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因打击反清反满思想而兴的文字狱。乾隆时代不少人因写诗作文而被指为思想反动，有反清复明的意图。像胡中藻《坚磨生诗钞》里有“一世无日月”一句，被断章取义地解释为怀念明（日与月合而为明）朝。“一把心肠论浊清”被看作是在大清国号上加上“浊”字，心存侮辱。徐夔述的《一柱楼诗》里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句以及咏正德杯诗写出“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二句，都是不敬大清，甚至在诅咒大清，想要一举“去”掉清朝政权，而且“壶（胡）儿”更是影射满族。徐夔述“狂诞悖逆，实为覆载所不容”。钱谦益著作很多，经人告发在他的《初学集》与《有学集》中有“不辨科斗文，神官为我读”、“青衣苦效侏萸语，红粉欣看回鹘人”，被认定是对满族语文的讽刺文字；又有“先祖岂知王氏腊，边人不解汉时春”以及“歌舞梦华前代恨，英雄复汉后人思”等等，都有诋毁清朝之意。钱谦益死后百年还被清算，可见当时文字狱之可怕。其他如杭州卓长龄著《忆鸣诗集》，因“鸣”与“明”同音，被指为忆念明朝，图谋不轨。戴移孝《碧落后人诗集》中有“长明宁易得”、李驎《虬峰集》中有“翘首待重明”、安徽武生李超海在《武生立品集》里写了“大明进士”犯了忌讳。王沅《爱竹轩诗稿》内有“暗影‘日’‘月’二字，合成明字，藏于篇终，言其所思在明”，也被当作逆案查办。清初祝廷诤教儿子的《续三字经》课本里有“发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也是“系怀胜国”，“指斥本朝制度”，而他书中“未将本朝国号敬谨抬写”，意味着祝廷诤有反清意识。
还有记载说：山东刘遴等人刻印族谱，其中有以“卓尔源本，衍汉维新，希是如此，嘉毓统真”十六字为刘家子孙辈分排行的用字，这本是很多族谱书中常见的事；但是刘家族人不和，有人就告到官府，说什么“语句不经”、“匿祖别宗”，因而兴了一次文字之狱。山东的地方官也觉得他们“远引汉裔，殊属狂悖”，这个“汉”字不但代表刘家是汉朝刘邦的后代，还意味着他们是“汉”人的后裔，有反满之意。又有“发短何堪簪，厌此头上帻”以及有人以“守发”为名，都是反对剃发。“布袍宽袖浩然巾”则是反对清朝服饰的文字。类似捕风捉影的文字狱案还有很多，相信不少作家只是用词不妥，择字不精，结果几乎都得到一个处死的收场，而家人也被充军，甚至沦为奴隶了。
第二，因惩罚诋毁污蔑皇权而兴的文字狱。乾隆二十年浙江布政使彭家屏家纂修的族谱中把明神宗万历年号照旧书写成“历”字，没有敬避皇帝的御名“历”字，犯了大不敬罪。四十二年江西王锡侯编《字贯》一书，在序文中直呼康、雍、乾三位皇帝的名字，又删改了康熙皇帝御制的字典，“毫无尊君亲上之心”，当然判处死罪。四十三年河南一位裱褙店老板刘峨，为牟利裱褙了一批《圣讳实录》出卖，其实这是一份对考生有用的出版品，它告诉考生在考试作卷时那些字不能写必须回避，如康熙的名“玄晔”这两个字就不能写在试卷，或是雍正的御名叫“胤禛”就得改写成“禛”、“允”及“祯”、“正”字等等，当然乾隆的名字“弘历”更不能在文章里任何地方出现。由于《圣讳实录》里是刻着原名与改字对照参考的，原名刻上了当然就犯忌。刘峨根本是个不太通文墨的人，怎么向官方解释也没有用，最后被处斩而且家产也被充公了。四十五年，广西一位老生员吴英上书布政使希望改革一些地方政策，但他在书中写了“其德非不弘也”、“万斛之弘恩”二语，结果也以“叠犯御名”被判“凌迟处死”。胡中藻诗里有“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乾隆降谕说：“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语？”至于胡中藻出过的试题“乾三爻不象龙说”，情势更严重了，被指为是恶意的人身攻击，因为乾隆认为：“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另外，大理寺卿尹嘉铨年过七十，自称“古稀老人”，没有想到乾隆皇帝也称“古稀老人”，这也算触犯御名，构成“僭妄不法”的大罪。其他如山西王尔扬为父亲刻墓志铭上用了“皇考”二字被指为擅用“皇”字，“实属悖逆”。江苏韦玉振为父刊刻行述时，文字中有“于佃户之贫者，赦不加息”，也被斥责“身为廪生，乃敢用‘赦’字，殊属狂妄”。湖北秀才程明諲为人作祝寿文，内有“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两句，“创大业”被曲解为“做皇帝”，程明諲也就因“语言悖逆”被砍了头。乾隆后期，皇帝对一些小案子处理比较宽松，像墓志铭、行述里用字不当的也有只命令毁掉或重写就算了，但也要看他当日的情绪而定，反正生死大权是操在他手里的。
第三，因严禁臣民干政而兴的文字狱。乾隆为乾纲独揽，皇权不容别人侵犯，曾经贬杀过不少大臣，民间作乱向皇权挑战的更是罪无可赦。同样的他也以文字兴狱来严办那些想干预国家军政事务的人。乾隆十六年前后，社会上广泛流传一份以孙家淦名义写成的奏疏，并附有皇帝的朱批字样，内容是参劾当时朝廷中满汉大臣，连皇帝南巡也受到批评。这件事闹了一年多没有查出名目，后来杀了几个武官处分查办不力的大臣了事，干政的文字狱由此开始。
湖南人刘翱写了一本名为《供状》的建议书，谈到雍正年间“地方时事”，论及他对当时查缴违碍图书的一些看法。刘翱本来是一番好意，希望政府能采用，但是结果被斥为“以一介小民，辄敢妄谈国政”，实为“狂诞不法”，“不知安分守己”，被处以死刑。广西的吴英也是因写了一份三千字的策书，建议政府在赈恤饥民、革除盐商、保甲防盗、禁种烟叶、裁减僧寺等方面做些改革，结果被指为“不知安分”、“语涉狂悖”等等罪名，惹祸上身，落得个死刑的结局。湖南又有一位叫刘震宇的人，他花了不少时间，写成一份《佐理万世治平新策》，其中谈到关羽封号祀典应该贬抑、衣服制度需要变更等等问题，代理巡抚范时绶认为他“迹类疯狂”，没有从重处分。乾隆知道此事之后，甚为不满，以为“仅将该犯轻拟搋杖，甚属不知大义”。结果经过刑部调查，刘震宇被判了死刑，范时绶也受议处。
干政的文字狱可能以干涉到皇帝之皇后的事最为严重。乾隆三十一年，皇后那拉氏被幽禁死亡之后，显然引起社会大众的同情，十年之后有一位曾经在都察院当过书吏的人，名叫严譄，他突然向大学士舒赫德呈送了一份《请立正宫》的报告。当时是乾隆四十一年七月十七日，皇帝正在避暑山庄住夏，知道这件事后随即下令叫大学士阿桂、刑部尚书英廉等人“各秉天良，将此事实心查办”，结果严譄被处以立斩。两年后乾隆皇帝又东巡东北老家，经过锦县地方时，有一位秀才金从善也向皇帝上了一件呈词，要皇帝为那拉后一事下诏罪己。皇帝说：皇后犯了“自行剪发，则国俗所最忌”的大罪，“乃欲朕下罪己诏，朕有何罪而当下诏自责乎？”金从善当然处死。上面这些都还有凭有证的干涉政府行政案，胡中藻在诗集子里有“那是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灯”二句，从字面上看似乎是颂扬乾隆皇帝蠲免钱粮、赈济灾民善政的；但是大皇帝不那么想，他硬说：“朕一闻灾歉，立加赈恤，何乃谓如佛灯之难觏耶？”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从以上乾隆朝部分文字狱案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不少案子是望文生义、断章取义而起的；二、乾隆不但以文字兴案办活着的人，连死去的人也不饶过；三、掀起了家人、友人、仇家等的告讦之风；四、除当事人外，亲友、师生，甚至地方官都有受到牵连处分的。难怪多年之后，龚自珍还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这样惨烈、无理的文字狱，除了表示专制君主有生杀予夺的淫威以外，也使得一般人民安分守己，做个顺民，而知识分子则更是生活在恐怖紧张的气氛中，只好写些徜徉山水的诗文，做些不关时事的纯古典学问研究了。言论被钳制，思想被禁锢，文化的活力与创造性当然也受到扼杀，这是乾隆朝文治的一大悲剧。
四、乾隆对满文图书文献的贡献
不少人对乾隆皇帝有负面的看法，认为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销毁古书、兴文字狱，像似做了不少坏事。这些评论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也是有相当根据的。不过，乾隆也做了很多有益于国家与文化界的事，不说捍卫统一那些大问题，就以前面谈到的文治方面的事来说，他为后人收集了可观的珍贵资料，编成丛书，供大家参阅，如果不是他用政府力量从事这样的大工程，相信原先收藏在民间的图书一定有些在日后的兵灾人祸中毁掉的。他大兴文字狱，虽然钳制了民族思想，但是考据学的大兴未必不是一件学术上的大成就。如果没有乾嘉时代的朴学家的辛苦耕耘，可能很多中国古典学问后人无从研究了。至少要从乾嘉为起点作研究，而且不见得能有当时学者那样的好成绩。乾隆在保存、整理与弘扬中华文化方面应该是有罪也有功的。至于他对满族图书文献上所做的工作，更是值得一提。
我们知道，满族文字到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始因努尔哈赤的兴起而创造出来，当时初创的文字很不完备，甚至还夹了一些蒙古文在里面，满文是由蒙古文脱胎而来，外形很相似，而且有些词句也是沿用蒙古文的。后来到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儿子清太宗皇太极当了大汗，建立了清朝，把老满文作了一些改进，如增加字母，附上圈点，使字形容易辨识，发音更为完全，再加上吸收了不少汉文作外来语，词汇大大增多了，乃成较为进步的新满文。
在老满文创制后不久，努尔哈赤就命令官员们用他们自创的文字记录档案了，从万历三十五年到皇太极建立大清那一年（一六○七至一六三六），三十年间，总共写记了新旧满文的“档子”四十大本。大清朝建立后，内三院等衙门里仍旧不断记录档案。这些《旧满洲档》与《内三院档》在清朝入关入主中国时都带进了北京。
清朝初年，戎马倥偬，当然不会想到这批祖先的旧档案，即使在康熙统一中国之后，有心标榜文治之时，也没有为祖先的这份珍贵文化遗产做一点工作，直到乾隆即位不久，才有大臣在内阁库房的旧档册堆里发现了一批“盛京（沈阳故宫）旧本”，据当时的官员向皇帝报告说：这些旧档因为“年久糟旧”，已经有残缺的现象了，而且其中有“不仅无圈点，复有假借者，若不融会上下文字之意义，诚属不易辨”。这是说旧档是一些用没有圈点的老满文写的，其中还有假借蒙古文的，发现这些旧档的人也要“融会上下文义”后才能看得懂内容。皇帝立刻指示鄂尔泰、徐元梦两位大臣，叫他们先编一个简明的新旧满文对照字典，整理并贮藏好这批资料，因为“无圈点字原系满文之本，今若不编制成书贮藏，日后失传，人将不知满文肇端于无圈点字”。大臣们后来编好了一部对照字典《无圈点字书》，并“托裱装订”了旧档，然后开始整理的工作。这些工作是从乾隆六年（一七四一）开始的，直到乾隆四十年，“旧档”中的三十七本，三千多页，已经被专家官员重抄成了一份老满文的副本及一份加了圈点的新满文的新产品。乾隆四十三年，皇帝又命大学士阿桂、于敏中等人，派内阁中书满洲人兴宁等八人，加紧赶办，再抄两份，送到盛京收藏。乾隆四十五年，旧档无圈点及有圈点重抄本各一套也送到了沈阳盛京，恭敬地存藏在崇谟阁中了。
沈阳的这一套旧档，在光绪末年被日本人发现，后来复印了一份回日本，从此世界学坛才知道满族早年还有这么一种珍贵的档案存在。经过中外学者的研究，发现这批旧档里有很多关于满族兴起时的清朝皇家的人事记述，八旗的渊源，明清战争的实况以及满族原始的文化风俗等等，都是后来清代官书不详的，或是根本不记的，真是“三百年来的秘史”。试想如果不是乾隆皇帝如此热心重视，花了三十多年时间整理并重写了这些旧档，则这些旧档即使完好地保存到今天，相信能读那些老满文的人也没有了，遑论利用内容来探讨清初历史呢！
乾隆朝另一件整理与保存他们满族祖先古老文化产业的工作是绘制《满洲实录》。《实录》本来是专记皇帝大事的专书，这本书以“满洲”代替皇帝的名号，实在特别，同时书中文字兼写满、蒙、汉三种，又配上了几十幅插图，真是少见的体式。
乾隆四十三年，皇帝在乾清宫里看到从盛京老家带来的旧本《太祖实录图》八册，怕皇家子孙“不能尽见”，所以下令大臣“依式重绘二本，以一本贮上书房，一本恭送盛京尊藏，传之奕世，以示我大清亿万子孙毋忘开创之艰难也”。可见这《满洲实录》就是早年制成的《太祖实录图》，是记清太祖努尔哈赤缔造汗国时的记事专书，自从带到北京之后，便放在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乾清宫里，当然能看到此书的人不多。乾隆为了广为流传，并让皇家子孙知道祖先创业的艰难，所以命令照式绘写两份，分别放在皇子念书的上书房与沈阳老家的故宫中。乾隆四十六年又下令再画一份，放在热河的避暑山庄行宫，“以便披览”。二十世纪里这部书又被几次翻印，现在很多大图书馆中都可以轻易看到这本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