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日本首相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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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导论(2)

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使日本政局急剧动荡,以军部为中心的法西斯运动恶性发展,并在1932年搞垮了最后一届政党内阁。经过斋藤实等四届政府的过渡性准备,于第一次近卫内阁时建立起军部法西斯独裁体制。东条英机执政时,更把这一体制推向极端。

本阶段日本史上称为“十五年战争”时期。历届政府积极准备、发动和进行了全面侵华和太平洋战争,给中国和亚太各国人民造成空前的巨大灾难。战争期间,日本国内全面实行法西斯统治,通过所谓新体制运动,取消所有政党和国民的民主权利,代之建立“一国一党”的政治组织大政翼赞会,并全面实行战时经济统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世界正义力量的推动和美国对日占领当局的直接监督下,日本进行了民主改革,颁布了战后新宪法,废除了天皇制,确立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在象征天皇制下,首相(也称“总理”)真正具备了行使国家最高行政权力的地位和职能。

战后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已走过三个阶段,目前或已进入第四阶段的新时期。

第一阶段从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到“1955年体制”形成,政治上经历了被盟国军队占领、旧金山媾和恢复“独立”和政党势力重新整合三个小阶段。十年间政局动荡,内阁更迭频繁,至实现政治稳定,先后经历了11届内阁。

占领时期的日本政治由美国占领当局一手操纵,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实际上是日本政府的太上皇,他的“指令”和“劝告”,日本政府必须照办,首相的产生,必须得到他的同意。

民主改革和经济恢复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东久迩内阁办理了投降手续,币原内阁为处理战后混乱状态疲于奔命。从第一次吉田内阁开始,接连进行了农地改革、解散财阀和劳动改革,废除天皇制及其统治机构,颁布了民主宪法。在美国的援助下,政府推行了倾斜生产方式和产业合理化政策,并借助朝鲜战争的“特需景气”,使日本经济一举恢复到战前水平。

随着冷战的展开,美国对日政策的重点,从非军事化和民主化转向扶植经济自立和重新武装日本。1947到1948年间出现的两届“保守、革新联合内阁”,即片山哲和芦田均内阁,执政均不到一年便短命夭折。深得美国信赖的吉田茂先后五次组阁,执政七年之久,成为战后初期任期最长的首相。“重经济、轻武装”的“吉田主义路线”,为战后日本政治、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旧金山片面媾和,使日本在法律名义上获得独立地位,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则为日本加上了一层军事安全保护伞。

战后初期的十年,是政党政治恢复和“55年体制”的形成期。战后初期“党派林立”,战败到1946年4月第一次大选的约半年多时间里,除了自由党、进步党、社会党、协同党和共产党五大政党外,恢复活动或新建的政党多达300个以上。政党间缺乏合作,联合政府内部矛盾重重,执政效率低下。针对吉田政府的亲美路线,社会党打出中立政策,主张与中苏改善外交关系,并逐步积聚有关革新势力,于1955年10月实现了左右两派社会党的合并。迫于革新政党的压力,保守政党经过反复的聚散离合,形成自由党和民主党两大派系,并于1955年12月合并为自由民主党。“55年体制”形成后,确立了战后日本政治、经济与安全体制的基本框架。

第二阶段从1955年第三次鸠山一郎内阁建立到1993年自民党下台,此间政治运行的基本特征是自民党一党独大、长期执政。

在对外关系方面,日苏、日韩、日中邦交的恢复以及1972年收回冲绳行政权等,都是世界瞩目的大事。而尼克松冲击后田中角荣的“自主外交”、“福田主义”的“全方位外交”、大平正芳的“环太平洋合作构想”、中曾根康弘的“国际国家”等口号,留下了日本对外政策思想变化的时代印痕。

在经济发展方面,1956年度《经济白皮书》有一句“现在已经不是战后”的名言,宣告了战后经济复兴的结束和高速增长的开始。在政府主导的“赶超型”经济模式下,经济发展创造了“奇迹”。1968年,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联邦德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20世纪70年代,为应对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日本政府继续推出经济增长的强刺激措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缓和国际贸易摩擦,维持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到80年代后期,人均GDP超过美国(1987年日本为19553美元,美国为18570美元),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1985年起)、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和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海外投资国。然而,成功的背后酝酿着危机,进入90年代后,经济泡沫破灭并一发而不可收,辉煌一时的“日本模式”风光不再。

在安全防卫问题上,日本在1976年制订了《防卫计划大纲》,大平内阁时期提出了“综合安全保障战略”,1978年制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强化了日美同盟体制,中曾根内阁承诺在1000海里航线上为美国舰队护航后,战后日本的所谓“专守防卫”、不参加集体防御原则已经名存实亡。

在政治运行方面,“55年体制”下的自民党一党独大,连续执政38年,形成了自民党、政府与财界的“政官财三位一体”铁三角结构。最大的在野党社会党一直被排除在决策主体之外。根据选举制度,首相由国会议员推选,由于自民党占据众议院多数席位,其总裁出任首相成为必然。因此,首相位置的争夺是在自民党内部展开的。自民党总裁是自民党内派阀利益平衡的产物,派阀的大小是首要条件,资历的深浅,能力的高低只是必要的参考。1956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后形成了派系轮流坐庄局面,岸信介、石桥湛山、池田勇人、佐藤荣作和三木武夫等先后登台,而70年代的“三角大福”权力争夺战,只是四大派系领袖三木武夫、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福田赳夫谁先出演的问题。80年代前期,中曾根的政治操作抢眼,后期田中派(竹下派)独领风骚。但是,自民党政治已走到了尽头,金权丑闻不断,国民已经厌烦。

第三阶段从1993年细川护熙建立八党联合政权到2009年麻生内阁垮台,是日本战后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的过渡期,其特征是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单独执政局面不再,无论以哪个政党为核心,都必须是“多党联合执政”。

对外关系上,冷战结束后,国际环境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日本政府的重大课题是,面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如何定位国家发展方向。日美同盟经过一个时期的“漂流”,在桥本内阁时完成了“再定义”,小泉内阁时得到强化。安倍倡导“日美印澳价值观联盟”,麻生提出“自由与繁荣之弧”。中日关系大起大落,小泉执政时进入冰点,其后虽然急剧升温,但相互信任基础脆弱,麻烦不断。

内政上,20世纪末,泡沫破灭后的日本经济发展经历了“失去的10年”,克服制度疲劳,改革滞后于时代的赶超型经济体制,是历届政府的紧迫课题。桥本内阁的“外科手术”虎头蛇尾,“小泉旋风”掀起的新自由主义式无禁区结构改革,拉大了贫富差距,地方经济更趋萧条。世纪交替的20年,可谓日本近代以来经济发展速度最慢的“停滞时代”。

55年体制崩溃后,自民党分裂,其他政党势力也同样处在不断分化组合的过程中。政局动荡,首相更迭频仍。除小泉纯一郎和桥本龙太郎外,首相的任期都很短,其中任期一年甚至不到一年的“短命首相”有六位,最短的羽田孜内阁只维持了64天。“一年一相”的乱象,如实反映了多党联合政权的脆弱性。1993年自民党丢掉政权后,依然长期保持着第一大党的地位,并在细川和羽田两届非自民党联合政权垮台后,联合社会党和先驱新党夺回政权,组成以社会党领袖村山富市为首相的联合政权。1996年桥本龙太郎出马建立以自民党为主体的联合政权后,自民党掌握政权主导权14年之久,继自民党一党独大的“55年体制”之后形成了新的自民党“一党优势体制”或“1996年体制”。在此期间,在野党势力的分化组合令人眼花缭乱。战后最大的革新政党社会党销声匿迹。1998年,民主党、民政党、民主改革联合、新党友爱等党派合并为新的民主党,成为最大在野党。2003年,小泽一郎率领自由党加入民主党后,民主党的势力更加壮大。在2009年大选中,民主党利用改革后的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特点,大打“民生牌”,抓住了民心,战胜自民党并掌握了政权。

2009年9月鸠山由纪夫的民主党政府建立后,日本政治是否进入“两大政党制”的新时期还有待观察,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与外交战略的重塑更是任重道远。鸠山执政八个月已挂冠而去,菅直人首相苦撑了452天,也已于2011年9月2日下台,接过权柄的野田佳彦有无回天之力要靠时间检验,而忍耐着在野苦涩的自民党当然不会放过任何夺回政权的机会。日本政治向何处去?日本社会向何处去?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