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2月，曾赢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演员的好莱坞女影星简·怀曼向法庭起诉，要求与自己的丈夫、演艺事业无大起色的好莱坞演员罗纳德·里根离婚。在法庭上，她提出的离婚理由是：“里根自担任演员协会主席职务后，对政治活动越来越感兴趣，并因此忘掉一切。这也就使我们的婚姻失去了一切支柱。”最终，法庭判决他们离婚。
此时里根已出道十余年，但其演艺生涯并不十分成功，起码不能说出色。他辛辛苦苦拍了几十部片子，却一直是二流演员；不得不接受制片商指定的角色与片酬，无法像那些令他艳羡不已的“大腕”们对角色左挑右挑、对片酬一再要价。许多年后，他对这段经历还耿耿于怀，最能激怒他的莫过于讥讽他只是个平庸的演员，曾愤愤抱怨说：“《纽约时报》真不是个玩意儿，老把我说成是二流演员。”不过，虽然演艺之路平平，但他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却与日俱增，并在这方面初显才华。开始从影时，他就参加了电影演员协会，由此开始渐渐涉足工会事务。好莱坞是个声色犬马、鱼龙混杂的世界，在这种复杂环境中，里根不仅要代表演员为了演员的利益与资方艰苦谈判，在麦卡锡时代代表演员处理与政府的关系，还不得不与深深插手演艺界的黑社会打交道，更要处理演员彼此间的一些矛盾、纠纷，同时还必须面对工会内部的钩心斗角、争权夺利。这些事情他都能妥善处理，并极大地显示和锻炼了他的政治才干，终于当上协会主席、电影委员会主席。但正是这导致他婚姻破裂的“主席”，却是他以后走向政坛、最后当上美国总统的关键一步。
里根的例子再次说明了一个道理，专业水平与问政能力并不总是、甚至经常不是成正比。不少专业水平高者往往心无旁骛地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并无从政的热心，当然亦无从培养其问政能力。例如，巴塞罗那奥运会跳水冠军孙淑伟、雅典奥运会跳水冠军胡佳等都是广东省政协委员，但都因忙于训练与比赛，两年以上未参加省政协全体委员会议。而孙淑伟已经当选了两届政协委员，他坦承在担任第八届省政协委员的几年中自己抽时间也仅参加了两三次会议；当选第九届省政协委员这3年多时间里，他根本没时间参加省政协的任何会议。在2006年召开的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巩俐、张艺谋等告假缺席，张艺谋正忙于导演《满城尽带黄金甲》，巩俐则在美国为电影《迈阿密风云》配音，均不克分身，而这已是巩俐连续两年缺席全国政协会议。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无疑都有杰出的成就，但明显对问政没有兴趣与热心。对他们来说，起码政治远不如自己的专业重要。此事的新闻性可能已经过去，但说明的问题却很重要，因此仍值得反复思考、讨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担负着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项重要职能。而这三项职能都要通过政协委员的活动来体现。具体而言，政协会议是各界别、阶层通过政协委员在政协会议上代表界别和阶层利益，反映界别和阶层意愿的最重要渠道；作为各界别代表的政协委员在政协会议上的彼此沟通、交流、对话甚至互相批评，是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重要方面。如果委员不参加政协活动，政协的三项重要职能均将“落空”。或许由于在过去、尤其是在极左的年代，政协的作用曾经受到削弱（在“文革”中事实上被取消），所以“政协委员”曾更多地被视为一种“荣誉”，作为一种对有突出贡献者的奖励。
然若纵观“新时期”以来的我国政治进程和政协发展史，明显可以看出人民政协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确实越来越重要。在不久前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中央已正式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规定国家和地方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一定要进行协商，政协的作用更加重要。而这对政协委员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用越重要，责任便越重大。其实，参加政协会议仅是委员履行其最起码的职责，一个合格的委员应该有相当的时间、精力积极参加有关视察、调研等活动，深入了解社情民意，保持与所在界别和阶层的密切联系，切实反映其利益与诉求，对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还必须经常学习政治、法律知识，提高自己的参政议政水平与能力……所有这些，都将使委员的“专业”大受影响。而当一年一度的政协会议都不能保证参加时，遑论其他！
按照有关规定，政协委员应“在本界别中有代表性，有社会影响和参政议政能力”。或许是惯性使然，以往在政协委员的产生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过于注重专业成就而对其参政议政能力注意不够的倾向。随着人民政协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委员的参政议政能力便更显重要。而政协委员则应在其位谋其政，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虽然不必因政治而“忘掉一切”，但必须妥善处理“公共事务”与“个人事业”的关系。当然，政协委员究竟具体应该如何产生，是一个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发表于《领导文萃》，200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