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顺应对方辩词，“推”出一个与对方辩词意思完全相反的观念，使对手“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欲辩不能。某校园内，一个流里流气的青年牵着一条大狼狗神气活现地招摇过市，并不时唆使狼狗追逐学生寻开心，看到学生们被狼狗吓得东奔西逃的样子，那青年竟然开心得哈哈大笑。
闻讯赶来的李校长气愤地上前指责道：“你为什么带着狼狗到学校来扰乱秩序？”
那青年扮了个鬼脸，居然还振振有词：“我到其他学校为什么没人干涉我呢？你说我干扰秩序，那你说说法律上哪一条规定不准带狼狗到学校里玩？”
针对这个青年的狡辩，李校长据理反驳：“不错，法律上确实没有不准带狼狗到学校里玩的规定。不过，请问，法律上难道有哪一条规定可以带狼狗到学校玩吗？你到其他学校没有遭到禁止，那是他们不敢说你。现在，你把学生们吓成这样，作为一校之长，我负有维护学校秩序和保护学生安全的责任，我就非禁止不可！”
这里，刘校长抓住对方“法律上有哪一条规定不准带狼狗到学校里玩”
这一狡辩之词，顺势行事，提出“法律上难道有哪一条规定准许带狼狗到学校里玩吗？”这一命题，及时反驳，终于驳倒了对方近乎耍无赖的狡辩，从而伸张了正义，取得了这场辩论的胜利。
第二，顺应对方辩词，并以此为前提“推”出一个令对方难以接受而又无法反驳的结论，使对手俯首就范。如上面提到的孙飞虎与“穴头”的辩论，孙飞虎正是顺应“这个演唱会也是为群众服务”这一前提，“推”出大家分文不取的结论，令对手灰溜溜地败下阵去的。
第三，顺应对方辩词，然后对对方辩词的内涵进行分析，“推”出对方辩词与事实之间的悖谬之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对方束手就擒。例如：1982年秋天，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了一次中美作家会议，在一次宴会上，美国诗人艾伦·金斯伯格请我国作家蒋子龙解个怪题：“把一只五斤重的鸡，装进一个只能装一斤水的瓶子里，您用什么办法把它拿出来。”蒋子龙略加思索，便回答说：“您怎么放进去，我就怎么拿出来。您显然是凭嘴一说就把鸡装进了瓶子，那么我就用语言这个工具再把鸡拿出来。”金斯伯格说：“您是第一个猜中这个谜语的。”
这里，蒋子龙既顺应了对方的辩词，假设对方“把一只五斤重的鸡‘装进了’一个只能装一斤水的瓶子里”，又从对方的辩词中分析出对方是“凭嘴一说”就把鸡装进去的内涵，从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用嘴一说就把鸡拿出来，使对方为之折服。必须指出的是，在运用顺水推舟法时，必须处理好“顺”与“推”之间的转换关键。在这个关键处，可以采用反问等技巧，巧妙地利用对方的攻势，借论敌之力为我力。“顺”论敌说词之“水”，“推”出自己的观点之“舟”，从而收到“四两拨千斤”的奇效。
善于捕捉反驳的战机
在论辩中，双方的表现实际上是激烈的思想交锋，利用对方认识上的失误进行反驳是辩论成功的最佳战术。因为在紧张的辩论中，对方往往会出现“急不择语”，或“择语不慎”的情况。对方表达上的失误，就是反击的最佳时机。
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喜欢在公众集会上朗诵自己的诗歌。他也常常收到很多小纸条，有表示支持和欢迎的，有提出问题的，也有无理攻击和辱骂的。
有一次，马雅可夫斯基接到这样一张纸条：“马雅可夫斯基，你自以为你是一个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诗人，而你的诗却时常写‘我’、‘我’、‘我’，这说明什么？”
马雅可夫斯基当众读出纸条内容，略加思索，反驳说：“哦，你以为尼古拉第二是一个集体主义者吗？他时常说：‘我们’，‘我们’，‘我们’
……可见不能在任何场合都说‘我们’。譬如，你向姑娘表白爱情时，难道你会对她说：‘我们爱你’吗？如果这样，那她只好反问：‘你们有几个呀！’
重要的是，你们要永远记住：‘我’是一个苏联公民。还有，为什么说我讲到自己或以自己的名义讲话时，也就是代表着你们呢？因为我首先认为，我已把我的笔献给了今天的时代，今天的现实和它的勤务员……苏联政府和我们的党！”
马雅可夫斯基的辩论痛快淋漓，十分风趣地批驳对方表达上的错误，使对方无言以答。
1933年2月27日，柏林的德国国会大厦突然燃起了熊熊大火，同一时间内，国会大厦有23处火舌猛卷、浓烟滚滚。显然，这是有意纵火。“国会纵火案”发生后，希特勒法西斯当局以此为借口，逮捕了4000多名共产党员和其他进步人士，其中包括在柏林的国际工人运动杰出的活动家季米特洛夫，德国笼罩在法西斯主义的白色恐怖之中。希特勒法西斯还煞有介事地在莱比锡组织了历时三月之久的公开审讯。
在闻名世界的莱比锡审讯时，检察官维尔纳无耻地指控：“共产党已经处在不战斗就得投降的境地。这是它现在处境的仅有的选择。不是不经战斗而放弃它的目的，就是冒一次险，孤注～掷，也许可以把环境变得对它有利。
这一着也许失败，但是，失败后的处境不会比不发一枪的投降来得坏。”对维尔纳的这段话，站在被告席上的季米特洛夫却以法官的姿态严厉反驳道：
“德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不会认为现在一切就都完了，不会认为他们所能选择的不是投降就是毁灭。德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不会有如此愚蠢的想法……共产党绝不可能有意在这时孤注一掷。”季米特洛夫指出：“共产党要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即积蓄力量，准备革命。”
泾渭分明的立场，大义凛然的雄辩，有力地批驳了法西斯无端的指控和诬蔑，将检察官维尔纳逼入死角。最后，法西斯法庭只好宣告季米特洛夫无罪释放。季米特洛夫的胜利在于他巧妙地捕捉对方认识上的错误，进行有力地反击，彻底地击溃对手。
一天，马晔和他的好友一起咏读千古名篇《腾王阁序》，当他们读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时候，禁不住拍案叫绝。
后来，其好友叹惜说：“王勃这样的一代才子，可惜20来岁就遇难了，智力早熟的人都是早亡的呵！”
“怎么，智力早熟的人都是早亡的？”马哗颇有怀疑地问道。
“是的，所有智力早熟的人都是会早亡的。”其好友再次肯定地回答。
“不对，很多智力早熟的人就不是早亡的。例如，比王勃不过晚100多年的白居易，五六岁能作诗，9岁就通声律，却活到了74岁。控制论的创始人诺伯特·维纳，10岁入大学，14岁就毕业于哈佛大学，也活到了70岁。
他们不都是智力早熟的人吗？但他们并不都是早亡的呀！”马哗为自己的论点进行着论证。
在事实面前，其好友承认了自己观点的错误。他的逻辑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即大前提“智力早熟的人都早亡”是错误的，导致了整个推理的错误——智力早熟与早亡并无必然联系。
有效反驳“两难”诡辩
这里所说的“两难”，指两难推理。它是由两个假言前提和一个选言前提构成的推理。它之所以叫“两难”，是因为说话者说出具有两种可能的大前提，使对方不能肯定或否定其中任何一种可能，陷入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