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大发展的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千千万万男女农民离开农村来到城市打工，为城市、为中国经济发展长期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中国特有的“农民工”，为这三十年的大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由于身份限制，“农民工”从工资到各项福利都远不能与城市居民相比。近几年来，这种不公正、不公平的状况已引起广泛关注。因此，一再有人建议要取消“农民工”这种带有歧视性的称谓。这种建议当然是出于好心，出发点当然无可非议，但结果反而可能有害。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三十年，必然使大量的农业人口转为城市人口。然而，中国的“特殊国情”使这种大转移深具“中国特色”。农民的子女生下来就只能是“农民”。“农民”，已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与生俱来、难以改变的“身份”。
改革开放使这种严格、刚性的社会结构渐渐有所松动，“公社”的解散、各种票证的废除使农民开始可以进城打工。然而，由于“身份”的限制，虽然是做工，但身份仍是“农民”，工资和各种劳保福利待遇远不如城里人。尽管如此，用“欢天喜地”形容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民进城打工时的心情恐不为过；社会各方也为农民初步能摆脱土地的束缚而喜悦。毕竟，几十年来第一次可以自由“进城”；毕竟，进城打工的生活比当时温饱都难以保障的农村要好得多。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令世人瞠目，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城乡二元化的基本格局并无根本改变，造成了诸多社会分配不公。最大的分配不公，其实是城乡间的分配不公，也就是把一个社会的“传统”和“现代”这两部分格式化，国家的财富资源依旧向城市高度集中。这种二元分裂的状况，当然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进步、发展。城乡二元化结构，显然已经成为改革的瓶颈。在这种格局中，农民的“身份”依然没有改变，长期在城里务工仍然是待遇不公的“农民工”。现在的“农民工”早由三十年前的欢欣变为争取、维护自己的平等权益，社会也更关注他们的待遇不公。这将是社会结构的根本性改变，必将触及、改变极为广泛的利益关系，必定是艰难的。在这种“身份制”没有根本改变，“农民工”事实上不能享受同等“国民待遇”之前，仅仅取消“农民工”的称谓不仅无裨于事，反可能因掩盖事实而适得其反。
当事物的性质发生变化后，其名称往往会自然变化，甚至消失。曾记否，一些年前“农民企业家”还是一个非常流行的称谓，也就是说，虽然已是“企业家”，但其身份仍是“农民”。这些年来，许多城市对“农民企业家”敞开大门，只要有一定数额投资便可成为该城城市居民。“农民企业家”们渐渐摘掉“农民”帽子而成为“企业家”，“农民企业家”这一称谓正在淡出。
尽管是出于好心，在“农民工”未得到与“非农民工”同等待遇之前而提出取消“农民工”称谓，仍反映出一种我称之为“名词崇拜”的“流风遗韵”，即认为仅改变事物的名称就可改变事物的性质，或不承认某事物之名此事便事实不存在。例如，“教科书”曾经规定“社会主义没有失业”，所以改革开放前虽有失业者，但也不许称为失业，只能称之为“社会青年”。改革开放之初略进一步，改称为“待业青年”。后来经过一番争论，终于“实事求是”、名副其实地改称为“失业者”。“教科书”曾经规定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通货膨胀”，胆敢言“通货膨胀”者即是“政治不正确”的“资”“右”，也是在改革开放后经过一番激烈争论，才可以名正言顺地谈论“通货膨胀”……
因此，“农民工”称谓的存在，恰恰时时提醒我们还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事实上仍“享受”着“低人一等”的待遇，提醒我们社会结构的变革依然任重道远。重要的不是“改名”，而是改变“实际内容”，即去掉限制人的“身份制度”，给“农民工”以城里人的同等待遇，“农民工”称谓自然便会消失。
（发表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