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消息在重庆市再现。2003年，重庆市技工学校14249名应届毕业生已安置就业13918人，就业率达到97％以上，2003年重庆市技校毕业生就业时，没有明显的冷门专业，而车工、钳工、电工、焊工、数控机床操作工、电子电器、机电一体化等专业毕业生供不应求，需用人单位提前预订。
——但与97％的就业率极不相称的是，技校的招生情况尚不容乐观。
一个令人难解的现象出现了，技工学校常常为招不满生源而犯愁。可2003年在山东，却出人意料地凸现一股“技校热”，不仅众多初中毕业生踊跃报名，而且一些大学毕业生也“回炉”上技校。
很多学生和家长对此都感觉有点冤：交了高昂的学费，上了几年大学，毕业了还要重新上技校。我们的大学教育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大学毕业生眼高手低的状态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大学教育与就业市场的衔接怎么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状呢？学校硬件设施不足、学生自我要求降低、社会上的功利思想带来的冲击等，都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更深层次的思考是：我们的大学能给予学生什么？大学的课程设计、教材选用做到与时代同步了吗？当windows操作系统广泛应用的时候，有的学校还只讲DOS操作系统，当数控机床已经普遍应用时，很多学校机械专业还在讲老一套的手动操作，学生也很少有实际锻炼的机会，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其动手能力可想而知。对于绝大多数大学生来说，求学依然是他们通往工作岗位的一个重要途径。如果在4年之后都不能达到这个简单目的，那再开倒车“回炉”的成本到底应该摊在谁的头上？
一方面是高级人才“无用”，一方面是初级人才“吃紧”；一方面是高校门庭若市，一方面是技校门可罗雀。这种畸形现象在中国形成一种奇特的景观。
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现象。2002年，我国的老工业基地之一的重庆市国内生产总值近2000亿元，二、三产业分别占该市国民经济的419％和421％，这决定了一个巨大的技术工人需求市场。而在重庆，截至2002年6月，有数据表明经过职业技能鉴定，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30多万技术工人中，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的比例分别为262％、491％、223％、23％、01％，高级技能人才严重匮乏。
市场需求并未相应激发学生的就读热情，在重庆，技校生源的90％来自农村，每到招生季节，技校的老师们只能到田间地头去动员学生读技校。
最新统计显示：在农村，有72％的家长希望子女能拿到大专以上学历；在城市，超过60％的家长希望子女能获得研究生以上学历。对是否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学技术当工人，有九成以上的家长持否定意见，主要理由有三：容易下岗，工作辛苦，收入低。
轻视体力劳动，可谓是我国的社会传统。在孔夫子时代，只是像孔子这样的知识分子轻视体力劳动者，而体力劳动者自己还并不太轻视自己。不然那菜农也就不会带着轻蔑的口吻斥孔丘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根深蒂固，人们都盼着做“白领”甚至“金领”，看不起“蓝领”、“灰领”阶层。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技能人才也是人才。在农村人们的认识存在偏差，认为不学习技能，也能出门打工挣钱，即使想学，农村的经济状况决定部分学生无力支付相关费用。
技校、职中生源不足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职业教育本身的师资匮乏，成为发展瓶颈。
以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广东为例。据了解到2005年，广东省将有250万人接受职业教育、岗位培训。如以目前中等实用技术学校的平均师生比（约1∶17）计算，广东省将需要14.7万名职教教师，若再考虑到经济结构调整、城市化进程等其他因素导致的人员培训任务，职教教师的需要量远远大于14.7万人。来自权威部门的统计数字表明，目前广东省各类初、中、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教师仅有约5万人，相对于上述的14.7万的需求量，广东省职教师资的缺口达10万人以上。有关专家认为，这还是比较保守的数字，因为没考虑到下岗再就业职工的培训与外来务工人员的培训。
10万人的缺口仅仅是数字上的表现，更让人焦急的是，在现有的职业教师队伍中，“双师型”（既有教学经验又有实践经验）的职教师资相当缺乏。目前广东的大部分中、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基本上是由以前的中专与大专改制而来，教师缺乏实践经验。
报载，韩某是天津市某高校应届毕业生，2004年父亲陪他到一家公司应聘，中午结束应聘后两人在街上走散了。焦急的韩某在街上转了半天也没找到父亲，因为身上没带钱，满头大汗的韩某找到民警帮忙。土生土长的天津人，怎么不知道回家的路呢？巡警的这些疑问，直到见到韩父后才弄清了原委。原来，韩某自小就是在家人的小心呵护下生活的，父母从来都不让他独自出门。就连上了大学后每周回家、返校也都是父亲接送，学校里吃饭用的饭票都是父亲定期去给换。虽说马上就要大学毕业了，可是他连回家的路都认不全，更别说回家了。
无独有偶，在四川，一位戴女士培养了一个聪明女儿，无论是电脑、书法、英语、舞蹈、声乐……样样在行，但周末到郊区农家玩了一趟，事情就变了样：女儿见到一头农家养的猪后，竟被吓得浑身发抖，如临大敌，回家后一直闷闷不乐，“像掉了魂似的”，吃不下饭。经医生检查，说这是一种心理病症，是由于小女孩突然见到以前没见过的事物，心理上不适应造成的！
大学生不识回家路，优秀女孩被猪吓坏，听起来是奇谈，却又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事件，这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极端现代版。
如此“弱智”的人才如何走向社会？面对这样的大学生，哪个单位敢于聘用？
“什么是人才？社会需要就是人才！”同济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郑惠强说得好。随着人力资源越来越市场化，树立新型的人才观越来越成为一种需要。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是人才，高级技工、技师等“专家型”职业劳动者也是人才。
市场需求与人才培养方向的错位，用人单位期待与大学生期望的错位，都对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提出了挑战。
学习市场最需要的知识，按市场的需要选择人才，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包括用人单位的共识。深圳去年底率先打破“干部”和“工人”的身份界限，在企业，所有劳动者统称员工。其实，在制造业发达的国家，许多在设计生产第一线的硕士、博士，也都统称为“worker”（工人），而在中国，由于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工人被贴上了一个特定身份的标签，现在是到了该揭掉标签的时候了！
“深圳现象”意义很大，“知识”和“人才”的外延和内涵确实有了很多新变化。科学和知识是生产力，技术和技能同样是生产力。任何科学和知识都必须通过技术和技能才可得到实现；任何科学和知识都只有通过处于生产第一线、直接为社会提供物品和服务的职业劳动者之手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只要人们最终需要的是各种各样的物品和服务，人们就永远需要各行各业的职业劳动者。
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人才，一定要经过市场的选择和度量。最重要的是看市场对你的需要程度和认可程度。当一个以能力为主导，而不是以身份为主导的竞争性市场经济社会到来时，职业教育与学科教育平起平坐，学历文凭与职业资格并重并举的时代也就到来了。
中专、大专、本科、硕士、博士，每个学位层次，都是文明社会人才价值链中不可或缺的，缺了任何一类人才，这个社会就不完整，文明就会断裂。
镜头聚焦：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2004年大学生就业潮到来之前，有两条关于大学生就业的新闻特别引人注目。一条是，重庆某高校的大学生号召成立“薪资联盟”，抵制用人单位乘机压低薪资标准，拒签低于2500元/月的就业协议；另一条是，在东北某高校举行的人才招聘会上，有的毕业生为了挤进自己向往的单位，主动提出“零工资就业”，即在见习期不要钱，经过考验得到认可后再建立劳资关系。
一前一后的两条新闻，反差如此之大，原因却如出一辙。
透过“薪资联盟”和“零工资就业”，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今一些大学生在就业压力面前的尴尬和无奈。
它有如一个镜头照射出社会某种心态和情绪，在我们生存的这个社会里，这样的镜头还为数不少——
长镜头A48元的“生存之道”
2004年春天，华中理工大学开展了一项特别的“试业”演习——48元“生存”48小时。
4月3日凌晨3点37分，三个组的所有参赛成员以及工作人员登上了开往南京的5046次火车。
4点04分，火车准时从上海站驶出。 “商机组”成员分别是：丁晟琪，男，华理机械工程031，来自上海；黄莺，女，华理商学院国贸011，来自兰州；吴炜，女，华理商学院信管021，来自山东。
半夜的火车仍然拥挤，过道里站着不少人。一路晃晃悠悠，火车在晚点近两小时后，于10点10分停靠在了南京站。一出车站，大学生们很快进入了状态：打开地图，确定行程。很快他们定下了第一个方向：新街口。他们之所以第一站选择新街口是因为那里高校、饭馆、商场比较多，是南京的一个中心地区，可能会有商机。于是他们动用了第一笔钱，花了3元钱买车票坐公交车前往新街口。
一下车，他们便看到了第一个“商机”——星巴克门口有提供免费品尝咖啡的促销小姐，但这个念头很快被扼杀在了“摇篮”里，促销小姐告诉他们星巴克的促销人员已经满了。紧接着又在附近的两家餐饮店接连碰壁，对方给出的理由大同小异：只要长工，不要短工。随后他们进了一家肯德基店，他们“终于找到免费厕所了！”……
在附近的招商旅游、e蝶数码写真馆、友谊宾馆等几处接连失败后，他们决定总结一下，调整“战术”。于是“商机组”动用了他们的第二笔经费——花3角钱买了一份《现代快报》，因为据报亭的人介绍，这张报纸上有很多招工信息。此时，时钟已经指向了12点。在画出了他们所需要的工作之后，“商机组”决定动用他们的第三笔钱用来打公用电话找工作。失败、接不通、已经找到人等。
他们决定用“口才”说服司机让他们免费乘坐公交车。在和司机软磨硬泡一番并出示了学生证之后，司机竟然同意了。
湖南路十分有人气，店也多，队员们一看便又来了精神。又开始一家接着一家地努力，可每次都是一脸沮丧地走出店门。此时，组员们已经饥肠辘辘了。
下午15点20分左右，“商机组”终于找到了一家名为“金水桥食府”的饭店，他们虽然不能为大学生们提供工作和住宿，但是负责人十分理解和支持他们的实践活动，并主动表示愿意请三位队员吃一顿饭。
暂时解决了饥饿问题的组员们继续踏上了寻找工作的路途。他们调整“战术”，决定根据经验把目标放在一些小饭馆上，新“战术”立马生效。在马台街上他们找到一家小饭馆，店主说可以为他们提供晚班，让他们19点以后再来谈。大学生们先答应了下来，但他们仍决定在19点之前继续寻找更合适的地方，暂时把目前这个机会留作“底线”。
功夫不负有心人， 18点的时候，真正的“商机”终于出现了。山西路上的“杏花村酒家”终于愿意接受了他们做一天半的短工，并提供食宿。
4月4日上午10点左右，“杏花村酒家”三位“生存英雄”正低着头干活。这个饭馆生意特别好，所以他们昨晚大约干到10点才和其他的店员一起吃晚饭。
至于睡眠问题，丁晟琪和这个酒家里的另两个男厨师一起睡在酒家大厅里，拿几张椅子拼一拼然后垫上很厚的毯子，一点也没觉得不舒服。黄莺和吴炜则与其他女店员一起睡在包间里，同样是拿椅子拼的床，但她们也表示垫上棉花毯之后和床差不多，睡得不错。
午饭过后，他们和酒店道别，颇有些依依不舍的味道。当黄莺从店主手里接过50元工资时，开心的笑容洋溢在三人脸上。14点40分，“商机组”终于圆满地完成了本次生存实践大赛的全部活动，班师回朝。
附：“商机组”收支一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