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苗苗坐的桌子上，刻着“5月19日”，小杨说，这是苗苗自己刻上去的，就在5月19日那一天。在另一张桌子上，也刻着相同的字，小杨说，这是5月20日刻的，有很多张桌子都刻了“519”，是纪念苗苗而刻的。
苗苗的班主任吴寿昌回忆，事发后的第二天，他也发现了这些刻字。他对学生们说以后你们纪念同学，发生了怀念这个事情，但是爱护公物，桌子上不能刻字。后来学生抹掉了。
被认为是孩子们秘密集会场所的魁星阁墙上，有小孩子写“到此一游”、“一见钟情”、“武林盟主”等，看起来都是一些没有章法的东西。魁星阁，看样子的确被粉刷过，但负责管理魁星阁的镇文化馆馆长也证实孩子们在魁星阁玩闹之余常常随意涂写，粉刷只是对文物的例行保护。
此时，那本传言在自杀学生中秘密流传的神秘“白皮书”，则成为目前服毒事件的惟一线索。苗苗的表弟和苗苗同在双城小学就读，姐弟俩相处很好。
苗苗的表弟说他也不知道那是一本什么书。
“我们也听说了这本‘白皮书’，神神秘秘的，家长老师都没有看到，只有孩子们知道，但是他们不肯告诉我们。”蔡家的几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邻居称，“这一带的小学听说都流传着这本‘白皮书’，我听说，达桐小学就有很多，原文是，天堂里没有烦恼、天堂里没有压力，天堂是快乐的、天堂是没有作业的、天堂是没有非典的……听说我们这里六年级学生看得很多，老师后来搜查过，但是学生偷偷把书藏了起来，放学了又取出来。”
当时负责收书的凉州区公安局，收了一批原来在双城小学学生中流传的印刷品，其中有文章祭奠轻生的女中学生，还有文章探讨了自杀的多种方式，警方确认它们就是传说中的“白皮书”。
但小杨否认了这点：“她当天看的是《阳光部落》。”《阳光部落》里写了男生和女生之间的一些感情。小杨说，苗苗平时就看些这样的书。
小杨在笔记本里写到苗苗：她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仍然有自尊的需求，我懂她的心，所以我很伤心。他觉得她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别人对她的侮辱。
从4月底起，苗苗逐渐有了自杀的念头并曾多次尝试，苗苗父母在她手上发现的伤口就是其中一次割脉留下的痕迹。 4月29号的周会上，苗苗又一次服毒，许多同学为了阻止她，也吞服了事后被证明是伪劣的鼠药“闻到死”，这就是苗苗舅舅所说的4月份那次集体自杀，小杨和小蔡也在其中。
小杨说：“当时倒了13人。大家说要死一起死。”
苗苗遗物里还发现这样一张字条：“我们六个人是姐妹，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第一个被认为因苗苗而自杀的小孙的母亲认为，儿子当天服毒只是因为她在网吧门口当众责骂了他。“我就说你放了暑假也不吃饭，那你整天玩……当时随手拿了一个细条条在他头上敲了两下。也没使劲，后来就不答应了。那几天风气也不好，小苗家，他们家喝药了，我说你是不是也喝了药了？！他气呼呼地：‘哎，就是的！’”
小倪是小孙最好的朋友，并且在小孙喝药的第二天，也选择了服毒。得知小孙自杀，小倪一度陷入了绝望。学校当时正实行家长接送制，23号早上没有家长接送的他被老师批评，于是情绪低落的他回家拿了一瓶敌杀死，在小树林喝了下去。
小倪的班主任王兴文说：“因为家长还没有到，他的情绪比较反常，我就说你等一会儿，家长来了把情况弄清楚了以后，你进教室。”
小倪当时以为，自己失去了最好的朋友，还被人责骂，所以就觉得很难忍受。
和苗苗关系很好的小杨是整个服毒链条中的最后一环，24号他在家中服毒后被家人发现送往医院。
小杨说，他解释，公安局的人不听，老说他和苗苗肯定有啥事情，这让小杨下了自杀的决心：“他们那事情肯定会传出去，传出去，我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这比失去生命还可怕。”
在调查当中，有孩子说因为公安部门的介入，包括一些询问的时候的一些方式，给他们造成了直接的心理上的影响。
甘肃省武威市市委副书记苏振祥说：“我们实事求是地讲，刚开始搞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这样不利于我们的调查和取证，但是因为出现死亡，这是比较重大的事情，必须要由公安部门和一些政法机关按照一定的程序办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考虑到派心理教师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苗鸿生对我们说：“这样重大的事情为什么一直也不肯公布？到底为什么？还有，我真觉得不可思议，当时这么大的动静，学校竟然声称一点都不知道？！现在上面竟然还对我们说，学校一点责任都没有，说完全是苗苗他们的责任！”
苗鸿生还告诉我们，4月20日10多名学生第一次自杀未遂后，六年级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在自己的课桌上刻下了“519”的字样，还有一些甚至刻在了自己的手臂上。他说，孩子们刻的字样除了“519”外，还有“忍了又忍”、“恨了又恨”，要么就是“春天来了”，“小蔡的手臂上就刻着一个‘忍’字，我问她为什么刻，她却回答我闹着玩。”
“22日自杀的那个男孩孙某手臂上刻着一个‘519’，我看得出来是用刀片先在手臂上一刀一刀地刻出来，然后再将墨水滴进去。娃娃们这是怎么了，我们大人也没有这样的勇气啊。”
学生连锁自杀后，学校的老师也曾经进行过调查，但学生要么就是保持沉默，说什么都不知道，要么就回答老师：你们不要调查了，调查也是白搭，要死的还是会死。
24日喝敌杀死农药自杀的男孩小倪一脸忧郁地坐在床上。男孩的身体已经渐渐康复，我们问他为何服毒自杀，他一声不吭地看了我们一眼，而后迅速转到门外不再答理我们。
但是苗苗的舅舅却指着那片树林说，农药其实是小倪早就藏在那里的，他说，这表明孩子很早就有了自杀的准备。
不仅如此，他还透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说，在调查苗苗自杀原因的过程中，他还听说，双城镇小学六年级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藏有剧毒老鼠药或者致命农药，家长和老师都搜查过，但是就是找不到。
“现在孩子们中又有一种说法，说失去生命在6月19日，好像是说等小学毕业时，六年级（甲）班35名同学以及（乙）班30多名同学都将全部死光。老师也调查过，可是孩子们要么不说，要么就回答说是闹着玩的。”
“现在我们这里的家长都很害怕，因为孩子们从来都不肯告诉我们自杀的原因，到处是可怕的沉默。”
之后，政府联合调查组撤出了进驻3天的双城小学。同时，对情绪起伏较大的学生通过亲友、老师劝抚、监护，遏止了学生群体服毒事件的继续发生。
5月24号以后，双城小学不再发生学生服毒事件，但是校方仍然面临着如何处理学生心理危机的一系列问题。
谁来叩响心灵之门
出了这么大的事之后，老师也找学生们谈过心。据苗苗表弟说，老师告诉他们，喝药会造成胃病。
小蔡和苗苗的表弟觉得，大人们并不了解学生的感觉。学生心里碰到有事的时候只能忍气吞声，“跟他们说了没有用。他们帮不了，也不能理解。”
对于死亡，孩子们与老师之间也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
吴寿昌说，死亡就是活得没意义。活的没意义就去死，到绝境的时候就死亡。他觉得，孩子们也应该认为死亡是可怕的。但在小蔡心中，死了就是睡着了，不会醒来，这事并不可怕。
小蔡说，人死后有另一个世界。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但是值得向往。
孩子对成年人的不信任，成年人对孩子的不了解，使双方都陷入困境。
双城小学校长王林山在事发后心理压力太大，精神几乎都崩溃了。头发在这几个月间全白了。经过这件事，王林山认为自己的知识并不足以教导孩子们，需要有人来告诉自己该怎么去跟这些孩子沟通。
沟通的难题，也同样存在于一些家长中间。
小杨父亲说，父子俩平时没啥聊的。娃娃平常心里想啥也不太清楚，有时要是他不听话了，就骂上一通。“小孩子跟你说心里话不容易。他的心里事情我们也摸不准。”小杨父亲平时有事也埋在自己心里，不痛快也不跟别人说。
心理老师李静和王金娥感觉，娃娃特别相信她们，“我们感觉着家长特别信任我们，就交了个朋友。娃娃在没成熟的时候，容易走上偏路，我们还是愿意与他交朋友。”
苗苗表弟说，再有事他一定能承受，“用毅力”。
小杨在和心理老师谈过后，他的情绪已经开始渐渐平复，准备开始中学生活，他说：“这个心理学奶奶，她耐心地听我说话、耐心地把我说服。她告诉我怎样去战胜、怎样去面对。以前没有人跟我说过。”
在整个双城少年服毒的事件调查过程中，最大的迷其实就是孩子们的内心世界。怎么样去打开它，可能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双城小学的问题，这也是全社会的问题。
7月2日，苗苗父母把收到的第二封遗书送到公安部门鉴定，结果为苗苗亲笔所写，只因运笔较快而与平时有异，信封背后文字为苗苗的一位生前好友所书。
两个月后，服毒事件留给学生们的创伤已经渐渐愈合，这些孩子和每一个普通的十三四岁的少年一样开始在电话里谈论他们所喜欢的流行音乐和电影明星。其实一度被认为不愿意开口说话这些孩子，一直在内心深处渴望着倾诉，只是不知道该向谁倾诉，如何诉说。
调查也显示，武威并不是一个用高压取得“高升学率”的地方，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学生中频频发生的轻生现象，应该和这个地方有没有文化传承或教育水准高不高没有直接关系。
那么，对孩子们的教育究竟缺失了什么呢？
86岁高龄的教育家、中国教育学会顾问、上海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吕型伟老先生神色颇为凝重。老先生投身教育事业69年，还从未遇过这样的学生群体性自杀事件。“这绝对是场悲剧！群体的悲剧！”他不断地重复着这样的词句，心情很是沉重。
在吕老看来，这场悲剧的发生不能怪罪孩子，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我们的家长、我们的教育。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强调得更多的是停留在智商层面，情商层面的关注度相对较弱。
甘肃的问题似乎也就出在这里，我们和孩子之间的心灵沟通出现鸿沟了。吕老说，孩子的思想变化发展到自杀的程度是有一个过程的，但当地的家长、老师竟然都不知道，以至于不能及时发现疏导。“什么时候，我们的孩子能够主动和你讲他的悄悄话了，什么时候我们的教育就成功了。”
进入六月，双城小学的六年级的孩子都已经顺利毕业了，小镇的生活看上去恢复了平常，但是服毒事件留给双城的创伤真的愈合了吗？在孩子们内心深处是不是像大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平静呢？悲剧会不会重演？
没有人能回答出这个问题。
新华社消息：2003年9月10日，第一个“世界预防自杀日”，有关机构公布的数字：我国每年至少有25万人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而自杀已成为15至34岁人群的首位死因。
陈列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桩桩令人震撼的用血和泪凝成的人物和故事——
2002年8月25日，陕西宝鸡的小丁接到了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全家欣喜万分的同时，小丁的父亲，却因为筹不出儿子的学费而跳楼自杀。
2004年8月26日，辽宁省沈阳市的刘淑杰，在家中吞下100片“安定”自杀，经抢救，幸存。自杀前，刘曾留下遗书：“对不起，孩子，我走了。我们即将面临露宿街头的现实，现在，我连一间没有水、没有电、没有厕所的房子也不能给你了。”当年，女儿周娜被北京应用技术大学计算机本科专业录取，学费每年8000多元。周娜决定放弃到北京读本科，准备在沈阳读个花钱少的专科，但念专科的钱，家里也负担不起。离婚后，下岗的刘淑杰每月仅有60元的工资和最低保障金１１３元。
2007年，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埔镇狮峰村的李清培被福建集美大学录取。2001年，李清培的父亲李德斯去世。紧接着，李家向亲邻们暂借数千元弄起来的蘑菇种植房几乎绝收，负债数千元。2006年3月，李清培的妹妹李少玲年满16岁，到南安诗山一家雨伞厂打工，每月仅能省下200多元帮补家用。7月26日，李清培的母亲林冰心因无力承担女儿学费，在家中厨房喝下农药自杀。
重庆周先生为缴纳儿子的学费去卖血，但却得知，现在实行没有报酬的义务献血……为了儿子的学费，周某痛称“卖啥都行”！
一幕幕的悲剧上演着，学子自己急迫的同时，父母承担着更大的压力。“为了孩子，我们真的什么都能做！”一对为了供儿子念大学而身兼三职的夫妻，颇显凄凉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