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以李鸿章为首自行举办电报事业，在引进外资与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方面，面临更大的困难。一方面需要引进真正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外人借此干涉中国内政。李鸿章最终选择了丹麦大北电报公司作为合作对象——大北公司作为在中国最早铺设电线的外国公司，技术不成问题；丹麦是欧洲小国，比俄、英、法、美诸强似更易驾驭。李鸿章与大北公司合作十分愉快，曾将御赐三等第三宝星颁发给大北公司主办恒宁生。在李鸿章的运作下，清政府将20年海线专利让予大北公司，大北公司则协助兴办中国的电报事业。
自此，近代中国的电报业发展起来。
中国人自己也能搞棉纺织
中国近代棉纺企业，与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局等新式企业一样，也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棉纺织业的欺凌刺激下产生的。
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机器纺织品在中英双方贸易中地位并不十分突出。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棉纺织品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对华输出的商品中日益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外国棉纺织品侵入内地，中国棉纺织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为数众多的手工业者陷入破产或半破产境地。此外，西方列强还勾结买办势力，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非法在中国设工厂，以获更大利润。针对这种危及中国轻纺织业生产的严酷现实，李鸿章越来越认识到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的必要性。基于这种认识，李鸿章积极着手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
1879年初，中国近代第一家棉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购买了虹口一家银行的货栈作为基地，着手兴办。李鸿章任命郑观应为会办，唐汝霖、卓培芳、长康为帮办。在筹办过程中，因会办郑观应挪用股本进行投机暴露，曾一度停顿。1879年秋天，李鸿章又委派浙江候补道戴景冯“就近兼理”上海机器织布局事务，委派吴仲春、龚寿图两个道员会同办理。但由于这些人缺乏管理新式企业的经验，在主持局务的一年时间里，招股集资的工作毫无进展。
到1890年10月，李鸿章改派轮船招商局会办之一的马建忠接办局务，允许他挪用仁济和保险公司公积金30万两作为周转基金。马建忠接任后，垫付旧款，添买新机，修造厂房，终于使上海机器织布局在经过10余年的筹备之后开机生产。所用机器包括由英、美购置的轧花、纺纱、织布各机全套，纺锭3.635万枚，布机530台，雇佣工人约4000名。投产后，营业兴盛，利润丰厚。1893年10月，由于经营管理混乱，工厂失火，全厂被毁，在艰难中发展起来的中国近代第一座大型纺织厂毁于一旦。
上海机器织布局虽被大火焚毁，但它的丰厚利润及与洋人争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吸引和促使着李鸿章重整旗鼓、继续开办的决心。经过一年时间的紧张筹备工作，1894年9月，华盛机器纺织总厂成立并部分投入生产，有纱锭615万枚，布机750架，工人4000余人，规模比上海机器织布局更大。但由于商人不敢贸然入股，李鸿章只得动用官款加以扶持。从而使原来上海机器织布局那种官督商办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逐渐转变成官办为绝对优势的企业。1901年李鸿章去世之后，盛宣怀借口华盛机器纺织厂亏本太多，要实行招商顶替，改名为“集成纺织总厂”，不久又改名为“又新纺织总厂”。所谓招商顶替，实际上是盛宣怀个人资本居多。至此，华盛机器纺织总厂由官办又转化为买办资本性质的
企业。
李鸿昌倡办、支持开办的中国近代棉纺织业，不仅为20世纪初中国棉纺织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而且也表明李鸿章作为封建统治集团的一员，能够在当时那种守旧气氛相当浓厚的环境和条件下，比较自觉地引进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促使人们进一步摆脱小农经济、重农抑商观念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由此，李鸿章在中国棉纺织业发展史上的功绩是不可否认的。
第六、晚年生活
进入晚年的李鸿章，并没有像大多数老人那样安享天伦之乐。为了大清国，他虽是老迈之身，仍为国事奔走、操劳。他虽已进入晚年，但他并不昏聩，他深明大义，支持戊戌变法，虽然遭到顽固派的多次弹劾，但初衷不改。他虽是满腔激愤，却无可奈何地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在人们的一片骂声中，他谢幕了，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带着遗憾与悔恨，永远地离开了让他忧虑的大清国……
对国家有好处的事情必须支持
甲午战争后，在清政府结强邻以为外援的同时，国内朝野人士由于受到战败的刺激，一时要求变法的呼声高涨。此外，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秋，李鸿章出访欧美各国考察，由于亲自接触了西方文明，目睹了欧美各国的富强，思想为之一变。他认为：外国的物质文明是先进的，政治制度也比中国强，他对中国进行变法的必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这也促使他在变法运动中倾向于维新派。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思想家奔走呼号以求变法维新。从1894年起，他们就指陈旧弊，抨击科举、呼吁变法、提倡民主、出版书刊、结社讲演，极力主张仿效西方开议院，立制度，兴民权，重民权。这些主张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终于导致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1895年8月，经康有为多方联系，帝党大臣文廷式出面在北京发起了强学会，推行维新变法。该会“讲中国自强之学”跟李鸿章的思想是不谋而合，于是他“自愿捐金二千入会”。康有为在11月又创立了上海的强学会，举办《强学报》，李鸿章又慷慨捐助金一千。然而强学会中却有许多人抱有这样的看法：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后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丧权辱国，已落下千古骂名，因而都拒绝李鸿章入会，以保学会的声誉。当时维新思想家陈炽在强学会中任提调，他最终拒绝让李鸿章入会。这很令李鸿章难堪，大为恼火。
虽然强学会拒绝李鸿章的加入，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怀恨在心，伺机报复维新派。1898年1月24日，李鸿章和其他几位总署大臣翁同龢、荣禄、张荫恒、廖寿恒在总署西花厅与康有为见了面，“以客礼相待”，就变法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针对荣禄提出的“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答以“因时制宜，诚非得已”。
廖寿恒在询问变法的具体举措时，康有为回答：“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李鸿章又问：“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
康有为明确指出：“今为列国并立之时也，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
由此可见，荣禄是保守派，不赞成变法，但是李鸿章并没有表现出要反对变法，而翁同龢、廖寿恒皆为变法派。这次约见一结束，变法就进入了积极筹备的阶段。
6月11日，光绪颁布了《定国是诏》，维新运动达到了高潮。6月16日，光绪召见并任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
荣禄曾经与刚毅一起压制康有为，现在又企图联合李鸿章将其铲除。然而李鸿章不仅把这两次阴谋密告康有为，指出“荣禄老辣”的真面目，而且不与荣禄同流合污，他以叩头“称皇太后圣明”来应付荣禄的威逼，是明显支持康有为的。
在百日维新期间，李鸿章始终没有公开、单独地支持维新派，没有向朝廷提出主张和见解，他对变法维新的态度和意见是通过与朋友密谈、信件以及随同总署、内阁集体议复事件时表现出来的。在分别写给驻俄公使杨儒、署湖南藩台陈伯平的信中，他很高兴地说：“朝廷有意更新”，“薄海争传新政”，要达到中国的富国强兵，“唯在亟图变计而已”。对戊戌维新他十分赞赏，但几乎没有直接参与实际活动。李鸿章的侄婿孙宝瑄追述：“合肥在都，逢人辄语云：‘康有为吾不如也，废制义事，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深愧焉’，故都人多目为康党。”
事实上，李鸿章对变法的措施并不完全赞同，他把自己的真实想法掩盖了。然而，这些想法常在不经意中流露出来。当时伊藤博文来华，私下里对李鸿章说：“治弱国如修坏室，一任三五喜事之徒，运以重椎，亘以巨索，邪许一声，压其至矣。”李鸿章表示同意，说“侯言良是”。李鸿章与伊藤都觉得维新派经验不足，急于求成，而举措过于偏激，肯定失败。后来，维新派失败，李鸿章又指出这是“变法太急，用人不当”之故。
对戊戌政变，李鸿章“未预机要”，反倒采取保护“新党”之举。当他得知直隶八股士人企图刺杀康有为时，马上让亲信幕僚于式枚让康有为“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以避之”。康有为奉命出京，李鸿章还派人保护。
政变发生后，张元济去见李鸿章，说：“现在太后和皇上意见不合，你是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和调和才是。”李鸿章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不论慈禧幽禁光绪，或是设法救援光绪，李鸿章都没有参与，其侄婿孙宝瑄说他“朝纲纷变，身居事外”。政变后他向慈禧表示：“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公开表示自己不会参与宫廷权力斗争。但是，当慈禧准备大肆捕杀维新派镇压维新志士时，李鸿章却“言捕新党之谬”，同时采取暗中保护的措施。如张元济被革职，李鸿章先派于式枚慰问，又让盛宣怀给予合适的安置。此外，李鸿章对康有为的意见也不同于慈禧。9月24日，李鸿章宴请伊藤博文及其随员大岗育造，席间提到了康有为。
李鸿章（以下简称李）：“康有为一人恐逃往贵国，倘果有其事，贵侯必能执获送回敝国惩办。”
伊藤博文：“不然，康之所犯如系无关政务，或可遵照贵爵相所谕。若干涉国政，照万国公法不能如是办理，当亦贵爵相所深知。”
大岗育造（以下简称大岗）：“请问康有为究犯何罪？”
李：“论其罪状，无非煽惑人心，致于众怒。”
大岗：“擗仆愚见与其将康有为搜拿惩办，不如加以培植以为振兴中国地步，近日中国创行新法，大都出自贵爵相之手，乃历久未见成效何哉？以无左右襄理之人耳。”
李：“诚然。”
大岗：“近日康有为之事，无非扩充贵爵相未竟之功，故愚意不若令卒其业之为善。”
李：“洵如君言，康有为日后可大有作为，唯据目下观之，了无异能耳。”
这足以表明，李鸿章表面上是要求引渡惩办，其实仍是寄予愿望。慈禧称康有为“乱臣贼子之尤”，而李鸿章却只是觉得他“煽惑人心，致于众怒”，实际上并不觉得有什么“罪状”。慈禧要对康有为“极刑惩治”，而李鸿章却对大岗育造关于培植康有为以振兴中国的建议十分赞赏。
不仅如此，李鸿章还托日本人向逃亡海外的梁启超致以问候，表达对康梁的关心。与此同时，梁启超回信表示感激之情。该信叙说了他自己出国后日本人伊藤博文侯爵、天津日本领事馆领事郑某以及东亚同文会的井深先生先后三次带来了李鸿章的慰问。李嘱咐梁要“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梁启超流亡在外，仍得到高官李鸿章的关怀，自然十分感动，他在1900年的《上粤督李傅相书》中说：
去国轻来，曾承伊藤侯及天津日本领事郑君、东亚同文会井深君，三次面述我公慰问之言，并教以研精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等语。私心感激，诚不可任。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仰，乃不避嫌疑，不忘故旧，于万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猥加存问，至再至三，非必有私爱于启超也，毋亦发于爱才之盛心，以为孺子可教，而如此国运，如此人才，不欲其弃置于域外以没世耶。启超自顾愚陋，固不足以当我公之期许，虽然，公之所以待启超者，不可谓不厚，所以爱启超者，不可谓不空，每一念及，载以为报。窃闻之，君子爱人以德，仁者赠人以言，公之所以惠启进退者在是，启超所欲还以报公者，亦即在是，故敢竭尽其愚，唯垂采焉。
由于李鸿章不便于亲自回信，便让侄婿孙宝瑄代复一信给梁启超以表达自己的万分惜爱。
李鸿章虽然同情支持康梁，但在慈禧面前却极力贬低维新说：康、梁辈“皆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不足畏也”。当慈禧问起：“何外人庇之，与予为难？”李鸿章则回答：“外人不达华情，误以其国士拟之，故容其驻足，然终当悉厥行藏，屏之且恐不及。”李鸿章的深通官场之道，两面派的手段既保存了自己，又掩护了康梁。1900年李鸿章受命赴任两广总督，途经上海，与侄婿孙宝瑄的谈话就有所表露。
李鸿章（以下简称李）：“奉懿旨捕康梁。如获此二人，功甚大，过于平发捻矣，吾当晋爵。”说完哈哈大笑，随即问道：“你是不是
康党？”
孙宝瑄（以下简称孙）：“是康党。”
李：“不畏捕否？”
孙：“不畏，中堂擒康党，先执余可也。”
李：“吾安能执汝，吾亦康党也。濒陛辞时，有人劾余为康党。”
慈禧拿着弹章对李鸿章说：“有人谗尔为康党。”李鸿章十分镇定地答道：“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于是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