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规则的制定与突破
博弈论，实际上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竞赛，或者是大家协作去完成一项任务，或者是各自为政去比赛谁更强。既然是竞赛，就要有一个竞赛的规则，只有规则确定，比赛才能继续，否则就无法进行博弈的竞赛，而只能进行混战了。
那么，博弈的规则是什么？博弈的规则又由谁来制定？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博弈的规则，其实就是在一定的环境、一定的条件下，围绕着某一个具体的问题形成的。而规则不一定非要有一个制定者，因为许多博弈的情况，是自然形成的一种局势，也有的是因为历史原因造成的对惯例的遵循，只有在少数的情况下是由具体的人来制定一个规则的。
规则制定之后，就必须由博弈的各方共同遵守并且执行。如果有人不遵守博弈的规则，那么只有两个结果，一个是他在这个博弈对局中被规则所淘汰，另一个就是他主动脱离这个博弈对局不受这一规则的约束。
因为要围绕着规则进行博弈，那么如果双方是要通过博弈来决定胜负，那么，如果规则是明显对一方有利，另一方就会对规则不满，进而对这个博弈过程表示质疑。
有的时候，规则是隐蔽的，秘而不宣的，所以竞争的各方都忐忑不安，不知道自己最终能否胜出，所以就要想办法让自己的意愿变成规则——反正大家也不知道真正的规则是什么。这种表现，正是对博弈规则的突破，从原有的博弈对局中冲出来，建立一个由自己制定规则的新博弈对局。
巧妙运用舆论
有一句话，叫做成功需要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和百分之一的灵感。这句话对错与否先不去说，就这句话本身的意思来讲，是把努力在成功中的作用高度强调了的。
有的事情是努力就会成功的，比如用铲子挖坑，只要努力，就会把坑挖大挖深，有的事情则不一样。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努力的方向，不知道该如何去努力的时候，就会想办法在别的方面下工夫。其实，作弊的道理就是这样的，一个学生如果不知道考卷要考查哪些知识，自然会想到比较省力的办法，就是夹带、抄袭、替考。这里举抄袭的例子，并不是说抄袭是可以得到允许的，而是说当学生不知道如何能达到考好这个目标的时候，就可能会采取特殊的方式去完成这个目标。
事实上，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很多的规则、途径都是秘而不宣的，之所以要这样，就是为了保持一种对资源的控制权——只有制定规则的人才拥有公布谜底的权力，这样资源自然就围绕着他聚集了。可正是这种秘而不宣的方式，让为了这个谜底而追逐的外围人群无所适从，因为制定规则的人可以随时改变说法，无论追逐者如何努力，都可能最终愿望落空，只因为他们手中没有控制着谜底解释权这个资源。
所以，追逐者和规则制定者之间，就展开了一种博弈。一方面，规则的制定者从不公布得出谜底的途径，以免追逐者知道这一途径之后按部就班地进行努力，这样子谜底毫无神秘感可言，控制了谜底解释权的规则制定者自然就不那么重要了；另一方面。谜底的追逐者想尽办法想要知道得出谜底的途径，如果无法知晓这个途径，他们就无法努力，因而他们往往会在无法知道途径的情况下，采取特殊的方式，自己制造出一个谜底来，逼规则制定者就范。
这种谜底追逐者反过来逼规则制定者就范的情况，其实就是一个新的规则制定者诞生的过程。因为追逐者逼制定者就范的过程，本身就是追逐者按照自己的利益制定出一套新的规则，并在这一规则下制造出一个新谜底的过程。
追逐者成为新的规则制定者，有通过暴力手段实现的，有通过非暴力手段实现的，这关键在于追逐者的实力。所谓水到渠成，当实力足够，自然不需要暴力也能完成从追逐者到制定者的转化。而历史上非暴力的追逐者身份转化案例，最为明显的，就是明朝后期通过“梃击案”而成为太子的朱常洛。
明朝中后期，出了一位十分古怪的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他本人并不荒淫，但是在他在位期间，明朝政治荒废，因为他长达几十年不上朝，不处理朝政，处于消极怠工状态。万历皇帝罢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朝中的大臣们不同意他立自己所宠爱的郑贵妃的儿子福王为太子。
按照旧有的惯例，太子应该是皇帝的长子来做的，可是问题就在于，万历皇帝的长子朱常洛是万历皇帝少年时代所生，太子的母亲也没有得到万历皇帝的喜爱。而相反，福王虽然并非长子，但是他的母亲郑贵妃却是万历皇帝一生都十分宠爱的女子。按照万历皇帝的意思，是要废长立幼的，可是许多的朝廷大臣都认为这是一件荒谬的事情，皇帝不能因为自己的感情就轻易决定太子的人选。因而，万历皇帝对于传位的事情一直犹豫不决。
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很多的规则、途径都是秘而不宣的，之所以要这样，就是为了保持一种对资源的控制权——只有制定规则的人才拥有公布谜底的权力，这样资源自然就围绕着他聚集了。
而继承皇位的两个候选人，一个是在朝的太子朱常洛，一个是在野的皇子福王朱常洵。按当时的礼法上来说，朱常洛是太子，有先天的优势，因为他具有长子这一优势身份；而福王朱常洵，相对朱常洛来说，既能得到万历皇帝的喜爱，又比较接近老百姓，了解一些民间的状况，特别是头脑比较清楚。实际上，万历皇帝心里，是要把皇位传给福王朱常洵的，只是因为大臣们一再反对，才没有最后确定下来，只能随便把长子朱常洛册封为太子来缓解大臣们施加的压力。正是这种尴尬的局面，才让太子朱常洛铤而走险，一手策划出了“明末三大案”之一的梃击案。
此案的过程其实十分简单：一个叫做张差的傻大汉，提起一根枣木棍冲进皇宫，见人就打，但很快就被制伏。他被抓后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要行刺太子的，在审问的时候，他招认自己是受到郑贵妃（福王朱常洵的母亲）指使。明眼人都知道，这不过是栽赃嫁祸的行为，目的就在于疏远万历皇帝和郑贵妃母子的感情。可是此案有个最大的难点，就是凶手张差一口咬定自己是受人指使的刺客，而且指使自己行刺太子的正是太子的竞争对手福王的母亲。
这个事情一闹，朝中的许多大臣都认为郑贵妃母子确实有谋害太子之心，一些原本处于中立状态甚至是支持福王登基的大臣也都改变了立场，要求严惩凶手。大臣们这样一介入，带来了两个后果：一个后果就是左右了万历皇帝的决定，让万历皇帝在理智上认为确实是福王在背后搞阴谋危害太子（在情感上皇帝是肯定不会觉得福王有什么不好的），这样一来，万历皇帝对太子就从冷落、漠视到同情、保护，也就自然会在皇位继承的问题上坚持由太子登基的原则。另一个后果，就是如果万历皇帝并没有受到理智上的影响，而是继续从感情上考虑问题，维护福王和郑贵妃，就会形成一种十分紧张的政治空气，加剧朝野对立，这样一来，福王就会成为被大臣们指责、对立的人了，而且万历皇帝就算是仅仅要保持社会稳定，也不能轻易免除太子的皇位继承权。
这个案件是太子朱常洛在幕后策划的，应该说，整个事情都是按照他的想法发展的，局势全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通过梃击案，太子一方面拉拢了朝臣，另一方面打击了福王的政治吸引力，而且还影响了万历皇帝的决策。太子的意图十分明确，就是要万历皇帝表态，谁来继承皇位，就是皇帝不表态，他也能通过这个事件增加自己的支持率，在万历皇帝百年之后依靠这一支持率登上皇位。
这个事件的最后结果，是郑贵妃和朱常洛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具体谈了什么不得而知，在会谈之后，万历皇帝召见群臣，确认了太子在皇位继承权上的合法性。可以说，这个最后的结果，是太子朱常洛硬塞给万历皇帝的，因为这是太子自己想要的结果，然后他通过阴谋的手段，让万历皇帝不得不承认这一结果。
朱常洛利用梃击案这一突发事件，打破了原本神秘的皇位继承标准，用自导自演的阴谋手段争取了舆论的支持，又在舆论的支持下逼得万历皇帝就范，不得不承认他的继承权。最终，朱常洛正是靠着万历皇帝对他继承者身份的确认，在万历皇帝驾崩后登上了君位。
要让自己神秘起来
规则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乡规民约、礼节、学生守则、收费条例、商业合同、职业操守、道德观念、法律法规、社会制度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道德和法律。道德的覆盖面广；约束力弱，而法律的覆盖面小，约束力强。
每一种道德和法律都是在某种特定的社会博弈的情形下发生的，它们的功能是为了达成和维护那种博弈情形下的博弈均衡态；这种均衡态对于博弈各方都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而那种道德和法律对于各方也都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但是，该道德和法律只有得到确定的落实，才能发挥出这种功能。道德和法律要得到落实，真正起到平衡各方的作用，最好的方法本来是把它们公之于众，让大家有目共睹，这样大家都依照规则办事，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就能使博弈双方都能够在公共规则下维护自己的最大利益。
但是，规则往往是由强者制定的，为了维护自己的最大利益，他们往往要把规则神秘化。上古时代的夏商之际，统治者做什么事情都讲究占卜，然后让人装神弄鬼地解释一番，假借这是上天的意思。到东周春秋时期，统治者对于法律还不肯公开，奴隶主还神神秘秘地主张“临事制刑，不预设法”，希望达到“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目的。说白了，就是使人对规则产生神秘感，从而使强者获取最大的好处。
其实，规则也是一柄双刃剑，只要参与进来博弈的人，你神秘也好，公开也好，玩得好，便可以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玩得不好，反而会被利刃所伤，有时也会得不偿失。但是，对强者来说，规则由自己说了算，甚至像帝王一样，崇尚所谓“朕就是法律，法律就是朕”，在一定程度上，他可能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政治家，在自己是弱者的时候，往往希望博弈双方都遵守游戏规则，但在自己处于强者的时候，却往往希望规则掌握在自己心中，使博弈的游戏变得无规则可循，从而从中受益。我们可以从曹操的故事中得到一些教训和启发。
但是，规则往往是由强者制定的，为了维护自己的最大利益，他们往往要把规则神秘化，说白了，就是使人对规则产生神秘感，从而使强者获取最大的好处。
曹操在历史上被人描绘成奸雄，人们觉得他的成就都是靠奸诈狡邪的手段获取的。实际上，这就错了，曹操做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只是这些规则大部分时候都掌握在他自己手中，有时也是博弈对手没有遵守或者没有明白罢了。
最早认为曹操是奸雄的是汝南名士许劭，传说他善丁品评人物，每月更换一个论题，观察人非常准确，见解颇为独到，号为“月旦评”，在当时十分有名。曹操年轻时曾找到许劭，请许劭评价一下他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许劭最初不愿回答，曹操非要许劭说不可，许劭乃道：“子洽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闻言，不仅不生气，反而哈哈大笑。许劭的标准是什么，曹操为什么哈哈大笑，我们都无从得知，但曹操的许多所作所为，的确是一种奸雄所为。说曹操是奸雄的往往都会引用曹操杀粮官以塞众人的故事。在与袁绍对峙时，军中粮草已快用尽，粮官鉴于职责所在，如实汇报曹操，曹操生怕士兵们因为吃不上饭而生变故，于是问粮官：“你有什么好主意？”粮官说：“分发粮食时可用小斛代替大斛。”曹操高兴地答应了。但这种弄虚作假的做法肯定瞒不过将士们，军营里顿时议论纷纷，都骂曹操克扣军粮，是个十足的大骗子。其实曹操何尝不知此法难以欺众？对此他早已胸有成竹，前一段他假装不知，等到众怒难犯的时候，他对粮官说：“我要借你的头以平众怒，不然事情不好办。”遂将粮官斩首，令人挑着粮官的头在军营中示众，血淋淋的脑袋上还贴着曹操的亲笔判词：“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将军粮不足的责任推到了粮官的身上。众人见曹操已经将“贪宫”斩首，也就消了气。而此时，曹操借着粮官用小斛节省下来的粮食又支撑了一段时间，最后找个机会，把袁绍的军粮烧了，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
在这场不对等的博弈中，面对军粮的短缺，曹操从节约军粮的角度入手，有命令用大斛还是用小斛的两种选择。用大斛，他可以赢得将士们的信任，但军粮会马上用尽，更大的恶果是很可能不战自溃，输给袁军；用小斛，他可以拖延一段时间，从而可能取得获胜的机会。当曹操决定用小斛时，粮官无论遵守还是不遵守，他的命运都决定了，那就是当替罪羊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