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约莫一个星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已经想家人，在这之前，他只有短时间离开过家，而且碰到某种意外的情况，还有可能临时回来。由于我的信没有及时寄到，比我丈夫所期待的日子晚得多，他就越发想家了。我知道他会担心，就亲自把信送到邮局，每次都请求邮政支局局长立即将信发出。我将丈夫抱怨旧鲁萨邮局办事拖拉的信带给他们看，恳求他们不要耽误我们的通信，但是无济于事：信件总要在旧鲁萨搁上两三天，直到1875年春，我们才得知这种拖延的缘由。[8]
在布卢歇尔的房子里住了三个星期后，由于女主人采取故意算错钱的手法，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进行欺骗，而且打算让他搬到顶楼去，他就迁至阿尔及尔城市旅馆四至五号。在这套房子里，他住得挺舒服，因为房间比较高敞，还有一个阳台，这阳台要到很晚才关闭。
在埃姆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有几个俄国熟人，他对他们很有好感。这样，他和库布利茨基米哈伊尔·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库布利茨基（1821—1875），戏剧史家，音乐家。、阿·安·施塔肯施奈德阿德里安·安德烈耶维奇·施塔肯施奈德（1841—？），法学家，建筑师安·伊·施塔肯施奈德之子。、X先生和沙利科娃公爵小姐纳塔利娅·彼得罗芙娜·沙利科娃（笔名Ε。纳尔斯卡娅；1815—1878），女作家。会了面，他过去曾在卡特科夫处碰到过这位公爵小姐。这位亲切而善良的老妇人愉快、开朗的态度大大地缓解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孤独生活中经受的苦恼。为此，我深深地感激她。我丈夫养成了每天长时间散步（两次）的习惯，由于失去了这一享受，他就越发想家了。在旅馆那挤满了人的小花园里散步是不可能的，而要走山路，健康情况又不允许。他想到今年冬天我们的日子将怎样过，心里又增添了不安。我们从涅克拉索夫那儿预支到的大笔稿费已经花掉：一部分偿付紧迫的债务，另一部分则供丈夫出国之用。不交出一部分小说稿而请求预支是不可能的。这种种情况凑合在一起，影响我丈夫的情绪，他的神经变得有点儿病态（可能还由于喝矿泉水的缘故），这样，他在公众中间便以一个喜欢教训大家的“暴躁的”俄国人出名。1874年7月21日（旧历7月9日）给我的信。——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9]我的书信以及信中写到的孩子们的情况，他们如何淘气，又说了哪些话等等，给予我丈夫莫大的安慰。“亲爱的安尼娅，你谈到孩子们的一些趣事，”他在7月21日（旧历7月9日）的信中写道，“使我精神为之一振，我仿佛见到了你们似的。”在同一封信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提到了对孩子们教育中的缺陷：“他们没有自己的熟人，也就是说，没有像他们那样幼小的朋友和同伴。”确实，在我们的熟人中间，很少人有着跟我们的小家伙们年龄相仿的孩子，只有到了夏天，孩子们才能在约翰·鲁缅采夫家里找到自己的朋友。
在春天筹划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出国之行时，我和丈夫曾打算，等到疗程结束以后，他再到某个地方去住一阵，进行Nachkur德语：经过治疗以后的疗养。——译者注，如果弄到钱的话，他想顺便到巴黎去看看。我突然想到寄五十卢布给丈夫，要他在巴黎买一段黑色的绸缎料子，准备为自己做一件比较讲究的衣服，这在某些场合是必不可少的。我寄钱一事使丈夫感到吃惊，他在火头上甚至责备我，因为他没有了解我的话，或者，不如说他误解了我的话。但是他还是一直想到要实现我的愿望，在路过柏林时，跑遍了那里的商店，给我带来了一段上好的锦缎料子。虽然他把所买之物向海关出示，但是那儿的人并不理睬他的申述，而是拼命检查他所带的书籍和笔记本，想要找出什么违禁物。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没有足够的钱上巴黎去；但他心中保存着对长女索尼娅的怀念，不能放弃一生中再到她的坟上去一次的愿望。他前往日内瓦，到儿童墓地“素园”去了两次，从索尼娅的坟上带给我几条柏树枝，这棵树在六年内已经长得枝叶茂盛了。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彼得堡待了两三天，于8月10日左右回到了旧鲁萨。
三一八七四至一八七五年。在旧鲁萨的夏日和冬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1874年从埃姆斯给我的来信中几次谈到那个使他苦恼的想法：不久的将来，我们的生活会十分艰难。6月24日、7月14日以及其他的日子给我的信。——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10]目前的境况确实迫使我们深思，我们本来就经常处于经济拮据的状态中。
我上面已经提到过，尼·阿·涅克拉索夫在4月份曾到我们这儿来过，请求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把他未来的长篇小说在1875年的《祖国纪事》上发表。我的丈夫乐意和涅克拉索夫恢复友谊，他很重视后者的才能；涅克拉索夫愿意提供比《俄国导报》多一百卢布的稿酬，我们俩对这一情况感到满意。
但是这件事也有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苦恼的一面：《祖国纪事》是对立阵营的杂志，而且还在不久以前，我丈夫编辑《当代》和《时代》杂志的时候，它曾和这两个杂志进行过激烈的斗争。[11]《祖国纪事》编辑部的成员中有几个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文学界的敌人：米哈伊洛夫斯基、斯卡比切夫斯基、叶利谢耶夫，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普列谢耶夫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普列谢耶夫（1825—1893），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诗人，评论家。[12]，他们可能要求我丈夫按照他们那一派的思想来修改长篇小说。但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基本信念。《祖国纪事》呢，也可能不愿意发表我丈夫的某些看法，这样一来，只要发生什么重大的意见分歧，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无疑就会把自己的小说要还，不管这对我们会造成何等悲惨的后果。在1874年12月20日给我的信中，他为同样的想法所苦，写道：“现在，要是我有什么地方反对他们的倾向，涅克拉索夫就可以完全牵制我……但是，即使今年我们被迫去要饭，我在倾向性方面是连一行字也不会让步的。”[13]
不管我们一旦与《祖国纪事》发生争执时准备怎么办，想到这个问题终究使我们俩忐忑不安。不消说，我们得马上归还预支的钱，可是我们已经用掉了一部分，对我们来说，立即偿还是太困难了。此外，还需考虑——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尚未给自己的小说找到出路之前，我们怎么过日子？要知道，《俄国导报》是当时我丈夫依据自己的信念唯一能为之工作的刊物。[14]
我琢磨着意料中的挫折可能造成的各种后果，最后打定主意，尽可能减少我们家的开支。不管我们的生活过得如何俭朴，除了偿还威胁我们的债务和利息，我们一年至少得花去三千卢布，因为单是我们（一直是简陋的）住房的租金就要七百至八百卢布，再加上木柴，那便是整整一千卢布了。我又想留在旧鲁萨过冬，特别是我和丈夫曾决定明年春天再去旧鲁萨，因为在那儿游泳有利于孩子们的健康。这样一来，回到京城以后，总共只能住上八九个月，而且其中有一个半至两个月要花在寻找和布置住房上，一到春天就又得准备动身。这全部时间都不能用在工作上，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十分珍惜能够尽快写完小说的机会，以便着手实现自己的夙愿——出版自己独立的刊物《作家日记》。
至于旧鲁萨的房租低廉，食品比彼得堡便宜三分之二，在京城少不了的其他开支也可以缩减，那就不用说了。
除了经济上的打算以外，整个冬天能够过上我们夏天一直过的那种平静、安宁、异常亲切的家庭生活，对我富有吸引力，每到冬天，我们老是怀着美好的感情回忆那些日子。在彼得堡，临到冬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少有时间与家人单独在一起：他得跟别人交往，出席斯拉夫人的慈善协会，从1872年起，他就是这个协会的成员。[15]他要在家里接待许多人。这一切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我和孩子们身边夺走，他和我们共同度过的时光就少了；可是对我丈夫来说，我们的孩子们，和孩子们作伴，却是他至高的幸福。冬天待在旧鲁萨就能使我们一下子摆脱许多破坏我们幸福的家庭生活的因素。
打定了在旧鲁萨过冬的主意后，我就着手寻找住房。由于许多原因，我们冬天不可能留在格里布的别墅里。可是在旧鲁萨要找到大的住房并不难：那些在避暑季节每季度租金三四百卢布的别墅，冬天没有人住，就以每月十五至二十卢布的价格出租。但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在，我不能断然作出决定；因为他在路过彼得堡时可能在那儿找到合适的住房，这样一来，在旧鲁萨过冬就连想也不用想了。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7月底回到旧鲁萨；他在彼得堡待了两三天，但是没有找到住房，而且也不尽力设法去找，因为他非常想家，急着要回来。
他回来以后过了几天，我们谈起过冬的住房以及我们何时离开旧鲁萨的问题。那时候，我用建议的口气说道：“我们留在旧鲁萨过冬如何？”
我的建议遭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强烈反对。反对的理由出乎意料，但是我听了感到得意。我丈夫说，待在旧鲁萨，过着像夏天那种孤寂的生活，我会发闷的。
“去年冬天你就什么地方也没去，”他说，“也没有任何娱乐活动；今年冬天，上帝保佑，工作会进行得很顺利，经济上可能宽裕一点。你去做件漂亮衣服，会会朋友。我坚决主张这样做。你待在旧鲁萨会委靡不振的！”
我开始劝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今年冬天得全力工作，要继续写《少年》，把它写完，因此，漂亮衣服和娱乐之类我连想也不该想。
“我根本不需要什么漂亮衣服和娱乐活动，对我来说，平静、安宁、不受各种意外事件惊扰的家庭生活更加合乎心意，更加可贵。”
我说，我只担心他在旧鲁萨没有合适的人可以交往，会感到寂寞。但这一缺陷可以弥补——冬季里他可以到彼得堡去两三次，跟那些他尊重和喜爱的朋友和熟人们会面。他单独去不用花很多钱，却有机会更新印象，以适应自己在文学和艺术上的需要。我向丈夫列举了我们留在旧鲁萨过冬的种种好处，包括经济方面和其他方面。我所描绘的宁静的家庭生活使我丈夫神往，在这种生活环境中，他可以把全部精力花在创作上。不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担心找不到宽敞、温暖的住房；那时候，我便向丈夫建议，就在今天出去散步的时候，顺便去看看列昂季耶夫少将那所日内即将空出来而冬天也总是出租的别墅。参观了这所别墅以后，问题终于解决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特别喜爱列昂季耶夫在热闹的伊利英街上那所别墅底层的一套房子。这是一所很大的二层楼房这所房子至今依然存在，而且保持原状。——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避暑季节每季度租金（二楼和底层）八百卢布。我们看中的那套住房包括六个房间。我丈夫感到满意，主要是因为他的房间（卧室及书房）和我们住的那半边隔着一个有着四扇窗的大房间；因此，孩子们的奔跑和吵闹声就不会传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那里，妨碍他的工作和睡眠，同时，孩子们也不会感到拘束（我丈夫总是特别关心这一点），而可以尽情地叫嚷和喧闹了。
我们马上和管理房子的太太谈妥，将那套住房租到明年5月15日，租金为每月十五卢布。为了不丧失工作时间，我们决定马上搬家，安排过冬的生活。
在旧鲁萨度过的1874年冬至1875年是我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孩子们都很健康，我们家整个冬天一次也没有请过医生，我们住在京城时从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自我感觉也不错，看来，在埃姆斯的治疗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咳嗽减少，呼吸舒畅多了。由于生活平静、有规律，没有碰到任何令人不快的意外情况（在彼得堡，这种情况很多），我丈夫的神经变得强健了，癫痫病发作的次数也相应减少，而且发得比较轻。这样一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就不大生气和动怒，几乎总是和颜悦色，喜欢说话，心情愉快。那个六年后导致他死亡的疾病尚未发展，我丈夫还没有害上气喘病，因而他能够跟着孩子们一起奔跑和嬉戏。我、我们的孩子们和我们的那些旧鲁萨的朋友们记得很清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晚上跟孩子们一起游戏的时候，常常随着自动乐箱这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亲自为孩子买的，现在他的孙子们在玩了。——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的乐声带着孩子们和我跳卡德里尔舞、华尔兹和玛祖卡舞的情景。我的丈夫特别喜欢玛祖卡舞，应该说句实在话，他的玛祖卡舞跳得姿态豪放，情绪热烈，像个“真正的波兰人”，当我有一次把这个看法说出来的时候，他非常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