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谈话从一个话题扯到另一个话题，然而我们的工作却还没有开始。这使我不安：时间晚了，我回去还要走很远的路。我答应母亲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直接回家去，眼下我怕她要为我而忐忑不安了。我觉得，由我去提醒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到他这里来的目的是不妥当的，等他自己想到，而且向我提议开始口授时，我自然是很高兴的。我做好准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则以相当快的步子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从门口走到斜对面的火炉边，而且，到了火炉跟前必定敲它两下。同时他抽烟，不时把没吸完的烟扔在写字台边上的烟灰缸里，再换上一支烟。
口授了一些时候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要我把记录念给他听，从头一句话就喝住我：“怎么‘从鲁列特恩堡回来’后来，小说的开头改成这样：“离开两周以后，我终于回来了。我们待在鲁列特恩堡*已有三天了。”——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长篇小说《赌徒》起初叫《鲁列特恩堡》。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虚构的地名，大概是从“轮盘赌”
（pулетка）一词变化而来的，含有“赌城”的意思。？难道我说过鲁列特恩堡？”
“是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您口述过这个词。”
“不可能！”
“对不起，您的小说中有没有一个城市叫这个名字？”
“有的。情节发生在赌城，我把这个赌城叫鲁列特恩堡。”
“既然有，那么您一定口述过这个词儿，否则我这记录上是从哪里来的呢？”
“您说得有道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承认了，“我搞乱了。”
我很满意，误会消除了。我想，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过分专心沉潜于思索，也可能是白天工作太疲劳，所以才搞错。不过，他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因为他说他不能再口授了，请我明天十二点钟左右把记录稿带来。我答应按他的要求做到。
钟敲十一点，我准备走了。得知我住在沙滩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他还一次也没有机会到城市那一带去过，他不知道沙滩地在哪里。如果路远，他可以派仆人送我去。我自然谢绝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送我到门口，吩咐费多西娅在楼梯上替我照亮。
到家里我欣喜地告诉妈妈，陀思妥耶夫斯基待我是多么坦率、和善，不过，我把过得这么有意思的一天所留给我的不愉快的、我从来不曾体验过的印象略而不提，免得妈妈不快。这印象真叫人沮丧：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一个聪明、善良的人却很不幸，仿佛大家都抛弃了他，于是深深的怜惜和同情便在我心中萌生我累坏了，赶快去躺在床上，要求家里人早一点叫醒我，以便我把速记记录全部誊清好，在规定的钟点带去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四
第二天我清早起来，立即动手工作，记录不太多，不过我想誊写得清楚些，漂亮些，这就费时间。不管我怎么赶，还是迟到了足足半小时。
我发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正极其忐忑不安。
“我已经在想，”他一边问好，一边说，“我这里的工作您大概觉得太繁重了，所以您不会再来了。然而我又没有记下您的地址，所以昨天口授的东西有丢失的危险。”
“我真不好意思，迟到了这么多时间，”我道歉说，“不过我要让您相信，如果我不得不回掉这工作的话，我当然会通知您的，而且把记录的原稿送回。”
“我心里不安是因为10月1号之前我一定要写完这部小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解释道，“可我连新小说的大纲都还没有拟好。我只知道它至少应当有七印张，给斯捷洛夫斯基出版。”
我开始探问详细情况，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向我解释，人家把他推进陷阱，真正令人气愤。
由于米哈伊尔哥哥死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把他办《当代》杂志《时代》（不是《当代》）在1864—1865年间出版，代替1863年4月被迫停刊的《当代》。《时代》停刊后欠下了债务。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死去（1864年7月）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来管理杂志，按他的计算，杂志社欠了三千卢布的债。而据1865年3月3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亚·叶·弗兰格尔的信所说，该杂志负债达三万三千卢布。（《书信集》，第1卷，页396—403）欠下的全部债务都揽在自己身上。债务是些票据，放债人狠逼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威胁要查封他的财产，把他本人送进债户拘留所。这在当时都是可能的。
刻不容缓的债务达三千左右。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到处张罗钱，结果却不顺利。说服放债人的一切尝试都没有效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陷于绝境，忽然出版商斯捷洛夫斯基来找他，提出以三千卢布购买他的三卷集的全集的版权。此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得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报酬也包括在这笔款子里面。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处境危急，所以他同意了契约上的一切条件，但求能摆脱要剥夺他的自由的威胁。
契约在186[5］年[夏天］签订，斯捷洛夫斯基把预先商定的款子带到公证人处。这些钱第二天当即付给了各放债人；这么一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连一文钱也没有到手。最使人难堪的是过了没几天，这些钱又回到了斯捷洛夫斯基手里。原来他以极低的价格收进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票据，通过两个冒充的人向他讨钱。斯捷洛夫斯基是剥削我们文学家和音乐家（皮谢姆斯基、克列斯托夫斯基、格林卡）的狡猾而机灵的家伙。他善于趁人之危要挟人家，让他们落入圈套。三千卢布购买版权，比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所取得的成就来，太微乎其微了。最苛刻的条件是在1866年11月1日前必须交出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到期若交不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须付巨额违约罚款；若当年12月1日之前还交不出小说，则将丧失著作的版权，永远归斯捷洛夫斯基所有。掠夺者自然也指望着这一点。
1866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埋头于长篇小说《罪与罚》的写作，他想写得艺术上精致一些把它结束。他这么一个有病的人，哪里还能写这么卷帙浩大的新作品？
秋天从莫斯科回来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陷于绝望，因为他无法在一个半至两个月内执行他跟斯捷洛夫斯基所签订的契约条款。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朋友们如阿·尼·迈科夫、亚·彼·米柳科夫、伊·格·陀尔戈莫斯季耶夫等人想救他出困境，建议他拟出小说大纲，他们每人分担写一部分，三四个人就可以如期完成小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只消通读加工一遍，把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的粗糙之处抹抹平就可以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拒绝了这个建议，他拿定主意，与其在别人的作品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他宁肯付罚款或失去著作权。亚·彼·米柳科夫在回忆录中提到过此事。*（《历史通报》，1881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亚·彼·米柳科夫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最初不是发表在《历史通报》上，而是在《俄国旧事》上（1881年，第3、5期），见米柳科夫的《文学界的会见与相识》，圣彼得堡，1890年，页222—237。这时朋友们便劝他借助于速记法。亚·彼·米柳科夫想起他认识一个速记教师帕·马·奥利欣，便去找他，请他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处来一次。费·米尽管十分怀疑速记对他这样的工作是否有用。然而由于期限迫近，决定只好借助于速记了。
不管我当时对人的了解是多么肤浅，斯捷洛夫斯基的做法却使我极为愤慨。
上茶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开始向我口授。他分明难以习惯于这项工作：他常常停顿，思考，请我把记录下来的东西读一遍，过了一个钟头，他说他累了，想歇一歇。
和昨天一样，开始聊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怔怔忡忡，话题换来换去。又问我叫什么名字，过了一会儿又忘了。两三次请我抽烟，尽管他已听我说过，我不抽烟。
我开始向他问起我们的作家，他的劲头来了。回答我的问题时，他似乎把萦绕不去的思绪撂在一边，讲得很平静，甚至快乐。他当时讲的话，有一些我记住了。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认为涅克拉索夫是他青年时代的朋友，高度评价他的诗才。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涅克拉索夫的关系，见本书页589—590。他爱迈科夫，不仅因为他是个才气横溢的诗人，而且是最聪明、最卓越的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阿·尼·迈科夫早在四十年代下半期之初就结下了友谊。迈科夫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过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的运动。比如，迈科夫在给维施科伐特的信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事情的秘密告诉他，这事情是最革命的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如斯佩什涅夫、巴·尼·菲利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他人应该参加的。（《素材及研究1》）六十年代下半期，当陀思妥耶夫斯基明显地表现出“信仰改变”时，他与早就经历过这一发展变化的迈科夫必定是更加意气相投了。
在国外期间（1867—1871），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进行频繁的通信，交流文学上的设想，常常得到他的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支持。只是到了七十年代下半期才出现一些冷淡，这可能是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开始转向，转到承认“老人”（其中包括别林斯基）的思想价值这方面来了。他对屠格涅夫的评价是第一流的天才。只是可惜屠格涅夫久居国外，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了解少了。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所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屠格涅夫的态度的性质过于简单化了。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屠格涅夫是他最相近的同龄人中最值得纪念的人物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用他来衡量自己在艺术创作领域，更多的是思想领域里的演变过程。从社会出身和社会地位，从自己的心理素质、世界观和文学上的遭遇来说，他们正好相反，他们知道彼此的态度，在私人关系方面和文学方面都充满了深刻的戏剧性。他们个人之间的冲突，早在四十年代中期他们初次相识之后便迅速开始了。六十年代上半期，他们的关系表面上相当友好，他们互相通信，屠格涅夫在《时代》上（1864年1月）发表《幽灵》，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窘迫处境表示同情。1865年，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彻底破产时，屠氏还在物质上帮助过他。1867年，因为《烟》中“波图金的思想”发生争论，他们之间产生了分歧。（见本书页412—413）在文学方面，他们的关系更加复杂。陀思妥耶夫斯基嫉妒地注视着屠格涅夫的每一步，作为一个艺术家（因为题材类似，《父与子》与《少年》相同，与《群魔》更加相同；“虚无主义”的题材和《罪与罚》的基本题材相同等等），以及作为一个批评家和政论家，他常常对屠格涅夫的创作作出反应。不过，在思想方面及修辞方面，通过《群魔》中的卡尔马津诺夫来讽刺性地模仿屠格涅夫，这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屠格涅夫的评论意见显著地相抵触。在实质上不接受他的创作的同时（《群魔》中的讽刺性模仿就是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杂志上从来没有对屠格涅夫发表过否定的意见，相反，对他的大部分作品，不仅是《猎人笔记》，还有他的长篇和中篇小说，尤其是《父与子》（显然，《烟》除外），总是或多或少说些赞许的话。屠格涅夫高度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巴扎罗夫的意见。（《屠格涅夫作品及书信全集》，《书信集》第4卷，页358）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屠格涅夫之间的关系，见尤·尼科尔斯基的著作《一场敌对的历史》，索非亚，1920年；阿·多利宁的文章：《在〈群魔〉中的屠格涅夫》（《素材及研究2》），又见屠格涅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通信集，西伯尔斯坦*编，《Academia》，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
*И。С。西伯尔斯坦（1905—1988），俄罗斯文学评论家。
稍事休息后，我们又着手工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激动不安起来了：显而易见，他工作得不顺利。我把这解释为他在不大熟悉的人面前口授作品还不习惯。
将近四点钟，我准备走了，答应明天十二点左右把记录带来。告别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交给我厚厚一叠他通常写作用的隐条信纸，叮嘱我应该留出多大的页边。
五
我们的工作就这样开始并继续下去。我十二点钟之前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处，待到四点钟。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口授记录三四次，每次半小时或稍微多些，几次口授之间，我们喝喝茶，聊聊天。我愉快地发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新的工作方法开始习惯了，随着我一次次登门，他越来越平静了。等到我计算出我誊清过的稿子多少页正好等于斯捷洛夫斯基的一个印张，我确切地报得出我们已经记录了多少张，他的愉悦的心情尤其明显。稿子页数的增加给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极大的鼓舞和快乐。他时常问我：昨天我们写了多少页呀？我们总共完成了多少页啦？您认为我们能如期完成吗？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友好地同我谈话，每天在我面前展示他的生活中的悲惨的一页。当他讲到他的艰难处境（他显然从来没有摆脱过，也无法摆脱），这时候，我心里不知不觉产生了深切的怜悯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