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时坐了将近一个钟头看校样，一声儿也不出。连他的笔在纸上划动时也没有声息。也许正是由于这死一般的寂静吧，我突然觉得有一种胆怯感不自然地压抑着我。我也在工作，可是他的在场不知不觉地干扰了我。在他坐着的整个期间，我似乎感觉到有一种严肃的、权威的、至高无上的气氛，对我整个儿地进行着监督或审判。因而我真的一动也不敢动，不敢朝后向他那边看一眼。等到他把看过的校样直接交还给我，走了以后，我才如释重负地吐了口气。
从那时开始我经常在印刷厂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过我们的见面最初仅限于来时或去时互相问个好，或者是他就校样上的这一处或那一处改动对我讲几点简短的意见。这时我引用语法来说明，他则恼怒地高声叫道：“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文笔，因而有自己的语法别人的规则跟我毫不相干！我在что前面打上逗号，因为我需要逗号；我觉得在что前面不要逗号的地方，我不要人家给我加上去！”
“这么说，您的正字法是只能去猜，不能弄懂的喽，”我反驳说，同时我努力更好地去了解他要求我的是什么。
“对！猜。一定要猜。校对就是要会猜！”他愤愤地挺起眉毛，以不容任何反驳的口气作结论说。
我不作声，竭尽所能地去猜，可是内心却体会到类似失望的感觉。无论是当时我还完全不习惯的命令式的口气，还是因为逗号放得不当而引起的嘀嘀咕咕的不满和激怒的不安，跟我所想象的关于这个作为人的作家，深受苦难的作家，善于识破人心的作家是怎么也不相符合的。
开始的时候几乎什么都使他生气。一会儿——他的文章里，他在但是这个词的词尾放的是软音符（однакожъ），为什么要替他改成硬音符（однакожь）。一会儿——为什么在插入语也许之后放上逗号，却不像法国人和《俄国导报》上那样，中间放上连字符。最后，一会儿又是为什么给他送来在乡村民众小学推行缀音法的文章在《公民》上刊登，而他听到这种方法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缀音法是识字教育中停止使用字母假定名称的教学方法，六十年代在俄国推行，尼·亚·科尔夫是首批赞成者之一。后来此法被作为进步的教育法采用。
“我不想让我们农民的孩子按这种方法学习！”他以一种当时我还不了解的凶狠口气说。“这不是人类的方法，是鹦鹉学舌的方法。让他们用这种方法去教猿或鸟念书吧。对人可完全不适用。Бб！Вв！Сс！Тт！这样古怪的声音难道是人所固有的？
人对每个字母应当有人类的名称。我们有自己的历史的传说。
我们从前大家学过的老识字课本好得多了！Азбуки，В＇еди，гпаголь，живете，земля！这些俄文单字的第一个字母正好是俄语字母表上字母排列的顺序。有的单字都含有一定的意思，如Аз作“我”解，глаголь是“动词”，有的是字母的名称，如буки是б的名称。”他很快活地念道。“你马上感觉到一种活生生的、有意思的东西，仿佛每个字母都有它自个儿的面貌。
按声音它们似乎比较容易学会，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死记，也许不如说他们只会死记。不过这不会使人得到任何教育的。这一切都是异想天开！我永远不会相信。”
他经常提醒我，作为作者和编辑，他的校样是不可改动的。
他终于拿这种“不可改动”吓唬我，把我吓倒，有一回，连他的确凿无疑的笔误我都不敢纠正，结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论战文章就带着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谁之罪？》（不是《怎么办？》）这样的错误刊登出去了。1873年1月15日第3期《公民》上《一桩私事》一文中，确实写着“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名长篇小说《谁之罪？》”。这引起人家对作者的责难，说他连得为之进行论争的作品的“名称”也不知道。
“既然您知道，为什么不改正呢？”当我因为放过这样的错误而向他表示歉意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带着责备意味对我说。
“我是不敢擅自改动的。您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我说过，‘一切应当保持原状’，像您的校样上的那样。因而我想，您可能是有意识地造成笔误的”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疑惑地瞥了我一眼，一句话也没说。
也许他从这里明白了，他的《日记》的真髓对于我依旧是格格不入的、厌恶的。他有一部分是对的。我当时已经有独立的工作——我在《火星》报主持社会新闻，我的这项工作的领导人是《祖国纪事》的撰稿人尼·亚·岱美尔特特兰谢尔印刷厂的老校对某某兹——斯基把尼·亚·岱美尔特介绍给瓦·瓦·季莫费耶娃。（《过去的年代》，1908年，第1期），现在，当我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的校样时，我常常不由得想起完全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思想与情绪。我和《公民》的联系仅仅是我那份必需的工资，论气质我连自己也不知道我是属于什么“阵营”。
我们那时候既在书本上，又在人间——总之是在异乡客地，在我们自身之外的地方——寻找一个最优秀的“阵营”，一个不是虚幻的、不是虚伪的，也不是令人反感的阵营，在这样的阵营中，真理就不会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实际存在着，那儿将永远有正义，到处有正义，对一切人都有正义。
然而这样的阵营哪里也不存在。要不就是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
三
有一次，已经是三月底了，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两人一起工作到深夜。他和平常一样坐在角落里的桌子旁边，我和他并排坐在办公桌旁边，校对他改动的地方，看过一张张单独的版面，交给他过目，签字。
这一期上他的《日记》的内容有一部分是哲理性的，特别引起我的兴趣的是其中讲到俄国新画派的画展，前不久，我和一些熟悉的文学家们刚去看过画展。可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谈到某些画的时候，他所发现的东西竟与我熟悉的文学家们熟悉的文学家们显然是指尼·亚·岱美尔特、尼·斯·库罗奇金及格·伊·乌斯宾斯基，瓦·瓦·季莫费耶娃和他们显然是经常见面的。
所发现的根本不同。
比如，他们赞赏戈尼·尼·戈（1831—1894），俄国画家，创作题材有历史、肖像、风景等。的著名的绘画——《最后的晚餐》，因为它是“现实主义”的，因为它所描绘的事件具有那么常见的性质，好像事情就发生在现今的彼得堡，在讼师街的某处，避开警察，在米特罗法诺夫的小饭馆里秘密聚餐；因为画上的所有使徒都像是现代的“社会主义者”，基督——按现在的说法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有着令人心醉神迷的气质”，犹大则是最常见的奸细或agentprovocateur法语：奸细，告密者。，每次告密按规定价格拿到钱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谈到同一张画时却说：“十八个基督教的世纪在哪里？鼓舞过那么多百姓，那么多的智慧和心灵的思想在哪里？普济众生的救世主在哪里？基督在哪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关于画展》一文中讲到过《最后的晚餐》这幅画。（《公民》，1873年3月26日，第13期）季莫费耶夫娜所转述的关于民众和救世主基督的话文中是没有的，虽则她所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是对的。
他们说的是客观存在的现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说这种现实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称赞新的画派，因为它“摆脱了空想、虚假和谎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证明恰恰在这里既隐藏着虚假，又隐藏着对“流派”的最可怜的奴颜婢膝，因为它不让我们知道事物的本质，无论我们描绘什么，都只是在表达我们自身以及我们对事物与现象世界的观念而已这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关于画展》一文中所表达的思想转述得并不确切。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是：即使为了迎合流派也不能把现实描绘得像它所“存在的”那样，因为“这样的现实根本没有的，在大地上从来没有过，因为事物的实质是人所不能了解的，他对自然的理解只能像自然经过他的感觉而反映在他的思想上那样；所以，应当让思想更加发展而不应该怕理想化的东西。”（《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77—78）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他认为，对待现实唯一正确的态度的例子就是列宾的《纤夫》这张画。（同上，页76）
当时我的思想特别如饥似渴地停留在这些问题上。基督，基督教——对此，我们社会中的著名人士阶层，至少在彼得堡，早就没有人谈起了。这使人想起反动，想起果戈理的《通信》，概括地说使人想起“神秘主义”，当时人们怕它犹如怕“热松香”宗教传说中，地狱里以热松香惩治叛教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谈到他们，也就是我当时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圈子里的人和观念，他挖苦地撇着嘴唇，露出皱纹，断定他们是“自由主义者”。
文章写得有激情——不过他写什么都有激情，这种热烈的激情不由得也感染了我。那时我第一次感觉到他的个性对我有说不出的魅力。我的头脑在他的思想的火焰中沸腾。而这些思想我觉得又是那样明白易懂，那样深得我心，简直好像就是我自己的思想一样。其中有一些思想于我尤其亲切，那就是关于基督和福音的一些话，使我想起我的母亲，一个信仰热烈的女人，曾为我的“不信神”而痛苦过现在我仿佛从彼得堡回家去，我的这个家就是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督教思想。
忽然间，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克制不住地想要回过头去看他一眼。可是我稍稍偏过脸去便不由得发窘。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直盯盯地、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带着那么一种表情，仿佛他早就在观察我了，等着我回过头去半夜过后很久，我走过去跟他道别，他也站起身来，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热情洋溢地注视我片刻，仿佛在我的脸上寻找我看过校样后的印象，仿佛在问我，在想什么？是否懂得了什么？
然而我像个哑巴似的站在他面前：他的脸，在这片刻间使我那么惊讶！是的，这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正的脸，我看他的长篇小说时所想象的正是这样的脸！
这张脸似乎闪耀着庄严的思想的光辉，苍白而又兴奋，还十分年轻，深邃得发暗的眼睛，目光诚挚动人，薄薄的抿紧的嘴唇，轮廓富有表情，——这张脸所显示的是思想力量的胜利，表示他已自豪地意识到自己的权威这张脸既非善良，也非邪恶。不知为什么，它在同一时间内，既吸引人又排斥人，既唬人又迷人我不知不觉地目不转睛地望着这张脸，仿佛在我面前突然展现一幅“活的画”，内容扑朔迷离，你急于去捕捉它的含意，因为你知道再过一刹那，这整个儿的罕见的美就会消失，犹如微光的一闪。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这样的脸容我以后再也没有看见过。但是在这一瞬间，他的脸向我说明的东西比他的所有文章和小说所阐明的还要多。这张脸是伟大人物的脸，有历史意义的脸。
我当时就全身心感觉到这是一个具有非凡的精神力量的人，其深刻和伟大难以估量，确实是个天才，他不需要讲话就能看到和知道一切。他凭着某种特殊的感觉就猜到一切，了解一切。我对他的这些猜想后来好多次得到了证实。
“您今天累坏了吧！”他温柔地说，简直像亲人一般亲热，送我到门口，帮我穿上外套。“快乘车回去，好好儿睡一觉。基督和您同在！一定要雇马车去，不要步行回去。不定什么喝醉酒的无赖会侮辱您。”
他亲自在我后面锁上门，因为周围的人都已经睡了，我有点神思恍惚地来到街上。附近没有马车，再说坐了十个钟头，弯腰曲背地看过校样以后，也想走动走动了。我一边走，一边回想着他的脸和那新的、突然呈现在我眼前的他的内心风貌“他多么聪明！他多么善良！他是多么不平凡的一个人啊！”我欣喜地想着，“他们根本一点也不了解他！”
我没有感到一丝倦意，三点钟回到家，坐下来把刚才的体验记下来。好像其中包含着什么奇妙的瑰宝似的，应当保存它一辈子。不过，当时我觉得这些印象将随着时间的增长而产生某种伟大的、重要的东西，将为我和别人所需要。
四
我屡次有机会参加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到印刷厂来看他的作家们的谈话。我记得，来人当中有尼·尼·斯特拉霍夫，阿·尼·迈科夫，捷·伊·菲利波夫，亚·乌·波列茨基，以及有一回还有波果津。我记得还有符谢沃洛德·索洛维约夫，正如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他的那样，是“可爱的、出色的年轻人”，预言他有“灿烂的前程”。然而这个青年人给我的印象却并不“可爱”，倒不如说他很关心自己和他那“灿烂的前程”。他举止古板，坐着时不脱手套，高声说话，口气夸张，眼睛始终朝上望，脸上挂着得意的、兴高采烈的笑容，好像他此刻正想着印刷厂的全体人员：“他们看见我，而且还这么近！他们真有福气！”
我在场时，无论什么人来找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总要介绍我与他们相识，笑着补充说：“我们的校对，”不过只是在那个值得纪念的夜晚，我和他两人第一次一起工作至深夜，他初次向我显示了作家的精神个性之后，他才开始同我谈话的。
他和我说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是在我最忧戚的情况下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