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深得“阴阳盛衰”之道，强调在得意之时，需“势不使尽”、“弓不拉满”。自从咸丰十年（1860）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位渐高，名渐重，但他却多次上奏请求减少一些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会办。在他弟弟曾国荃孜孜以求功名利禄的时候，曾国藩谆谆教导他，凡事切不可太过。他对弟弟说：“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曾国藩一生同受儒家入世和老庄出世思想的影响。他一方面执着追求功名富贵，一方面又善于从“名利两淡”的“淡”字上下工夫，讲求谦让退却之术，所以能做到持盈保泰。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我们是否也应该学会“盈虚”之道呢？荷道
【原文】
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彻，固自不可几及也。
【译文】
写作文章的道理，以气势宏伟广阔、境界明朗雄俊最难达到，也最为可贵。就像是连日淫雨绵绵的天空刚刚放晴，登临高山之上，眺望平旷的原野，有心旷神怡，气象万千的感觉。再如登上高楼俯临浩淼的大江，独自一人坐在明亮的窗台下，在洁净的茶几旁悠然远眺，可以看见水天交接：横无际涯的壮阔美景。又如豪侠英杰之士，身穿狐白裘衣，英姿雄发，飘然出尘而至，丝毫没有卑下龌龊的污浊之色。这三者都是光明俊伟的气象，文章中如果能有这种境界，基本上得益于天赋，与人后天努力学习没太大关系。除了孟子、韩愈外，只有汉代的贾谊、唐代的陆贽、宋代的苏轼，他们的文章中达到这一境界的相对最多。明代王守仁的文章也有光英明朗、宏伟雄俊的气象，虽然文辞意旨不够渊博高雅，但他文章的形式与内容浑然一体，通畅明快，就好像和知书达理的人谈话，文章言辞和内容都很华美，中心和铺陈相得益彰，这确实不是能够轻易达到的。
【原文】
古人绝大事业，恒以精心敬慎出之。以区区蜀汉一隅，而欲出师关中，北伐曹魏，其志愿之宏大，事势之艰危，亦古今所罕见。而此文不言其艰巨，但言志气宜恢宏，刑赏宜平允，君宜以亲贤纳言为务，臣宜以讨贼进谏为职而已。故知不朽之文，必自襟度远大、思虑精微始也。
【译文】
古人谋求天下大业，常以专心致志、严谨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诸葛亮凭借区区蜀国汉中的一小块地盘，却打算出兵关中，向北面讨伐势力广大的曹魏。他志向的宏伟远大、所处形势的艰难危急，实在是古今少有的。但是《出师表》这篇文章，不谈事务的艰巨，只说志气应该恢宏、赏罚应该公允，为君者应当亲近贤人、从善如流，为臣者应当以讨伐奸贼、进谏忠言为自己的职责。由此可以推知，那些流传千古的不朽文章，必定是作者胸襟远大、思虑精密周到的结果呀。
【原文】
三古盛时，圣君贤相承继熙洽，道德之精，沦于骨髓，而学问之意，达于闾巷。是以其时置兔之野人，汉阳之游女，皆含性贞娴吟咏。若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之伦，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泽衰竭，道固将废，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获麟，曰：“吾道穷矣！”畏匡曰：“斯文将丧！”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没，徒人分布，转相流衍。厥后聪明魁桀之士，或有识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尤少者，尤驳焉。自荀、扬、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
【译文】
夏、商、周三代的鼎盛时期，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辅相们世代相传，社会安定繁荣。道德的精义深入到人们的心中，讲求学问的风尚普及到市井乡间，因此，那时候哪怕是捕兔子的乡野村夫或者是汉江边游玩的女子，都天性淳厚贞静、善于吟咏自己的情绪。至于像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这些人，他们的德行完美，文才精工，自当不用多言。等到了春秋时期，君王的恩泽衰败枯竭，道义本身就将废弛，文章也就变化了。所以孔子看到人们捕获麒麟，就叹息说：“我崇尚追求的大道完结了呀。”被匡人威胁，就说：“古代的礼乐制度要丧失了。”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经，昭示称王百代所需要的法制，使之流传千世也不更改。真是用心良苦之至，事业盛大之极呀！孔子去世之后，他的门徒遍布天下，不断传授、演进他的学说。后世聪明杰出的人才或者是有知识见解擅长著书立说的，大多都是孔子的传人。他们的文章醇厚或者驳杂，因他们对道德礼仪见识的多少而有不同。掌握大道特别多的人，他的文章就醇厚深沉，孟轲就是这样的人；掌握大道较多的，文章内容就浅薄明显一些；掌握大道少的，文章就有些驳杂浮泛；掌握大道最少的，文章就驳杂虚浮得最厉害。在荀况、杨朱、庄子、列子、屈原、贾谊之下，聪明杰出、擅长作文的人们的高低次序，基本上可以标示出来。
【点评】
自古至今，“文”、“道”的说法一直在文人脑海中萦绕。“文以明道”、“文道合一”、“作文害道”等说法层出不穷，不管怎样，在历朝历代，大多文人都认为，“道”是文的核心，一篇文章，如果没有“道”，就失去了写作的意义。曾国藩熟读前代文章，自然也不能避开“文”、“道”的说法。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国藩在《致刘蓉》一书中，初步阐发了他对文以栽道、文道并重的基本主张。这里的“道”自然是圣人之道，特别是孔孟儒学之道。
曾国藩，主张为文时思路宏开，意义宽广，济世载道。他最不愿意看的，便是无病呻吟的文章。他认为，大凡作文赋诗，应在真挚的感情达到了极点，不吐不快的时候，如果你有了这种不吐不快的压力了，那就表示你已到了可以作文赋诗的时候了。若想达到这种不吐不快的境地，一定要在平日注意情感与材料的积累，这样他在写作时，才会不假思索，左右逢源；而他所讲的道理，才会足以表达他心中的至真至正之情。一个人若在作文时没有雕章琢句的痛苦，在文章写成后也就没有郁塞不吐的烦恼。假若平常酝酿有欠深厚，即使他有真挚的感情想要抒发，但由于理念不足以与之相适应，这样就不得不临时搜寻理念和思想，而思想和理念又不是一时半刻就可以搜取得到的；于是就不得不追求字句的完美，以至于雕饰，试图用言辞的花巧来取悦读者，虚伪做作，一天比一天拙笨，所谓“修词立诚”的精神也就荡然无存了。
藏锋
【原文】
《扬雄传》云：“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言孙，即屈也。此诗畏高行之见伤，必言孙以自屈，龙蛇之道也。
诚中形外，根心生色，古来有道之士，其淡雅和润，无不达于面貌。余气象未稍进，岂耆欲有未淡邪？机心有未消邪？当猛省于寸衷，而取验于颜面。
【译文】
《扬雄传》中说道：“君子遇到政治清明、君王有为的时候，就要努力实施自己的理想抱负；遇到政治紊乱、君主无道的时候，就要像龙和蛇那样，能屈能伸。”龙蛇，就是指一直一曲，一伸一屈。比如说保持高洁的操守，就属于伸的一方面。言语谦逊，就属于屈的一方面。此诗讲害怕行高于世，必被伤害，所以言语谦逊，以自屈求全，这就是龙蛇之道。
诚恳的心意表现在人的外貌上，生根于心里，显示于颜色神气上。古往今来有道的人，他们的淡雅谦和无不通过外貌表现出来。我的气色没有丝毫变化，难道是我内心强烈的欲望没有淡化？机心没有消弭？我应该在心中深刻反省，让我的修为涵养通过外貌表现出来。
【原文】
凡民有血气之性，则翘然而思有以上人。恶卑而就高，恶贫而觊富，恶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率常终身幽默，暗然退藏。彼岂异性？诚见乎其大，而知众人所争者之不足深较也。自秦汉以来，迄于今日，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据势要，雍容进止，自以为才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无以异也。而其间又有功业文学猎浮名者，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亦无以甚异也。然则今日之处高位而获浮名者，自谓辞晦而居显，泰然自处于高明。曾不知其与眼前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之营营者行将同归于澌尽，而毫毛无以少异，岂不哀哉！
【译文】
大凡有血气天性的人，都会想超过他人。他们讨厌卑微的职位，向往崇高的权势，讨厌贫贱而希望富贵，讨厌默默无闻而思慕显赫的名声。这些都是世人的常情。但是大凡君子，大都终生寂静藏锋，恬淡地弃官隐居。他们难道跟一般人的天性不一样吗？实际上，他们才真正明白了大的道理，知道一般人所争夺追逐的名利是不值得计较的。从秦汉至今，所谓的达官贵人，哪里能数得尽呢？当时他们占据权势要地，举止仪态从容高雅，自以为才智超过别人万万倍。但等到他们死去之后再看，他们和当时的杂役贱卒、低下行当的买卖人，就那样熙熙攘攘活着、又潦潦草草死去的人，真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当然其中也有所谓依靠功业文章猎取浮名的人，也自以为才智超过他人万万倍。但等到他们死去之后再看，他们和当日的杂役贱卒、低贱贩夫，熙熙攘攘的活着、又草草地死去的人，也是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既然这样，那么今日那些身居高位而取得虚名的人，自以为自己文章蕴含深义而地位显贵，因而泰然自若地自奉为高明，竟然不知道自己跟眼前那些熙熙攘攘、执劳役、供使唤的杂役贱卒，做低下行当的买卖人一样都将同归于死亡，而没有丝毫的差异，难道不叫人悲哀吗？
【原文】
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规模宏远，而其训诫子弟，恒有恭谨厚藏，身体则如鼎之镇。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蒲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吏，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人情不尽，复何由知众事也。数君者，皆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之志，而其教诫子弟，则约旨卑思，敛抑已甚。
【译文】
古代的英雄，志向和胸怀都很广阔，事业规模宏大、声名远播，但是，他们教训告诫子孙，做人应该虚心、谨慎、藏锋，身体要如同铜鼎一样稳固。以权势欺凌别人，别人难以服平；以威望对于别人，别人不讨厌。这是容易办到的事情。声色犬马、嬉游聚会之类的活动，不应该做得太度。像赌博、酗酒、钓鱼、打猎这样的事情，一概都不要做；吃穿用度等各种花费都要有节制。对于奇异服装、稀有玩物，都不应该有太大的兴趣。应该适当地与辅佐自己的官吏见面交流，相见不多，他们与我就不亲近。我就无法了解他们的感情思想，不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又如何去了解民众的事情呢？这几位先生，都具备雄才大略，都有治理国家的志向，而他们教育告诫子弟，都是意旨简约，往卑微处着想，非常收敛抑制。
【点评】
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韬光养晦了。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一个人锋芒太露，很容易招致他人的嫉恨，并最终为自己带来祸患。孔子谆谆告诫要“温、良、恭、俭、让”，实际上也就有藏锋的意思在内。深藏不露的人，表面上看来好像他们都是庸才，胸无大志，实际上只是他们不肯在言语上露锋芒，在行动上露锋芒而已。因为他们有所顾忌，言语露锋芒，便要得罪旁人，得罪旁人，旁人便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行动露锋芒，便要惹旁人的妒忌，旁人妒忌，也会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表现本领的机会，不怕没有，只怕把握不牢，只怕做的成绩，不能使人特别满意。《周易》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无此器最难，而有此器，却不思无此时，则锋芒对于人，只有害处，不会有益处。额上生角，必触伤别人，不磨平触角，别人必将力折，角被折断，其伤必多。锋芒就是额上的角，既害人，也伤己。当然，藏锋是为了出击，如果一味地“藏”，也就谈不到“锋”了。所以藏是为了露，时机成熟时，要毫不含乎地露。
曾国藩能够功成名就的最大原因，也正在于能韬光养晦，懂得藏锋。他一生时时标榜自己真是一个钝拙愚柔短才的人，做人低调不张扬。但他对其弟曾国荃的复出及帮助李鸿章稳定两江总督一职，又集中反映了他“有藏有露再试锋刃”的高超谋略。正是因为善于藏锋，他才于乱世之中得以最佳地发挥自己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