使不调皮捣蛋，正常地接受学校教育，其发展结果我也并不看好。最后不就是为了考大学吗？大学我读了十年，教了十年。莫谈中国的大学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和过去比只能谈数量，质量只能说是每况愈下。” 基于这样的想法，作出让儿子“退学的选择”老周也就有了较为充足的理由，“当年我考研究生的时候，17名考生竞争到最后只招了我一个，看看今天的研究生，成班招，几乎是能考上就能毕业，考不上的舍得掏钱也能混个文凭。导师就更不要比了，我的导师一辈学贯中西者大有人在，今天的研究生导师且不谈学问见识之短长，能写好白话文的有多少？”
关注中国教育的发展与走向，是《中国青年报》深度报道的一大特色，几年前，老周及其儿子就成为该报的“关注”对象，该报两名资深记者吴苾雯、冯玥相继写出了两篇极有影响的报道。一位有眼光的书商认准了这个故事“很有市场”，于是找到了老周，要他写成书。老周认为自己被教育制度绑架、被生活绑架，他要解放自己。于是，他以一个父亲的角色写出了一个“拒绝绑架”的故事。于是这个“震惊全国的教育案例”全面地浮出水面——12万字的“案例”成为商品，摆进了残酷的市场。
有人说他是个疯子，有人说他戳到了中国教育的痛处。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生活的轨迹早已写出了笔直的理由：拒绝绑架！”
老周因为“拒绝绑架”成了故事的主角。而他的儿子呢？却因为父亲的“拒绝绑架”而成了故事的配角，默默无闻地挣扎在世界的某个角落。也许，这就是生活，你别无选择。
记者的功夫在于有“把厚书读薄”的本领，于是我们有机会知道“老周”和他儿子的另类故事，于是我们在剔出“老周”一些“牢骚”和“水分”之后，把货真价实的干货给提炼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