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人口增长对环境恶化的直接影响不断增强，人口环境问题开始成为不同思想流派交流、碰撞、融合的重要话题。从生态伦理学的视角来看，控制人口的伦理依据主要在于：
第一，人类的生育行为不只是受到个人主观意愿的控制，也不是单纯地受社会因素的控制，而且还要受到自然因素的控制。也就是说，自然规律使得世界上的任何物种只能保持一定的数量，这对于人类来说也概莫能外。所以必须从尊重或服从生态规律的角度来认识控制人类的生育行为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第二，如果不控制人类的生育行为，那么，实现生态伦理学所提出的利益公正的基本原则就是一句空话，因为人口的急剧增长既无法实现人类代际间的利益公正，又必然加剧代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无法使广大妇女获得公平地参与社会活动、参与环境和资源管理的机会。
第三，如果不控制人类的生育行为，要摆脱今天的生态危机是非常虚幻的。人口的增加无法遏止对土地的开发和过度使用，也无法阻止森林资源的锐减、水资源的短缺、粮食危机等一系列问题的产生，最终必然使得在人口增长的巨大压力下环境的承载阈限被突破，导致生态恶化的局面难以挽回。因此从降低人口对环境的压力着眼，人类需要形成“生育良心”。
在生态伦理学中，控制人口这一道德规范总是把控制人口的数量和提高人口的质量这两种要求包容在一起，而在实际的意义上，也无法将这两者分开，因为只有控制人口数量才有条件来谈提高人口的质量问题；反过来，控制人口的数量又必须以一定的人口素质为条件。
同时在生态伦理学中，不仅在人口数量的控制上要增加一种“生态”视角，在人口质量的分析上同样也要增加这样一种视角。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总是过多地考虑遗传或营养成分对人口质量的决定作用，常常忽略环境因素对人口质量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短视。
实际上，自然因素对人口质量的影响可以伴随着生命的始终。目前，许多国家的医学家都以大量可信的实验数据告诫人们，广泛使用杀虫剂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可以导致男性的精子数量减少，质量降低，使不育症患者增加，同时也容易导致女性乳腺癌的发病率提高。当胎儿在母体中孕育的时候，环境因素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环境污染常常导致胎儿发育不良，是造成胎儿早产、畸形的重要因素，及至生命呱呱落地，从懵懂幼儿到年迈老者，都会直接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自然环境关涉到个人的性格、灵性、心理、健康等诸多问题。当我们把人生的内涵进一步扩大时，自然因素的渗透性就更加广泛了。
对人口与环境的关系必须从一种动态的变化的视角来进行把握，机械地谈论两者之间的矛盾和统一都是不科学的。从人类生存的现实性上来说，人口与环境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有激化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人类从解决这种矛盾的主要方面入手，即从控制人口入手，人类将会拥有一个美好的明天。所以生态伦理学所提出的控制人口的道德规范改变了传统伦理学中人口伦理的视角，它不是从象征意义上来思考生命诞生的意义，也不是从人口增加对所在家庭、社会所带来的影响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是从整个人类的生存着眼，从摆脱现实的生存危机着眼来提出对人类生育行为的道德要求，所以它更具有一种现实精神和实践品格。
七、维护世界和平
和平是人类古老而永恒的价值期望，因而很早就赋予了它某种道德规定性。在传统的伦理视野中，和平的主要要求就是中止战乱，使人们能够拥有一片安宁和谐的生存空间。在生态伦理学中，之所以把维护和平也作为一种道德规定提出来，是因为实现和平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保障条件。
自古以来，和平的最大敌人就是战争。战争造成家破人亡，无数生灵遭受灭顶之灾。但是战争的起因与后果又常常与环境因素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在战争过程中，自然环境的破坏在所难免，无数山林毁于战火，无数粮田被荒废，而且战争所造成的消耗和浪费是人类任何生产和生活方式都难以企及的，所以有学者指出，西方社会所盛行的一次性消费方式应该是从战争中借来的灵感；另一方面则是，对资源的掠夺自古以来就是诱发战争的重要因素，而在现代社会中这一问题将更加突出。
德国历史学家弗里茨·费希尔就指出，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动机就是掠夺原料，主要意图就是占有法国和德国交界地域的属于法国的洛林富铁矿，以及乌克兰的铁矿、煤矿、锰矿和比利时、土耳其、非洲殖民地的资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与资源的掠夺密切相关，因为资源利用上的紧张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在自然资源占有上的不均衡是德、意、日铤而走险的重要原因。
20世纪上半叶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时间长达十几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有33个国家共15亿人被卷入战争，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3／4；共有1300万军人阵亡，相当于过去1000年间欧洲所有战争中阵亡人数的总和，而且由于战争所引起的饥饿和灾难又夺去了2000多万人的生命；战争耗费折合共计3321亿美元，人力物力消耗之巨由此可见一斑。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是参战国家数、卷入战争的人口总数，还是死亡人数、物资消耗数都大大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国家达到61国，世界4／5的人口被卷入战争，战争中死亡人数达5000万，所蒙受的财产损失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3倍。
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环境污染以及能源枯竭的进一步加重，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对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都非往日可比，因而自然因素往往是诱发战争和冲突的导火线，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愈益明显。如1954～1964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发动战争就是为了夺取那里的石油资源；1967年所爆发的第3次阿以战争与共同管理约旦河流域的水资源和土地资源密切相关；1970年的西撒哈拉战争，则是由于摩洛哥多年需要这里的磷酸盐矿；1960～1964年的刚果内战，主要是为了争取加丹省的各种贵重金属矿藏；1982～1985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也与以色列企图夺取水资源有密切关系；美国在1991年和2003年对伊拉克发起的战争显然也有资源争夺的考虑。这一切都充分说明，在现代社会中，战争的实质更凸现为一个国家和地区为了争夺某些自然资源所采取的一种剧烈手段。
由上所述不难理解，只有实现世界的和平才能够保障人类公平、和谐地享有或管理地球的自然资源，也才能够使得在当今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面前共同地承担责任，共同地履行义务，而杜绝隔岸观火、趁火打劫的不道德行为。
所幸的是，尽管这个世界上曾经无数次地燃起战火，但是要求和平的声浪能够从历史的深处穿透时空的界限，响彻古今，响彻全球。奥运会的发端就是为了制止战争，赢得和平。因为古希腊规定，奥运会期间停止一切战争，不允许任何武装进入奥林匹克圣地。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和平的旗帜被举得更高。1815年，美国人大卫·道奇在纽约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和平协会；1830年，欧洲和平协会在日内瓦宣布成立；1843年，国际和平运动大会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虽然进入20世纪以后，战争的魔爪曾两次将人类拖入苦海，但是人们要求和平的愿望也因此而更加强烈。
在禁止核武器、限制常规武器、争取裁军的问题上，世界各国人民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使世界和平的力量超过了战争的因素。今天人们更加坚信，只有消除战争才能够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所以在生态伦理学中，维护和平的道德价值就主要体现为维护人际和谐的正义性和维护生态稳定的正义性。
八、建立自然保护区
如果说，企业生产控制，人口、消费控制等上述努力是从人类自身行为的角度来解决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那么，建立自然保护区就是人类从自然的角度来进行生态伦理建设的途径。实际上，只有从“人”与“自然”两个方面入手，才能最完整的解决“人与自然”的问题。
自然保护区是指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惜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的陆地、陆地水体或者海域，依法划出一定面积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
自然保护区的结构由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组成，这些不同的区域具有不同的功能。
核心区是自然保护区的精华所在，是被保护物种和环境的核心，需要加以绝对严格保护。核心区具有以下特点：自然环境保存完好，自然景观十分优美；生态系统内部结构稳定，演替过程能够自然进行；集中了本自然保护区特殊的、稀有的野生生物物种。
核心区的面积一般不得小于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在核心区内可允许进行科学观测，在科学研究中起对照作用。不得在核心区采取人为的干预措施，更不允许修建人工设施和进入机动车辆。应禁止参观和游览的人员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