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饬官场
乾隆皇帝在登基之后，特别是打倒亲贵削夺相权之后，着手整饬官场了。他知道若要政治清明，就非得有贤能的官员，而且他们还需要勤于政务，关心民生，务实地为国家服务。皇帝为起带头作用，他自己先勤奋地工作，不做太平享福的君主。据当时在他身边的属下说：
上（指乾隆）每晨起，必以卯刻。长夏时天已向明，至冬月才五更尽也。时同值军机者十余人，每夕留一人宿直舍。又恐诘朝猝有事，非一人所了，则每日轮一人早入相助，谓之早班，率以五更入。平时不知圣躬起居，自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后，上自寝宫出，每过一门必鸣爆竹一声。余辈在直舍，遥闻爆竹声自远渐近，则知圣驾已至乾清宫，计是时，尚须燃烛寸许始天明也。余辈十余人阅五、六日轮一早班，已觉劳苦，孰知上日日如此，然此犹寻常无事时耳。当西陲用兵，有军报至，虽夜半亦必亲览，趣召军机大臣指示机宜，动千百言。余时撰拟，自起草至作楷进呈或需一二时，上犹披衣待也。
另外，朝鲜人也有记述乾隆每天工作情形的，他们的说法是：
卯时而起，进早膳后先览中外庶政，次引公卿大臣与之议决，至午而罢。晚膳后更理未了公事……夜分乃寝。
可见乾隆皇帝每天的工作时间很长；备极辛劳。事实上，不但即位初年如此，即使是他往后的数十年皇帝生涯中，他几乎每天都是“惟日孜孜，罔或稍懈”地专心理政治国。
乾隆初年在政治上的主要活动是在“中道”思想指导下，对前朝政事作适当调整，他特别强调为政贵在务实，所以他要求在京满汉官员轮班条奏，内容一定要“深筹国计民生之要务，详酌人心风俗之攸宜”，反对崇饰虚文，必须陈奏实事。雍正大丧期间，各省督抚等官呈奏的都是些恭请节哀、进京叩谒梓宫等报告，没有什么内容。皇帝下令教他们“自今以后，凡无关于政事之实者，不必具摺具本陈奏。”即位半年之后，他降谕说：“从未见诸臣有直言朕过者，岂朕所行之事，悉能上合天理，下协人情欤？嗣后务须直言无隐。”他不准官员虚报开垦田亩，也不鼓励祥瑞的粉饰，他令大家以实心行实政。
要想得到勤奋务实的好官，当然就应该讲求用人的方法与人选的品质了。正如乾隆说的：“创业难而守业亦不易，惟在人君用贤纳谏，则天下自安，而国家永固。”当时官吏的来源主要有科举、捐纳、举荐几条途径。科举是正科，乾隆也效法祖父康熙增加过特科，如博学弘词科、经学特科、孝廉方正科、南巡召试、万寿恩科等等。皇帝重视正科，曾经多次亲临贡院，下令改进场所、设备、膳食，甚至延后考期，让考生在比较舒适的环境中应试。捐纳本来不是乾隆认可的，到大小金川战役发生后，为了解决军饷，才开放实官捐纳之例。大臣荐举贤能的人来当官，皇帝认为是个好办法，但他痛恨因私人关系滥举，乾隆三十一年甚至降谕严定督、抚妄举人员要判罪，还真有大官后来因妄荐被处分的。
选拔了人才当官以后，对他们的工作情形与操守应该按时检查才对。清代承袭汉人制度，对京官与外官每三年有一次“京察”与“大计”来考核官员的成绩。乾隆一再的谕令主管们要认真执行，不能徇私。乾隆十八年以后，他多次对京官的“京察”亲自裁定，后来又下令对地方高官布政使与按察使也要进行考核，同时又鼓励官员密奏属吏贤否，乾隆对中外各官的考核不能说不重视了。据不完全的史料统计，在他主政的时代，官员因“不谨”、“老”、“疾”、“才力不及”、“浮躁”种种原因而被革职、退休、调降的竟高达六千多人，足见皇帝对官场整饬的一斑了。
乾隆为了控制官员，防止弊端，又加强推行引见制度。这一制度就是凡被任命做官的人，都需要经过皇帝召见这一关。而已经任职的也被分批的调来京城觐见。乾隆三年以后，又将入觐的官员范围扩大，甚至有些知县都被引见了，并且作为定例。皇帝在召见官员时，可以当面观察各宫的面相、谈吐、学问、为宫经验等项，作为参考，不合适的他也可以不选派他们为官。这也是乾隆对各级官员操有任命大权的一种手段，用人权他是不想旁落他人的。
为了防止官员结党营私作弊，皇帝在即位之初就规定上奏补用人员时，必须在奏摺中将补用人的籍贯、科举年份等资料详细写明，以防以姻亲、同乡、同年、师生等关系提携进入官场，增大各官一己实力。后来又规定武官在职的要回避本省人，八旗武员也要到离乡五百里外地方任职才算符合规定。乾隆中期以后，甚至禁止同在一省的上司属员在现任内结亲，“违者，照违令律议处”。另外，为了防范中央官员与地方官员勾结、地方官员彼此之间勾结、地方官员与地方绅衿勾结，皇帝又下令严禁以下几件事：一、地方官不得巴结逢迎上司的子侄，有上司子侄经过地方时，不准拜谒地方官，以张扬声势。
二、地方官不准上奏呈请现任中央九卿高官的父祖入乡贤祠。
三、各地乡绅不准为当地官员建立生祠。
四、督抚经过地方，下级官员不须“跪地迎送”。同时皇帝又几次下令将各省历年来修建的文武官员去思碑、德政碑全部扑毁，消除官场的这种歌功颂德歪风。据史料所记，乾隆五十年云南、山西两省就毁掉六百多座，吏治也由此得到一些澄清。
康熙、雍正年间，因为崇尚程朱理学，读书人高谈理、气、性、命之学，他们当官之后，大多是空谈见长而别无他能。乾隆为改进官员素质，在汉族官员内逐渐斥逐崇奉理学的臣工，而举用服膺汉学的士子进入官场。从乾隆十年开始，政府考试命题以汉学研究为主，专出经史考据的题目，这样一来，研究汉学有成的人便容易考中而当官了。一直到乾隆禅位给儿子嘉庆，五十年中，先后举行过二十三次会试，录取名额不下四千人，这些考中的人中有不少官至极品，有外省的封疆大吏，也有中央的部院大员，甚至有任大学士、人军机处的，皇帝从思想与风格上大大整顿了官场的成员结构。
对官场人士结构调整影响最大的，可能是民族成份的改变。我们知道，清朝是满洲人建立的，他们人关之后以少数民族统治众多的汉人，当然骇怕汉人反侧，推翻他们的统治权，所以皇帝一直以满洲为主体，执行内满外汉的政策。康熙为了做一个儒家标准的明君，对汉人官员还相当礼遇。雍正也在调和满汉的政策前提下，限制满洲人的官场势力膨胀。乾隆即位后，则变更了他祖先的传统，在官场为八旗属下人广开大门，让他们在仕途有更多发展的机会。乾隆二年，皇帝首先下令准许旗人和汉官一样，可以保举为道员，以前只准举为布政使与按察使，职位降低了，任官的人当然就多了。乾隆六年，皇帝又作出新规定：“嗣后满洲进士，亦着照依甲第名次选用知县。”知县是七品小官，全国各地有很多个县，因此旗员任官的机会更多了。另外，清初以来，明朝降清的兵丁被收编为绿营兵，长官仍用汉人军官。乾隆上台后以绿营营伍废弛为借口，“分用满员，以资钤辖”，陆续派出大批旗员补任绿营守备以上的各级军官。由此可知，乾隆对当时文武两个官场都开放给了满洲人，尤其是武官名额中，在乾隆三十年代，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四川等省副将至守备，已有三分之二的名额被满族人占有了。全国也有不少知县是任用了满洲人，一度还引起汉人官员上书抗议过。
乾隆皇帝以多种方法来整顿官场，饬治风气，不但使政坛出现了一番新气象，也加强了他的皇权。他紧握了人事任命大权，加强了对官员的控制，因而进一步巩固了他的专制集权统治。
乾隆以他多年执政的经验，说过这样的一段话：
皋陶言：人君为治之道，在知人，在安民。斯言也，实系千古帝王治世之要道，舍是无他求矣。
夫知人、安民非二事也，人君以一身临万民之上，万民众矣，岂能一一教之、养之？是在知人善用，内而百官，外而民牧，必各称其职而能其事，以相辅弼承宣，然后庶政唯和，万国咸宁。
据此可知，皇帝之所以整饬官场，慎重任用人员，甚至改变官员民族籍贯，主要是因为各级文官武将都直接关系着他统治国家的命运，也关系着他统治的权力与地位，因而他不惜作出种种努力，整饬官场，澄清吏治。然而乾隆统治长达六十年，国家承平日久，官员腐化日深，加上皇帝本身又有不少问题，以致官场贪风并未收敛，吏治依旧废弛，官场也未见变好。乾隆朝是清代由盛而衰的分水岭，这说法应该是大致可信的。
现在就先来看看乾隆这一朝贪案中比较大的、比较奇的一些案例吧。
二、乾隆朝贪案特别多
有学者说中国古代政治史就是一部官僚贪污史，这种说法当然夸张了一些；不过考之史实，倒也有些真实性。我们从历代史书与私家别集中，官吏贪污的事随处可见，堪称俯拾皆是。从先秦到清末，甚至直到近世，古今中外的官员贪渎事件，几乎是无时不见，无处不见。尽管历代都有明君贤臣发表防贪、肃贪的政令主张，制定肃贪、惩贪的法律规条，使成千上万的贪官绳之以法，但是贪风依然猖獗，贪官还是不断地出现在政坛，贪污真是传统中国官场一种不能根治的痼疾。
事实上，若从历史上看，清朝帝王一直是反对贪污、主张严惩贪案的，并且认为明朝灭亡与墨吏贪婪有关，所以在顺治元年六月，即入关后一个多月，摄政王多尔衮便以文告谕诫官民，说“明国之所以倾覆者，皆由内外部院官吏贿赂公行，功过不明，是非不辨。凡用官员，有财之人虽不肖亦得进，无财之人虽贤才亦不得见用。……乱政坏国，皆由于此，罪亦皆大于此。今内外官吏如尽洗从前贪婪肺肠，殚忠效力，俸禄充裕，永享富贵；如或仍前不悛，行贿营私，国法俱在，必不轻处，定行枭示”。不久之后，多尔衮又对各官训示说：“明祚沦亡，率由臣下不忠，交相纳贿所致。若居官黩货，不恤生民，耻孰甚焉，其切戒之！”顺治元年十月初十日清廷颁布的皇帝即位恩诏内再强调遇贪即惩，罪不容赦的决心。肃贪政令可谓三令五申。然而仍有少数官员不法，结果受到了重惩，如顺治十二年顺天巡抚顾仁被斩，两年后江南与顺天两大闱场中考官受贿被诛等是比较典型的贪案。
康熙继位之后，初年因权臣鳌拜等人把持朝政，竞相营私，公行贪贿，所幸时间不久即被康熙消除其恶势力。接着是三藩动乱的大变局，国家经过了八年多的分崩战乱，社会极度不安；尽管如此，皇帝仍不时的向大臣宣讲政令，希望以教化功能来防贪止贪。例如他说“民生不遂由于吏治不清，长吏贤则百姓自安”；他又指出“天生有限之物力，民间易尽之脂膏”，若是尽归贪官则必导致国家衰亡。百姓困苦如果无所申告，一定会“上干天和”，必招致水旱、日食、星变、地震等灾异。他也降谕各官要“清白自守”，“严禁科派”。到了三藩平定前夕，他开始整肃贪污，如山西学道卢元培坐枉法赃律论绞，巡抚土克善以失察降三级。上林苑监署丞何中柱、监丞刘兴诗因贿论绞，户部尚书梁清标也因受何中柱营求嘱托降五级任用。三藩乱平后，康熙发现文武官员在处理吴三桂、尚之信等家产时，有大量侵吞的事实，于是严厉追究，结果查案大员侍郎宜昌阿、广东巡抚金俊与道员王永祚等贪官拟立斩，另有其他官员多人拟秋后处决。绥远将军蔡毓荣在攻入昆明消灭吴三桂孙子最后势力时，也犯了将吴家部分产业侵吞归己案，他虽从宽免予处斩，但仍受到籍没家产以及枷号鞭答等的下场。至于多加火耗、苛索属礼、枉法派收的山西巡抚穆尔赛，湖北巡抚张淠等等地方高官，也都被处以“秋后处决”或“绞监候”等的重刑。不过到了康熙四十年代之后，皇帝似乎满足于“盛世”的虚荣，改变了严惩贪污的政策，对官员的科派贿赂放松了追究，甚至允许他们可以作“些微”、“纤毫”的侵蚀，特别对他宠幸的一些文臣，如徐乾学、高士奇等人，在确证有贪渎行事后只夺其官职而已，因此康熙末年贪案时闻，噶礼、希福纳、蓝理等人就是其中著名的贪婪肥己的高官代表。
雍正是一位精严刻薄的君主，他即位之初，“弑兄”、“屠弟”，大杀“功臣”，造成了他嗜杀的形象，加上他以威猛的手段打击贪官，一时政界吏治澄清，贪案显然大为减少。即使到雍正十二年发生河南学政俞鸿图“受贿营私”一案时，他仍是从严究办，降旨说“学政科场乃国家兴贤育才之要政，关系重大”，“俞鸿图着即处斩”，同时他还认为“今观俞鸿图赃私累万，则各省学政之果否澄清，朕皆不敢深信矣！”因此他想到总督与巡抚既与学政同在省会办公，应该知道学政的优劣，可能有代为隐瞒之事，所以他下令嗣后各省学政如有考试不公徇情纳贿之事，“将督抚按溺职例严加处分”，可见皇帝以连坐法惩治贪污。不过雍正帝的统治时期不长，第二年即雍正十三年就逝世了，人亡政息，继承他的乾隆皇帝标榜以中道治国，一度改变严厉作风，贪风因而又炽热起来了。
乾隆一朝给人的感觉是贪案特多，手法奇妙，而且官员贪渎的金额大得惊人。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是以下几点应该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