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清高宗乾隆(世界伟人传记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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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 武治帝王(8)

清廷入主中国以后,顺治十七年(一六六○),安南国王黎维祺奉表贡方物,与清朝建立了封贡关系。乾隆中期,郑森杀害了安南国世子,夺取金印,谋篡王位,并与广南王的臣僚阮岳、阮惠勾结,合攻广南王阮福淳及其权臣张福峦(因其人专恣暴虐,人称为“张秦桧”),阮福淳因战败南奔,广南政权一时垮台,阮惠因势力坐大,自称秦德王。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阮惠攻黎王都城,杀死窃权的郑氏族人,自己执掌王国大权。第二年黎王维瑞病逝,其孙黎维祁继立,阮惠因不得人望,先以水陆两路军将王宫珍宝运到广南根据地,不久后又重新攻打黎城,黎维祁乃出走,隐居在民间,当时安南可谓南北混乱,民不聊生。

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十七日,广西巡抚孙永清上奏皇帝,报告安南政局变乱情形,并说黎维祁出奔,其臣阮辉宿、黎炯保护王母、王子等逃到了中国边境,求救人隘,经官员盘问后,已将阮辉宿等男女老幼六十二人收受入隘,拨给房屋,令其居住。皇帝接到孙永清的奏报之后,随即下达谕旨,给予指示:一、安南去年失国印,目前又有王室人员“求救入投”,应尽速查明真相办理。二、孙永清从未参与战事,此事应由两广总督孙士毅速赴广西调查。三、安南原系阮家天下,后为黎氏占夺,现在阮氏如为恢复旧业,亦可从而安抚。如非此阮氏所有,现强行篡夺,则不能置之不问,否则有失宗主国之体统。军机大臣与孙士毅等查明后,提出对策。四、对来投的王室等人,“优给廪膳,勿使失所”。五、设法寻找国王与遗臣,查明上报。

六月二十六日,孙士毅的奏报抵京,谈到阮辉宿向他报称:阮氏只据东京黎城与牧马、谅山等少数城市,而阮惠之兄阮岳“一味犷悍,并无法令”,不得人心,黎王若能乘隙而动,“即可一举成擒”。皇帝认为“人心又戴旧足恃,尚可徐图恢复,办理尚易”,传谕孙士毅令阮辉宿回国告知黎维祁招集义兵,力图恢复,“目前天朝已派调大兵”协助,如阮岳“负固不服”,清军将“四路会剿”。不久之后,清政府以总督名义发布责斥阮氏的檄文,希望安南臣民支持黎氏,恢复王室。

皇帝虽一再强调“兴灭继绝”、“字小存亡”,但并未正式下令用兵。孙士毅除了利用阮辉宿的谈话表示黎氏还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外,他又向皇帝报告:斥阮檄文在安南各地发布后,阮岳、阮惠兄弟都“畏惧逃遁”,阮惠部下将领也有“即知外逆效顺”的,言外之意,如若出兵,胜利是可以预期的。皇帝受了他的鼓励,也认为“阮岳等亦无须多兵剿办”,派广西提督许世亨及总兵一二员带兵数千汉口可,最多让孙士毅再准备几千兵丁,在边境关隘驻札,“声言续发”,壮壮声势。

阮惠见清军将至,乃向孙士毅请入贡,说明黎维祁生死不明,请清朝让故王黎维真的儿子维小宝主国事,并迎其母妃回国。清廷认为阮惠是狡猾缓师,而且想立维槿为傀儡,下令要孙士毅严斥阮惠,不接受他的朝贡,同时决定用兵,兵分三路向安南进发:一、由广东钦州出海,过乌雷山到安南海东府。二、由云南蒙自县莲花滩陆路到安南的洮江。三、由广西镇南关直往安南。同年十月,孙士毅与许世亨率两广兵一万人出镇南关,直捣王京,以二千兵丁驻谅山为声援。云南提督乌大经则调集大军八千取道开化厅之马白关,入安南界。由于清军军威旺盛,又有土兵义勇随行,因而阮氏的隘兵都闻风逃散。阮氏最后只好靠天然地形的三江之险,即寿昌江、市球江、富良江(红河)抵御清军。

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孙士毅部属兵抵寿昌江与阮惠兵交战,阮惠军败,退守南岸,挤断浮桥,清军在大雾中不知浮桥已断,带头兵丁有二十多人落水,所幸后攀援竹筏登岸。清军后砍竹编筏,始能渡过寿昌江,继续南下,后在三异与柱石交界处与阮军交战,阮军于山坡竖红、白、黑等色旗帜,擂鼓进攻。十四日晨阮军败退,清军俘阮军七十九名。其后清军又分两路进击,抵达市球江边。

市球江江面较宽,阮惠在南岸坡岭上屯兵,并于沿江一带竖立竹木栅栏。十一月十五日阮惠军列炮猛轰北岸清军,清军仰攻困难,多有死伤,战争延至第二日,孙士毅乃命分兵乘夜于二十里外地方暗渡。十七日,清军分两路夹击阮惠军,并突袭阮惠市球江大营,火光四作,阮惠不辨清军多寡,不知暗渡兵来,全军溃散。清廷据报,是役阮惠军积尸江岸与漂流江面的至少千人,被生擒的有五百多名。十一月十九日晨,清军抵达富良江北岸,阮惠在江心以大小船施放枪炮,孙士毅军则于远处觅小船乘夜到江心夺取大船,轮番载渡两千余人过江,分头进攻。二十日清军全数过江,阮军向南方溃逃。原本清军在作战时以割取已死敌人首级与俘虏耳朵记数,以作论功行赏依据的,孙士毅以为“追杀敌人间不容发”,“不令于剿杀吃紧时割取,致滋延误”,令兵士继续乘胜追击。乾隆皇帝为此事还称赞他说:“所见是,不料汝读书人具此识见,以手加额庆得一好大臣,较之定安南尤为快也。”

十一月二十日,清军收复黎城,当天深夜黎维祁也由躲藏的乡村赶回王城,与孙士毅见面。乾隆皇帝在孙士毅出兵时就命令他克复黎城后,若黎维祁出面,即传旨册封他为安南国王,因此孙士毅当即宣谕这项册封命令。黎维祁以“陵寝尚陷贼境,未获展拜”,恳请暂缓册封。孙士毅认为不应该以“私情渎请”,仍决定二十二日宣读册文,进行加封。清廷因为安南动乱经年,元气大伤,遣使入贡若按规定又必费时费钱,不如早日册封,以安定民心,而且清军在外过久,也怕遭遇不测,所以皇帝交代孙士毅速办册封之事。

孙士毅等此次行军征讨,不到一月即恢复黎城,也办好了册封安南国王的封典,皇帝非常高兴,乃降旨封孙士毅为一等谋勇公,赏戴红宝石帽顶。许世亨为一等子爵,其余文武官员也有被赏赐的。正在京城与前线都欢庆战争胜利之时,孙士毅却从安南传来不幸的战败消息。

原来黎维祁恢复王位之后,为了报复,大肆诛戮,很失人心。据史料记述:“帝(黎维祁)性褊刻,宗室女有嫁贼将有孕者,命刳之;又刖其皇叔三人,投于宫市,人情稍稍离贰。”当年除夕,安南王家母眷从广西边境回返黎城时,见黎维祁行动乖戾,母后都忍不住提出警告:“我辛苦请得援兵来,国家能经几番恩仇破坏,亡无日矣!”母后甚至号泣不肯入宫。孙士毅也阻止过黎维祁诛杀臣民,要他“务须宽大,收拾人心”。另外一个影响人心的事是“连年荒歉”,而“清兵在京者,肆行抄掠,民益厌之”。加上阮惠败后南下,兵力并未损失太大,他只是暂避锋头,俟机再起。

清朝中央也以为孙士毅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撤军回粤,不宜再穷追深入,否则有可能被阻滞在异域,转致欲罢不能。孙士毅本系文官,对军事了解不多,他以为用兵不到一月,阮惠被打得节节败退,好像清军所向无敌,因而有了轻敌之心,而且又想功上加功,彻底消灭阮惠,他就有继续作战之念,不照朝廷的意思班师了。甚至在同年十二月间,皇帝给他降谕多件,一再说明恢复安南黎朝的任务已完成,可以撤军。因为安南地小,又多瘴气,易染疾病,运粮又难,加上黎维祁懦怯无能,“天心已有厌弃黎氏之象”,朝廷不应该再花费巨大人力物力,从事这种“揆之天时地利人事实有不值”之事。然而孙士毅却迟迟不撤兵,以致遭到乾隆五十四年新春惨败的结局。

孙士毅不但不撤兵回国,同时也没有乘胜追击阮惠,只在黎城迤南一带派兵防守。阮惠知道清军“悬军黎城”后,乃“倾巢出击”,并先派人于五十三年除夕来诈降,孙士毅信以为真。第二天是五十四年元旦,“军中置酒张乐”,欢乐地庆祝新年,哨兵来报阮惠军过江来犯。黎维祁向孙士毅“哀恳,只好絮母逃至内地,求大皇帝赏饭一碗,以全性命,断断不愿再做安南王”,经孙士毅开示大义,才“含泪而去”。孙士毅随即与许世亨仓皇备战,然而阮惠来兵人多势强,猛烈进攻,又用象载大炮冲阵,清军不敌,“黑夜自相蹂躏”,伤亡极重。孙士毅向皇帝报告说:“黎维祁闻阮贼亲至,心胆俱裂,即手抱幼儿,随同伊母逃过富良江,不及携带其妻,百姓见此情状,俱慌张乱窜。”安南人则记载首先弃城的是孙士毅,“帝亦匹马与士毅偕北……命黄益晓等驰归内殿护太后、元子济河”。孙士毅不但“身先士卒”地弃城北逃,而在渡富良江时为怕阮惠军队来追,他下令砍断浮桥,使得在浮桥南岸的许世亨与清军一万多人因桥断而无法渡江,最后被阮军歼灭,只有少数人当了阮军的俘虏。被俘虏的清军中有一个名叫张会元的,他后来因和谈而被放回,据他事后供称:

此次奉派带兵在黎城南门外十里扎营,正月初五日寅时与贼打仗,杀死贼匪多人,直至未时,贼众愈杀愈多,将官兵冲散。会元带兵冲杀至江边,见浮桥已断,不能过江,彼时尚有兵百余名。

会元声言与其束手待毙,莫若拚命杀进黎城,多杀贼人,死亦瞑目。众兵闻言,各各奋勇,随回身一路冲杀,直至黎城,被贼四面围袭,会元在马上咽喉偏右及左肋被贼长矛戮伤,昏晕坠马,颈下又被刀伤一处,不省人事。

这是士兵亲身经历的遭遇,而孙士毅却向皇帝报告:“在北岸候至一日,毫无提镇等消息……因所带官兵只有数百名,势难前后受敌,只得率同庆成等三员回抵市球江。”显然孙士毅是在扯谎。

这一仗,清兵阵亡与失踪的五六千人,一说万余人,包括提督许世亨、总兵尚维异、张朝龙等官几十人阵亡。孙士毅一路逃命入镇南关,“尽焚弃关外粮、械、火药数十万”,黎维祁携母逃抵云南。云南乌大经一路人马则几无损失地“整旅进关”,算是大幸。

孙士毅因贪功轻敌,迁延不遵旨撤兵,理应被严惩才对;但是当他返回广西后,上奏承认自己“调度乖方以致兵败”,请旨革职治罪时,皇帝在他的奏摺上批了:“何出此言”。后来孙士毅又上奏愿赔补这次用兵所动用的几十万两帑银,乾隆也批写了“何至如此”。皇帝认为黎氏立国已久,政令废弛,气数已尽,为天所厌弃,不是孙士毅调度乖方所致,所以后来仅撤回以前封他的公爵及所赏红宝石帽顶,另外同意了孙士毅第二次请罚的四万两补损两广营房装备费用。皇帝不但没有重罚孙士毅,不久之后还调他回京,出任兵部尚书,真是“天威莫测”。孙士毅何以不受罚呢?我个人有两点想法:

一、他与傅恒、福康安父子二人的关系不差。乾隆三十四年大学士傅恒征缅甸时,他以侍读之衔随军,“典章奏”,帮傅恒处理文移奏报。五十二年福康安被任命赴台平林爽文乱,他又驻守潮州,遣兵助剿,备办粮草器械。傅恒父子前后都算是以完成任务收场,孙士毅对他们不无襄助之功。这次孙士毅自黎城惨败回到镇南关,福康安正好赶到该地,后来福康安向皇帝上奏说孙士毅“此次提兵出关,三战三捷,读书人能如此实心肩任,一往无前,此心可对皇上,可对天地”。福康安是乾隆最爱发妻的内侄,他能让皇帝改变主意杀掉柴大纪,当然他也是有能力帮孙士毅大忙的,况且皇帝正要重用福康安代替孙士毅来收拾安南的残局呢。

二、孙士毅在军机处当过章京,又在内阁任侍读学士,历官中外三十多年,对皇帝的脾气作风与官场积习都很了解,他败归之后,立即向皇帝表示“痛哭流涕、伏地叩头,恭谢圣主天恩,自言调度乖方,贻误军律,致烦圣心,实属罪该万死”。乾隆是个集权专制君主,大臣只要向他认错、恳求,总是会有较好的结果。如果像张广泗、柴大纪这些人力争公理,死不认错,下场都很可怕。孙士毅又是“典章奏”的能手,把自己的丧师溃逃以文字修饰、淡化,而以“调度乖方,贻误军律”作罪状,当然罪行就轻了。战后他被召回京时,曾“待漏宫门外”,就为了送皇帝一个“大如雀卵”明珠雕琢成的鼻烟壶,连和珅见了都赞不绝口的稀世珍宝。他的这些作为都是合皇帝胃口的,能不得到善待吗?

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皇帝下令福康安为两广总督,并有意停止对阮惠的用兵,说阮惠不过安南一土目,“得其地不足守,得其民不足臣”,不值得去大动干戈。皇帝指示福康安说:“若阮惠等闻风畏惧,到关服罪乞降……不可遽行允准,使其诚心畏罪输服,吁请再三,方可相机办理,以完此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