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我们前往参观的是一位年逾七旬的老华侨,名叫林锦仁,祖籍福建永春,在马来亚生长,后到新加坡做辣椒干生意,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7个公司的董事长,是无数优秀华人企业家中的一个。老人身体极佳,又非常健谈,一路上当起了我们的义务导游。他说在南洋,华人对孙中山先生是顶礼膜拜的,因为孙中山在海外奔走的过程,也就是他躬行“天下为公”、致力国民革命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像一座熔炉,锤炼了海外华人的魂灵,铸就了锲而不舍、成就事业的华人精神。在晚晴园的院子里,唯一的一块石刻上,就是李光耀题写的一句话:“孙中山,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人”,室内的展厅里面,也有一块狂草匾额,上书“晚色多回韵,晴云越秀明”八个大字,颇为耐人寻味。晚晴园原是新加坡客商张永福的产业,是他特意买下给母亲安享晚年之用的一栋别墅,并取是名。1906年,他冒着激怒殖民地及清政府的危险,把别墅借给孙中山作为在东南亚革命活动的指挥中枢,不久便成为同盟会在东南亚的总部,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此后孙中山虽然再没有回到新加坡,但广大华侨一直对他敬仰有加,他也曾深情地说道:“华侨是革命之母。”1994年,晚晴园被列为国家古迹并定名为孙中山南洋纪念馆,2001年11月12日孙先生诞辰135周年纪念日对外开放。
从晚晴园出来,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从眼前的花团锦簇,联想到了广大华侨、华人的奋斗历程。新加坡基本上是个华人国家,华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6.3%。可以说,这个美丽富饶岛国的崛起,是与广大华人的艰苦努力分不开的。就在离晚晴园不远的地方,有一条街区,名叫“牛车水”,那里满街都承载着华人辛酸的过去,记录着华人风雨沧桑的奋斗历程。20世纪上半叶,数不清的福建、广东难民,为躲战乱,或因饥荒,纷纷闯南洋,找活路。他们来到新加坡,大都是赶着牛车到马来亚提水来卖,以此赚几个血汗钱,晚上集中在这一带搭棚住宿。由于贫穷,他们每天只能拣拾那些洋人们不吃的肉骨头熬汤,加上些酸菜萝卜之类,用来充饥,还把这个汤称之为“肉骨茶”。久而久之,“牛车水”就成了这里的地名。“肉骨茶”也逐渐变成了一道风味菜肴,颇受华人喜爱。我在学校的食堂里就常买了吃,确实别有风味。那时华人妇女尤为悲惨,她们一般都终身不嫁,辛劳所得都积攒下来,寄回老家父母。其中有一位,终年辛劳,省吃俭用,直到老年病死时,竟从她的枕头里面翻出一大摞现钞,总计有8万多元。可怜老太太拉了一辈子的水,至死都没有用上一个钱。这就是无数华人旧时的血泪故事之一。后来新加坡实行城市改造,并打算将牛车水的矮旧房屋拆除,盖上新房,但遭到了广大华人的反对,政府便顺乎民意,干脆保持这里的独特风格。至今要吃到地道的中国风味,人们都知道要到牛车水。每到春节期间,这里便洋溢着浓烈的中国传统气氛,到处是红灯笼、红对联,舞龙舞狮,热闹非凡,成为新加坡一道靓丽的风景。
华人是海外最常用的称呼,其实就是龙的传人,是中华民族的枝枝叶叶。见到他们,我总是从心底里涌起亲切,涌起敬佩。人们不是常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睿智的民族吗?这些在海外华人身上是得到了如此强烈的印证和鲜明的体现。想当年李光耀先生带着这群华夏子孙,团结马来人、印度人以及其他种族的人们,励精图治,奋起创业,不仅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还开创了举世瞩目的富国之路;不仅继承发扬了中华文化之精髓,还把东西方文化结合得如此巧妙,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坚韧性、创造性,还体现了与兄弟民族的包容性、先进性。在这里,各种族之间、各阶层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相处得是如此和谐,如此相得益彰,真的令人叹为观止。
夜幕降临之时,林老先生热情地邀请我们到东海岸吃海鲜,恰好他老伴说有一桩生意要出差去吉隆坡,便与我们共进晚餐,饭后乘火车出发。我问她,怎么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忙生意?她笑着说,反正闲着没事,多干点没啥。我突然想,他们这种对事业孜孜以求、生生不息的精神,不正是广大华人力量之源、崛起之魂吗?我曾听一位出租车司机说,在新加坡,开出租车的大都是第二职业,他们因为处于低收入阶层,为了活得更好些,从不怨天尤人,而是默默无闻地苦干。无数海外华人的业绩,不仅凝聚成了华人的旗帜,也给我们这些居住在中华母体的子孙们以强烈的震撼和启示。
赞叹科学发展
新加坡确实是个富国,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个不到400万人口的小国,国内生产总值高达1590亿新元(约900亿美元),人均GDP22000美元,货币供应量达332亿,外汇储备800亿美元。教育普及,就业充分,居者有其屋,生活无甚忧。真是世外桃源,人间盛境。探寻新加坡由穷变富的历程,我得到的只能是一句话,这就是:坚持了科学的发展观。
发展是要遵循其规律的,违背规律的盲目瞎闯,必然要付出沉痛的代价。新加坡的迷人之处,首先就在于审时度势,准确定位。1965年独立后,从客观条件看,新加坡人口少、劳动力资源和国内消费资源都有限;土地面积小,几乎没有自然资源;同时又极端缺乏科技和资本,基础设施落后。但她却处在马六甲海峡的尖端位置,是主要海运航线的交通口,是东南亚各国的心腹要地。究竟如何发展?走什么样的发展之路?政府的决策是八个字:扬长避短,以小搏大。他们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即一方面集中资金办大事,大规模建设裕廊工业园,另一方面努力吸引外资,发展制造业、炼油、交通运输等第二产业,仅用4—5年时间,就实现了经济起飞,打下了经济国际化的基础。而到了80年代中期,当中国等周边国家改革开放活跃,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时,新加坡又及时转型,仅用五六年时间,就迅速从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转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正如有人形容的那样,一夜之间,服装、家具等制造业不见了,而电子、精密仪器以及金融业、物流业遍地兴起,国际性的产业结构已经形成。进入新世纪后,新加坡又注意分析亚洲新兴经济和新知识经济的挑战,提出了新的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模式,即在发展国内经济的同时,致力于发展国外经济,“张开第二经济翅膀”,走海外发展之路,打造未来的国际型经济模式。这种既冷静思考又富有远见的战略,紧紧地把住了新加坡的脉搏,积极稳妥地引导着这艘航船,始终朝着胜利的彼岸前进。由此,我又想到了成都武侯祠前的那副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崇尚精英治国,努力培养、吸引和用好人才,是新加坡建设和发展的“杀手锏”。为了培养人才,他们可说是不惜血本,愿花重金。一个典型的做法,是政府从初中阶段起,就开始物色优秀的学生,每年选出200名,集中主要教学资源进行教育,称为“天才班”。政府还为优秀大学生出国留学设立了许多奖学金,如“李光耀奖学金”“武装部队奖学金”“财政部奖学金”等等,选送了大批“天才”出国深造,然后再回国效力。在此基础上,政府通过严格的考试和招聘制度网罗最杰出的人才,并通过给予优厚报酬来确保他们维持廉洁与高效。据说在现政府中,部长一级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享受过政府奖学金的,其中包括现任总理吴作栋和副总理李显龙。在吸引人才方面,新加坡更是高招迭出。每年都要派出大批工作人员到世界各地进行宣传,以“工资高、税收低”的优惠政策,招贤纳士,广揽人才。其引才的工作做得异常周到细致,只要看准了一个,就会不遗余力,力促成功。光上世纪90年代初期实行的“人才招聘计划”,一次就引进了700多名留学欧、美、澳洲等地的中国留学毕业生,全是博士以上学位。我每每想到这些,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为了及时引导人民跟上世界潮流,做到人人成才,人人不落后于世界发展趋势,新加坡政府还十分注重语言上的跟进。六七十年代,李光耀先生号召国民大学英语,使国民的素质跟上了与欧美的经济接轨;现在又认为21世纪是中国崛起的时代,必须学好中文,以便于与中国做生意。他还很少有地在电视上用不太流畅的华语接受记者的采访,宣布了每年要输送200名优秀学生到清华、北大留学的政策。
新加坡的经济是高效的经济。政府有很强的经济实力,以财政部为投资主体的淡马锡控股公司几乎涵盖了所有命脉企业;经济政策前瞻性强,对国家经济发展目标具有有效干预;经济政策可以对应国际经济形式的灵活程度;加上低福利、低税收,很少受社会福利体制的拖累。同时也使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从收入上看,10%的家庭月收入2万元左右,而约20%的家庭月收入仅在1000—2000元左右。那么如何处理好这个社会矛盾,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兼顾公平?政府采取了很多办法,其中最突出的是公积金和组屋两个方面。政府规定,凡有工作的公民,必须强制上缴月工资20%的公积金,同时政府给予补助相同的金额,一起存入银行。公积金的80%可供本人买房、买股票、交大学学费等,8%用于养老,12%用于医疗储蓄账户。这个制度既鼓励人们积极工作,又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中、低收入者;既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又降低了所得税率,形成了社会良性循环。为了实现“居者有其屋”,新加坡政府从60年代后期起,就致力于为公民提供住房(新加坡称之为“组屋”),目前已累积建造了80余万套。购买组屋必须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后来提高至8000元),每个家庭一生可购两次。这样就照顾了中、低收入者,通过房贴实行转移支付,缩小财富差距。因此,现在在新加坡看不到穷人,再穷也有一套住房,这就是公积金与组屋结合给中低收入者带来的好处。通俗地说,是政府用老百姓的钱,统一为老百姓办事。正因为有这些亲民、利民的政策,新加坡尽管也还存在不少社会问题,尽管还有3.5%的失业率,但人民是安居乐业的,社会是稳定的。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美丽富饶的新加坡,必将沿着既定的轨道,顺利实现新的转型,健康阔步地向前迈进!
2004年6月15日作于南洋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