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初，导演谢铁骊因《早春二月》被打成“黑帮”，关进“牛棚”。由于《早春二月》与严寄洲的关系，李文化也受到批判，但并未受皮肉之苦。因他只是借调到八一厂，所以八一厂并不管他；由于已在八一厂上班，所以北影也不大理会他。但一天他回家，发现和以往不同，还没到家门口就听到一阵喧闹，挤开人群一看，原来是红卫兵在斗他岳母。只见他岳母站在中间，衣衫不整，还被剃了阴阳头，胸前挂着一个写着“地主老太婆”几个大字的大牌子，周围还有红卫兵怒目而视。李文化忙对红卫兵说：“她丈夫是地主，她本人是贫下中农，后来被地主家抛弃了。”红卫兵训斥他说，她是地主婆，丈夫去了台湾，“你再说，就让你陪斗！”直到吃饭时，一个红卫兵才命令他们可以回家，但手里端着一盘草说：“记住！她是地主婆，地主婆不能吃饭，只能吃草，明天还要接着‘上班’。”这个红卫兵是他们邻居，也回到自己家中，但还是不时推开他家门，一再命令“只能吃草，不能吃饭！”回到家后，老太太嘴角不停抖动，吓得把头伸到盘子边要啃草。李文化回忆：“我急忙把盘子拿开，朝门外看一眼，回身把门插上，端来饭菜让老人吃。饭菜端走后，我再把盛草的盘子蹭到老太太嘴边，附在她耳朵上说：‘妈，装个样子，不要真吃。’随后忙着把插着的门打开，以免红卫兵砸门。”红卫兵果然不时过来巡视，发现老太太已吃了草，才善罢甘休。（李文化《往事流影》，华文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153页）著名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在被红卫兵关押、迫害时，因为姓“马”，也被逼吃草。强迫人吃草，完全不把人当人，这些红卫兵大都是单纯的青年学生，什么样的教育使他们变得如此残暴？确应深思。
随着“文革”的深入，李文化也必须回北影厂参加运动。为稳妥起见，他在一个夜晚悄悄来到老友、著名摄影师钱江家打听消息。到现在，李文化还记得：“他一边招呼我进屋，一边用疑惑的眼神瞄着我。那段混乱的日子，每个人都本能地对身边的一切风吹草动，哪怕至亲好友都充满警觉。”（李文化《往事流影》，华文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156页）对此，他有切身感受。他岳母本是贫农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地主，但丈夫后来又将她抛弃另娶，去了台湾。这些，李文化的妻子在与一位邻居闲聊时曾感叹过母亲的不幸，没想到却被告发，引来红卫兵抄家。“至亲好友都充满警觉”确是“那个年代”人与人关系的本质写照，完全不是现在某些人所说的“纯真温暖”。互相揭发、批判，成为常态。因此，“文革”结束后，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他人就是你的地狱”这句名言才能引起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那样强烈的共鸣。
北影厂的“革命群众”成立了三个“革命造反”组织，三派都知道江青对他的器重，都拉他参加。在钱江的影响下，他参加了“毛泽东主义公社”派。三派彼此武斗逐步升级，都各找靠山，有一派通过关系拉上了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威风大长。李文化所在这派于是要他去找江青，但他很清楚自己就是个摄影师，并未妄自尊大，婉拒了此要求。
北影与新影是重要的文化单位，负有宣传重任，所以在最混乱的时刻，“毛主席的警卫部队8341军宣队派驻北影厂”。“‘文革’期间，8341就如同毛主席派去的‘钦差大臣’，非常有威慑力。”实行事实上的“军管”后，各派组织停止活动。军宣队负责人狄福才是8341部队副政委，据说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将：“就派这个有福有才的去！”军宣队进驻北影厂不久，狄福才有天神秘地对他说要他准备好摄影器材，“多拿些胶片，下午随我去拍电影”。李问他去哪儿？拍什么？狄回答说：“这你不要问，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李文化又高兴又迷惑，高兴的是又可以拍片子了，不解的是不知道拍什么，还不许问。
当天下午，摄影机、胶片等装上车后，狄福才来到车旁，对李文化小声交代：“告诉你啊，今天的任务是到中南海拍斗***、王光美。这可是重要任务，不能漏掉材料。”李文化深知此事责任重大，建议说这是新闻纪录片厂的任务，应该派新闻纪录片的摄影师去拍，他们有经验，自己多年不拍新闻片，怕拍不好，漏材料。当时新闻纪录片厂也是8341部队“支左”，也由狄福才领导。狄福才对他说：“新闻纪录片厂已经派了两个组去了，一组拍斗邓小平，一组拍斗陶铸。别啰唆了，上车吧！”
他回忆“斗争会”的过程无须在此详述，但却说明，这一切都是在最高层的组织、控制、部署下进行的。
三
拍完对国家主席的“批斗会”不久后的一天，狄福才又神神秘秘要他下班后别走，有任务安排。莫非又要拍片子？他仍感疑惑，但未敢再问。
下班后，狄福才带他来到中央文革驻地也就是江青常住处钓鱼台，身穿草绿色军装的江青再次接见他。原来，江青要把“样板戏”拍成电影，再次点名要李文化参加此事。
京剧《智取威虎山》，他只参加了部分摄影工作，但把舞剧《红色娘子军》搬上银幕，他却起了重要作用，担任摄影组组长、导演、摄影师。《红色娘子军》拍完，得到江青首肯，在全国上映，江青又点名他担任京剧《海港》的摄影师兼摄制组组长。《海港》是八个“样板戏”中唯一工人题材的作品，江青、张春桥更加关注，一号人物方海珍的扮演者李丽芳也是江青亲自点的将，并且得到毛泽东的夸奖。有了拍《红色娘子军》的成功经验，他对拍好《海港》更有信心。拍完后在北影厂看片时，声、光、色都很标准，画面明亮，色彩鲜艳，各方都很满意，热烈鼓掌。但是，样片送江青后，却迟迟没有回音。过了好久，狄福才突然对他说：“《海港》江青审查没有通过，狠狠批了你，说把李丽芳的脸拍长了，像个鬼，影调又黑又暗，灰蒙蒙的，拍得一塌糊涂。江清决定重拍。”原来，江青当时在广州，临时在珠影厂放映室审看，那个放映室“文革”中多年未用，银幕上蒙了厚厚一层灰尘未来得及擦掉。效果确实不好，江青一边看，一边大发脾气。
李文化反复要狄向江青解释，但狄则一再强调，江青的性格特点是恼怒时根本无人敢说话，更无人敢解释，而恼怒时做的决定事后也很难改变。最后，江青还是指示重新找人重拍《海港》，而他们拍的那一版一直未能公映。“从那时起，江青再也不理我了，也不再交给我任务，接见时也没有我了。总而言之，我不再属于她直接管了，”他承认，“我心里有些失落，太突兀了，太冤枉了。”
失之桑榆，收之东隅。李文化因拍摄《海港》招致江青不满，结束了“样板戏”电影的拍摄。他一下子几年无事可做，但终于争取到了开拍“文革”后的第一部故事片《侦察兵》的机会。而且，狄福才决定由他一人担任编剧、导演、摄影三个职务。此后，他从摄影变成了导演。
《侦察兵》是根据知名作家、《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刘知侠的小说《一支神勇的侦察队》改编，但是电影拍成后在审片子时于会泳等文化部领导坚决不让署他的名字。因为“文革”一开始，《铁道游击队》就在1966年5月成为首批被“无产阶级司令部”点名批判的电影之一。那个著名的、所有人都要反复学习、当时具有最高权威性的《关于电影问题的谈话》，对电影《铁道游击队》严厉批判道：“没写主席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写的是主席批判的游击主义。游击队不依靠群众，都是神兵，只有芳林嫂一个群众。有政委，看不到政治工作，不像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游击队，像一帮农民、小资产阶级队伍。没写党的领导，不像八路军领导的，单纯地搞惊险神奇动作，宣传个人英雄主义。影片插曲很不健康。”电影是“大毒草”，小说自不例外，也开始受到严厉批判。刘知侠立即被“揪了出来”，关入“牛棚”，长期受到残酷迫害，当然不能在作品上署名。
1975年，李文化导演了宣传“文革教育路线”的《决裂》，1976年元月在全国公映，直接配合了当时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全国各大报刊、电台都在头条持续宣传报道。这年初春，“反击右倾翻案风”更加激烈。张春桥、江青先后向于会泳下令，要尽快推出紧密配合运动的文艺作品。迟群、谢静宜立即组织了由清华、北大两校师生共12人组成的创作组，创作电影剧本《反击》，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人也时时过问。剧本很快写完，决定由北影厂拍摄，由于《决裂》红极一时，北影厂决定由李文化导演。看了剧本，他并不想接受任务，他说，“当时并不是看出《反击》剧本有什么问题，只是觉得《反击》剧本像个‘活报剧’，不理想”。（李文化《往事流影》，华文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236页）但在领导一再要求下，他还是接受了任务。没想到戏快拍完时，《反击》剧本创作组组长徐葆耕和执笔人纪燕平到北影摄影棚找他，原来剧中头号反派人物、走资派韩凌的秘书叫“宋平”，他们此时提出“宋平”的名字要改。李文化说，已经拍完，不能改了，并对要改名表示纳闷。徐葆耕解释说，“宋平”是真有其人，为甘肃省委书记，曾给周总理当过新闻秘书，所以请把“宋平”的“平”字给改了，以免别人说影射。李文化于是将“平”改为“宾”，录音时“平”“宾”两个字口型一样。（李文化《往事流影》，华文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243页）1976年9月中旬，《反击》杀青，准备在10月公映。然而命运仿佛在捉弄人，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还未来得及公映的《反击》成为“阴谋电影”的罪证。此后两年，李文化不断被要求写检查、交代，一直未被安排工作。
1979年3月22日，苦闷中的李文化下决心给当时的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写了封长信，申诉自己的冤屈。很快，胡耀邦的批文就到了文化部，几天后就到了北影厂，他认为《反击》的责任是属于领导的问题，李文化自己只是执行问题，不能揪住个人不放。胡耀邦的批示，使李文化获得“解脱”，恢复导演工作。当年，他就拍出了把当时全国“拨乱反正”浓缩到一个基层县的电影《泪痕》，由李仁堂、谢芳主演。《泪痕》的主题歌《心中的玫瑰》更是广为传唱，歌词来自传抄，至今不知作者是谁。此片大获成功，受到观众和政府好评。在1980年举行的第三届电影“百花奖”评选中，《泪痕》获最佳故事片奖，还获年度政府颁发的“优秀影片奖”，李仁堂当选为最佳男演员。在此片的拍摄前后，他又两次给胡耀邦写信汇报情况，得到胡的表扬、鼓励。对此，他深情地写道：“当时，胡耀邦同志是中央领导，日理万机，但是对一个普通的电影工作者有信必答，关怀文艺工作者，心系群众，让人敬仰。我再一次被胡耀邦同志的关怀深深感动了，这位使我得到新生并给予我关怀和前进力量的人，是我们一家人永远难忘的恩人。”“许多年后，我得知胡耀邦同志去世的消息，泪水瞬间从眼眶里涌出。我提着硕大的花篮，一路上强忍着悲痛，到胡耀邦家的小灵堂祭拜。在他的灵像前，我磕了三个头，又抑制不住地哭了！”
1985年，李文化为配合政治需要还拍过一部以中越边境军事冲突为题材的影片《绿色的网》。但是，“这个片子是在自卫反击战结束时拍的，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该片也只能被收入仓库了”。
从20世纪80年代中开始，他在影片的选材上有了明显变化，不再导演现实题材的影片，而是导演了许多历史题材片、武打片、枪战片，如《金镖黄天霸》《无敌鸳鸯腿》《索命逍遥楼》《血泪情仇》《混世魔王程咬金》，等等。他非常坦率地说出了自己“转向”的真实思想：如坐过山车般大起大落的经历，使自己在思想上、感情上、创作上对现实题材“心有余悸，产生‘怕’字，想远离现实题材。我很担心，如果再拍现实题材，没有把握，一旦掌握不准，就会再犯错误，再遭受挫折。”“我在思想上、感情上、创作上，想多拍些好电影，为党的电影事业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可是，在实践中屡屡受挫。我的心中十分苦闷，不知该如何在电影导演的创作中去拼搏、去奉献。我反复地想这些，有时绞尽脑汁：怎样才能安安静静地、不受任何干扰地、没有风险地去导演电影呢？想来想去，我最后认为，拍历史题材的影片或武打片、枪战片最安全、最保险、最合适。”“拍这样的影片，群体之间、帮派之间、个人之间，怎么批、怎么斗、怎么打都行，甚至打得鲜血淋漓、你死我活都没有关系，都好表现，都好处理，都和现实的政治挂不上钩。而且，同样能为电影事业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何乐而不为呢？”
这是一位从艺半个多世纪、饱经风霜的老电影人对自己艺术人生的最后总结。他人可以赞同，认同这种生存智慧；也可以反对，批评这种消极态度。赞同与反对，各有道理，但更重要的是应反思他提出的问题：“怎样才能安安静静地、不受任何干扰地、没有风险地去导演电影呢？”
（摘自本人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