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八七二年
1872年秋，我们从这个不祥的夏天的沉重感受中稍稍恢复了过来，从旧鲁萨回到彼得堡，住在伊兹马伊洛夫团第二连，梅韦斯将军的房子里。我们的住所在房子的二楼，院子的深处。它包括五个面积不大但很舒适的房间，还有一间有着三扇窗户的客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书房大小适中，远离儿童室，这样，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工作的时候，孩子们的喧闹声和奔跑声就不会打扰他了。
我丈夫虽然整个夏天都在写长篇小说，但是对自己的作品是那么不满意，以致丢弃了以前拟定的计划，把整个第三部重新改写。
10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去莫斯科和编辑部商定，将长篇小说的第三部发表在《俄国导报》的最后两期上。应该说，长篇小说《群魔》很受读者欢迎，但同时也给我丈夫带来许多文学界的敌人。[1]
冬末，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尼·彼·谢苗诺夫[2]家碰到了过去的傅立叶主义者尼·雅·丹尼列夫斯基，他和丹尼列夫斯基已经快二十五年没有见面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激赏后者所著的《俄国和欧洲》一书，很想再次和他谈谈。由于他不久就要走了，我丈夫马上就邀请他第二天来我们家用午餐。丹尼列夫斯基的朋友们和崇拜者们听到这个消息后硬要来参加午餐。当我丈夫计算了一下来客的人数，总共约二十人时，可把我吓坏了。虽然我们手头并不宽裕，但是一切都安排得挺恰当，席间气氛活跃，客人们谈得兴致勃勃，分手时早已过午夜了。
二有关一八七二年的回忆
考虑到我们窘迫的经济情况，我就想以自己的劳动，重新从事速记工作来增加我们的收入，最近几年来，我的速记术有了相当大的进步。我开始请求亲友们替我在哪个机关里找个速记工作。我的速记学老师帕·马·奥利欣通过一个熟人，介绍我到林业经营者代表大会去做速记工作，林业杂志的编辑尼·沙弗拉诺夫尼古拉·谢苗诺维奇·沙弗拉诺夫（1844—1903），林学家，彼得堡林业学院教授。推荐我去莫斯科1872年7月17日的信。——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在那儿从8月3日待到13日。可惜我被这个夏天发生的严重事故搞得沮丧不堪，以致放弃了这个工作。
1872年冬，我那不久以前带着妻子来到彼得堡的弟弟告诉我，在西部地区的一个城市里即将召开（我不记得是哪个部门的）代表大会，需要挑选一名速记员为大会工作。于是我就马上写信给大会的主席，选中与否取决于他。自然，我采取这一行动是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同意的。他虽然断言，我照顾孩子，主持家务，还帮助他工作，为家里干的事已经够多了，但是看到我热烈地想望通过自己的劳动挣钱，也就下不了决心来加以阻挡。他后来对我说了老实话，他希望代表大会的主席不录用我。然而对方的答复却表示同意，并且把向我提供的条件通知了我。这些条件谈不上有多大的吸引力：大部分的收入得花在坐火车和住旅馆上；但是重要的倒不是钱，而是劳动的开端。如果我这次工作完成得好，那就可能获得代表大会的推荐，从而找到其他比较有利的工作。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并不坚决反对我这次出门，因为我母亲答应在我离家期间住到我们这儿来照看孩子和管理家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手头也没有需要我做的工作：他这个时期正在修改长篇小说《群魔》的提纲。可是我丈夫还是很不乐意我出门。他想出各种各样的借口，不放我走。他问我，像我这样一个年轻的女人怎能单独前往一个举目无亲的波兰人的城市，怎能把事情安排妥当，等等。我弟弟听了这一类反对意见，想起他以前的一位同事对西部地区很熟悉，此人将去参加代表大会，于是他便邀我和丈夫到他们家去喝茶，以便介绍我和他的朋友认识，从后者那儿获知情况。
在约定的那个晚上，我们前往弟弟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好久没有发病，情绪很好。我们和弟弟、弟媳融洽地交谈着，等待他的朋友。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但是从弟弟那儿听到许多有关他的事。他是个善良但并不十分聪明的高加索青年，由于他急躁、卤莽，同事们给他起了个“野蛮的亚洲人”的绰号。他对这个绰号非常气愤，为了证明自己是“欧洲人”，他在各种艺术中都树立一个崇拜的偶像。在音乐中，他的上帝是肖邦，在绘画中是列宾，在文学中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弟弟在前厅里迎接客人。年轻人得知自己将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认识，甚至有可能为之效劳，真是喜出望外，可是马上又胆怯起来。他走进客厅，看到自己的偶像，他是那么窘迫，以致说不出话来，只是勉强地向我丈夫和这一家的女主人鞠躬致意。他约莫二十三岁，高个子，有着一头鬈发、一对凸出的眼睛和鲜红的嘴唇。
我弟弟看到他同事的这副窘态，就赶忙把他介绍给我。“亚洲人”抓住我的手，吻了吻，使劲摇了几下，然后用喉音说话：“您要去参加代表大会，我能够为您效劳，真是高兴极啦！”
他那兴高采烈的神情使我感到好笑，但却惹恼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偶尔也吻太太们的手，觉得这样做无所谓；但是当有人吻我手的时候，他却总感到不快。我弟弟发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情绪起了变化（我丈夫从一种情绪到另一种情绪的转变往往十分明显），就赶紧把话题引到有关代表大会的正事上去。“亚洲人”依旧十分困窘，在回答问题时不敢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望一眼，大部分时间是冲着我说的。我记得他的一些殷勤而又荒谬的回答。
“您说说，到亚历山德里亚可难走？”我问，“要换好多次车吗？”
“别担心，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我亲自陪您去，如果您愿意，我甚至可以跟您乘坐同一个车厢。”
“在亚历山德里亚有没有可以让年轻女人住的合适的旅馆？”我的丈夫问。
年轻人非常高兴地朝他望了望，热情地大声说：“如果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愿意的话，我可以跟她同住一个旅馆，虽然我本来打算住在同事家里。”
“安尼娅，你听见没有？年轻人愿意跟你住在一起！这可太好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高声喊叫起来，使劲拍了一下桌子。放在他面前的茶杯掉在地上，打碎了。女主人赶紧奔过去扶住一盏由于敲击而猛烈地摇晃的点燃的灯，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则从坐位上一跃而起，跑进前厅，急忙披上大衣，走掉了。
我很快穿上外衣去追赶他：我走到街上，看见我丈夫正朝与我们家相反的方向奔去。我在他后面奔跑着，过了四五分钟，追上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时候，他剧烈地喘着气，尽管我请求他站住，但他还是没有停下来。我跑到他前面，双手抓住披在他身上的大衣的前襟，叫喊起来：“你疯啦，费佳！你朝哪儿跑？这可不是回家的路啊！站住，把大衣穿好，不能这样，你会受凉的！”
我那焦急不安的神情对我丈夫起了作用。他停下步子，穿上大衣。我替他扣好纽子，搀扶着他，朝相反的方向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沉默不语，感到难为情。
“您怎么啦，又吃醋了，是不是？”我气冲冲地说，“你想我会在几分钟之内爱上一个‘野蛮的亚洲人’，而他也爱上了我，我们俩准备一起私奔吗？你怎么不害臊？难道你不明白，你这种醋劲儿使我感到多么委屈？我们结婚已经五年，你知道我多么爱你，多么珍惜我们的家庭幸福，可是你只要一见我跟任何男人接触，就会吃起醋来，把我和你自己置于可笑的境地！”
我的丈夫又是道歉，又是声辩，答应以后再不吃醋了。我不能长久生他的气：我知道，在嫉妒心勃发的当儿，他不能控制自己。想起那个热情洋溢的青年，想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怒气冲天、拂袖而去，我不由得笑了起来。我的丈夫见我情绪有了改变，也开始揶揄自己，并且问我，他在我弟弟家打碎了多少东西，是不是就势把自己那热情洋溢的崇拜者狠揍了一顿。
傍晚的天气很好，我们就步行回家。路程很远，我们走了一个多钟点才到家。我弟弟已经在那儿了。他看到我们突然走掉，大吃一惊，急忙赶到我们家里，见我们不在家，他吓坏了。他怀着不祥的预感坐了整整一个小时，看到我们心绪非常平静，他感到很诧异。我们留他在我们那儿喝茶，想起刚才发生的那件事，大家笑了好久。对我们这种不告而别的突兀行动，他怎么向那个高加索人解释呢？关于这个问题，我弟弟回答说：“他问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对他说，‘如果你还不明白，那就见你的鬼去吧！’”
经过这次事件以后，我明白，我不得不放弃这次旅行了。当然，即使现在我也可以说服我丈夫让我走。但是在我离家以后，他会焦急不安，随后就忍不住到亚历山德里亚去找我。那时候，又得大闹一场，白白花掉钱，而我们手头本来就够紧了。
我想用速记术挣钱的尝试就此告终。
三一八七二年。费佳在圣诞节的反常状态
1872年圣诞节，我们家发生了以下一件有趣的事。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个十分慈爱的父亲，经常考虑怎样使孩子们开心。他特别关心圣诞节枞树的布置：一定要我买大的、枝密的枞树，亲自把它装饰起来（年年都是同样的装饰品），他爬到凳子上，在枞树上面放好蜡烛，安上“星星”。
1872年的枞树晚会比较特别：我们的长子费佳第一次“有意识地”参加节日的庆祝活动。枞树上的蜡烛预先就已点燃，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郑重地把自己的两个孩子领进客厅。枞树四周明亮的烛光、装饰品和玩具自然使孩子们感到惊讶。爸爸把礼物分给他们：女儿拿到一个可爱的洋娃娃和一套小茶具，儿子分到一只大喇叭和一面鼓，他一拿到喇叭就马上吹起来。但是孩子们最感兴趣的是两匹厚纸板做的、有着漂亮的鬃毛和尾巴的枣红色马。这两匹马套在一辆宽阔的、树皮做的雪橇上，雪橇可坐两个人。孩子们放掉玩具，坐进雪橇，费佳抓住缰绳，将它们轻轻挥动几下，赶起马来。但是女孩子很快对雪橇感到厌烦，就着手摆弄其他玩具了。男孩则不然：他欣喜若狂，不时吆喝那两匹马，用缰绳抽它们，他大概记起了在旧鲁萨时庄稼汉们驾车路过我们别墅时的动作。我们连哄带骗才把男孩子从客厅里带走，安顿他睡觉。
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长久地坐着，回忆我们这次小规模的庆祝活动的详情细节，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这次活动大概比孩子们还要感到满意。我是十二点上床的，我丈夫向我炫耀他今天从沃尔夫马夫里基·奥西波维奇·沃尔夫（1826—1883），当时彼得堡的出版商和书商。那儿买来的一本书，他感到这书挺有趣，准备在夜里读。但事与愿违。将近一点钟，他听见儿童室里响起了声嘶力竭的哭声，就急忙走到那儿，瞧见我们的小男孩哭得满脸通红，拼命想从老保姆普罗霍罗芙娜的手中挣脱出来，嘴里嘟嘟哝哝地说着一些含糊不清的词儿（他不满一岁半，话还说不清楚）。孩子的哭声把我也惊醒了，我奔到儿童室。由于费佳的哭闹声可能会吵醒睡在同一个房间里的姐姐，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便决定把男孩抱到自己的书房里。当我们走过客厅的当儿，费佳在烛光下看到了雪橇，霎时间就不闹了，整个有力的小身子使劲探向下面的雪橇，以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无法制止他，只得让他坐下去。虽然眼泪仍然顺着孩子的两颊往下流，但他已经在笑，手里重又抓着缰绳挥动起来，同时咂着嘴，好像在赶马似的。当孩子看来完全安静下来的时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想要把他送回儿童室，但是费佳伤心地放声大哭，直到他重又坐进雪橇，这才住了哭。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起初吓坏了，以为孩子染上了什么莫名其妙的病，尽管在夜里，还是决定去请医生；而现在明白是怎么回事：显然，枞树、玩具和坐在雪橇里他所体验到的乐趣刺激了他的想象力，于是在夜里醒来时，他就记起了马，想要玩自己的新玩具。由于他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他就大哭大闹，以此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没办法可想：男孩子玩得“上了劲”，不想睡觉了。为了不使我们三个人都没法合眼，我们就决定，我和保姆去睡觉，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陪着孩子，等他玩倦了，就把他抱到床上。事情就照这样办了。第二天，我丈夫乐滋滋地向我诉苦。
“唉，费佳昨晚把我折腾得好苦！我两三个钟头目不转睛地瞧着他，老是担心他会从雪橇里翻出来，跌伤。保姆两次来叫他‘睡觉觉’，他却摇着手，又准备哭起来。我们就此一直待到五点钟左右。那时候他大概累了，身子朝一边靠。我扶住他，看到他已经睡熟，就把他抱到儿童室。这样一来，我就没法儿读这本买来的书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笑着说，看来，他感到十分满意，因为起初使我们惊恐的事终于顺利地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