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意”成为时下中国最“热门”的词汇之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各级政府纷纷创建“文化创意园区”。据不完全统计，上海目前已有创意园区30余个，总建筑面积约30万平方米，到2007年即将达到70个，总建筑面积达到100万～150万平方米；现在“文化创意”并不发达的重庆计划到2010年在主城区建成50个以上的创意产业基地，其中3个要有全国性影响；在这方面得天独厚的北京市最近首批认定了10个文化创意园区，其中包括曾经准备拆除的“798艺术区”和一度不许其生存的“宋庄原创艺术与卡通产业集聚区”……而某些地方政府甚至像“招商引资”那样规定了硬性指标！
不可否认，“文化创意园区热”迅速升温，与当年各地一哄而起的“开发区热”颇有类似之处，政府仍是用搞工业建设、发展经济的方法和习惯来发展“文化产业”。但是，尽管有种种不足和缺欠，我们不能不承认，对“文化创意”从以前的反对、严管甚至压制到如今的赞成、支持乃至大力扶植，是政府观念值得称道的巨大进步。
“文化创意”的核心是个人的创意、技巧和才华，是艺术家个人艺术灵感的迸发和个性的张扬。只有在宽松、自然的环境中，艺术家才能真正“创意”，施展自己的艺术才华；哪里的环境宽松自由，艺术家自然就趋之若鹜。法国巴黎之所以能成为文化意义上“19世纪的世界首都”（瓦尔特·本雅明语），即因长期以来巴黎为各地艺术家生存提供了最宽松、自由的环境。直到20世纪上半叶，世界各地的作家、诗人、艺术家无不向往巴黎；巴黎不能保证成功，却为成功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艺术家”甚至成为巴黎的“一景”，任那些服饰装扮奇特、举止怪异的艺术家自生自灭。对这些“艺术盲流”必然会带来的种种负面因素，巴黎也以“恶之花”待之。20世纪20年代留学巴黎的我国艺术大师庞薰琹回忆说：巴黎“拉丁区”有开设在地下室的咖啡馆，成为生活极端穷困的艺术家聚会场所，有人在此朗诵自己的诗歌，有人在此廉价出卖自己的油画，有人在此拉琴卖唱，更多的人是在此以劣质咖啡打发时光或劣酒买醉。“巴黎为一些无名的、穷困的艺术家，创造了不少有利条件。在世界上大概再也找不到同样的地方。”“法国政府为艺术家造了不少工作室，有很讲究的，也有租价很便宜的”，还有专门为学生和贫穷艺术家开设的小画店。“巴黎大歌剧院规定非穿礼服，不能进戏院看戏，但是对于画家，虽穿的破旧，允许他们楼上请坐。”而一些艺术家为了迅速成名，则耍尽噱头。正是这种斑驳混杂的“混沌”状态，成就了巴黎的文化繁荣，形成了巨大的文化吸引力、影响力，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就是具有强大的“软力量”。
相反，如果把文化视为必须“严防死守”、时刻面对严峻“敌情”的“阵地”，要求所有作品都是“纯而又纯”“完全正确”，要求所有艺术家都成为一架精密机器上的一个毫无个性的零件，结果必然是多少年全国只有几出“样板戏”，只有几张“样板画”。文化，终将完全萎缩、凋敝，更谈不上对世界的“影响力”。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文艺政策较前大为宽松；而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社会变革，逐渐形成艺术市场，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脱离原来的体制，成为到处流浪、放荡不羁的“波希米亚”。在一些大都市自然而然形成了艺术家聚集区，其最著名的如北京“圆明园画家村”。然而，政府有关部门曾以习惯的城市管理模式将这类“新生事物”视为“麻烦制造者”（某些艺术家确实制造了一些麻烦），甚至不惜动用公安将其“铲除”。许多“圆明园”的画家流落到当时尚属“偏远地区”的宋庄，依然时时面临被“取缔”之险。但经过种种努力，政府有关部门最终认识到这种“艺术村”的名片意义和经济效应，观念发生根本性转变，对包括宋庄在内的“艺术聚集区”不仅不压制，反而大力支持，甚至给予如享受税收优惠等经济支持。这种变化，实现了政府、艺术家、社会的“多赢”，确实值得称道。
对“文化创意园区”各地政府都表示要给予种种鼓励、优惠措施。而在所有的支持中，最重要的是政策的宽松，允许新观念、新形式的表达探索。其实，不仅文学艺术如此，自然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也同样。如果没有不同观念的表达，彼此碰撞、批评、驳难，学术界一直因循守旧，种种旧观念不能突破，根本无法创新，结果是全民族创造力的萎缩。如果没有全民族文化、知识、学术自由的探索、创新，几个“文化创意园区”犹如孤零零的小岛，终因没有依托而难以长期“创意”。因此，全国各领域都应该成为新意迭出的“创意园”。
（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