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可以说与各种疫病相伴而生。从先民的烧香拜神、祈康祛病到科学日益昌明、医学不断进步的今天，人类为了战胜疫病的不懈努力片刻未停。在与疫病激烈而持久的争战中，人类取得了一场场胜利，但同时，疫病也影响、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历史上，疫病对战争结局甚至王朝更迭、政权灭亡的影响数不胜数。在古希腊决定雅典命运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瘟疫”对雅典人口的杀伤力远远大于战争本身，实力受损的雅典人认为这是上苍对自己的惩罚而使士气更加衰落，这是雅典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公元6世纪的“查士丁尼鼠疫”几乎摧毁君士坦丁堡，加速了东罗马帝国的衰亡；18世纪末拿破仑率大军远征埃及和叙利亚，鼠疫使其部队损失惨重，对他远征非洲计划的破产发生重大影响……
一些疫病能大规模流行，并非偶然，而是它一下就击中了我们的“软肋”，相当程度反映出我们体制安排的缺欠和弱点。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人类抗击和防治疫病的历史，经历了一个从个体或群体的本能的非理性防范到政府和社会的有组织的理性防范，最终实现科学抗疫的进步历程。正是在与疫病斗争的过程中，医学不断进步，尤其是公共卫生事业不断进步，社会性医疗保健制度不断发展、完善，有时还促进了某些重要的社会性体制变革。当然，这种进步经历了极其痛苦而漫长的历史磨难。
例如，如果不是几年前“非典”的肆虐，有多少人（包括一些官员在内）知道早在1989年就生效的《传染病防治法》呢？《传染病防治法》对疫情报告和公布制度，对隐瞒、谎报疫情行为的处罚都有明确规定：“从事传染病的医疗保健、卫生防疫、监督管理的人员和政府有关主管人员玩忽职守，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的，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当时疫情发展到那样严重的程度，显然与某些官员前期未“依法办事”有关，他们的处置失当更多的是依过去的“成例”。此前，出于种种考虑，“成例”往往重于法律。事实说明，依“成例”而不依法律，很可能给社会、国家、人民造成严重损害。“非典”的横行提醒人们信息的公开、透明、及时发布的重要。政府信息资源的公开和自由流动，是制度改革、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从医疗保障体制上看，“非典”初期，一些被感染民工因交不起治疗费而纷纷返乡，加速了疫情扩散，当政府明确表态农民、民工患者主要不由个人承担费用时，这一情况才得到改变。这实际上提出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即医疗保障制度要覆盖社会各个阶层，由来已久的城乡二元化模式形成的重“城”轻“农”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全社会是一个共同体，如果其中一个阶层（尤其是人数最多的阶层）的卫生、健康得不到保障，受损的将是全社会。
事实说明，几年前经历过的那次疫病的流行使我们“痛定思痛”，认识到信息的公开、透明、披露和发布的重要，在促进政府信息资源的公开和自由流动的制度建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促进政府开始重视“民工”的“医保”问题上起了重要作用。虽然与公众的期望还有距离，但毕竟艰难地向前跨了一大步。六年后，当“甲型流感”袭来时，便显示出这一步的意义。
（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3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