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伊利亚·爱伦堡著
冯南江译
我认识玛丽娜·伊万诺芙娜·茨维塔耶娃的时候，她是二十五岁。她那桀骜不驯而又惘然若失的神态令人惊奇；她的仪表倨傲——仰着头，前额很高；而两眼却泄露了她的迷惘：大大的、软弱无力的眼睛似乎看不见东西——玛丽娜是近视眼。她的头发剪成短短的周圈垂发式。她不知是像一位神经质的太太呢，还是像一个乡下小伙子？
茨维塔耶娃曾在一首诗里谈到自己的两个女人：一个是淳朴的俄罗斯妇女，乡村牧师之妻，另一个是波兰的贵妇人。旧式的礼貌和叛逆性格，狂妄自大和羞怯腼腆，书本上的浪漫主义和淳朴的心灵，玛丽娜都兼而有之。
我第一次往访茨维塔耶娃的时候，已读到过她的诗了；有些诗我很喜爱，特别是在革命前所写的一首，玛丽娜在这首诗中描写了自己未来的葬仪：“莫斯科的街头留在后面，我的马车向前走去，你也在徘徊，在路上落后的不是你一个，第一个土块将要敲响棺材盖，那自私的孤独的梦终归有了解答……上帝啊，请你宽恕由于骄傲而新近死亡的贵妇玛丽娜吧……”
我刚跨入一所不大的住宅便愣住了：一片令人难以想象的荒凉景象。当时人人都是忧心忡忡，但日常生活的外表却依然维持着；而玛丽娜则仿佛故意破坏了自己的巢穴。所有的东西都蒙上了一层尘埃和烟灰。一个十分瘦削而苍白的小姑娘走到我的跟前，信任地紧靠着我低声地说：“多么苍白的衣服！多么奇异的宁静！怀中抱着百合花，而你正在漫无目的地瞧着……”我吓得浑身冰凉：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利娅当时才五岁，可她却朗诵起勃洛克的诗来了。一切都像是不自然的、杜撰出来的：无论是住宅、阿利娅还是玛丽娜本人的谈话——她原来被政治吸引住了，她说她正在为立宪民主党做宣传工作。
茨维塔耶娃在早年的诗作中曾歌颂过自由民拉辛。根据她的天性，与其说她是为1917年夏天那些被吓坏了的市民所谈论的那种巩固的秩序而生，不如说是为叛乱而生。茨维塔耶娃同他们毫无共同之处；但是她离开了革命，在自己的想象中创造了一个浪漫主义的文德文德原为法国西部的省份，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那里曾经是反革命的根据地。此处指反革命的思想。；她同情沙皇（虽然也指责他：“后代子孙还将不止一次地提到您明亮的眼睛里那拜占庭的背信”）。她反复地说：“啊，你是我那贵族的、我那沙皇的苦恼……”
为什么她的丈夫谢廖沙·埃夫伦要去参加白军呢？我在巴黎曾见到过谢廖沙的哥哥——演员彼得·雅科夫列维奇·埃夫伦，他有肺病，死得很早。谢廖沙长得像他——十分温柔、谦逊，喜欢沉思。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他想当一个朱安党人朱安党人是法国革命时期的反革命暴动分子…
他走后，玛丽娜便写了一些激烈的诗：“拥护索菲亚推翻彼得！”她写道：“安德烈·谢尼埃上了断头台，而我活着，这是天大的罪恶。”她在文学晚会上朗读这些诗；并没有因此而遭受任何迫害。所有这一切只是书本上的虚构，只是玛丽娜为之付出了自己被糟踏了的、极端艰辛的一生的一种荒诞无稽的浪漫情调。
1920年秋天，当我从考特贝尔经历了千辛万苦来到莫斯科以后，我发现玛丽娜依然处于那种极端的孤独之中。她完成了一本颂扬白党的诗集——《天鹅营》。当时我已经见了不少世面，其中也包括“俄罗斯的文德”，思考了不少问题。我打算把白卫分子的真面目告诉她——她不信；我试图和她争论几句——玛丽娜生气了。她的性格倔强，她自己为此吃的苦头比所有的人都多。我保存着她的一本名叫《别离》的书，她在书上题道：“您的友谊对于我比任何仇恨都珍贵，您的仇恨对于我也比任何友谊都珍贵。赠爱伦堡。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柏林，1922年5月29日。”（虽然当时她所保留的先前的坚定立场已寥寥无几，但在这一行文字中却用了几个旧字母Б，甚至还用了几个硬音符号。）
1921年春，当我以第一批苏联公民的身份出国的时候，茨维塔耶娃恳求我设法找到她的丈夫。我获悉了谢·雅·埃夫伦还活在人世并住在布拉格的消息；我写了一封信，把这件事告诉了玛丽娜。她打起精神着手张罗出国护照。她说她立刻就得到了护照；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米尔金对她说：“您对您的离开还会感到惋惜的……”茨维塔耶娃带走了《天鹅营》一书的手稿。
她和丈夫的会见是凄惨的。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是个有敏锐的良知的人。他向她叙述了白卫的残暴，谈到了他们的暴行和心灵的空虚。天鹅在他的叙述里变成了乌鸦。玛丽娜迷惘了。我曾在柏林和她作过一次通宵的长谈，在我们谈话结束的时候，她说她不出她的书了。
（诗集《天鹅营》于1958年在慕尼黑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茨维塔耶娃在去苏联之前把她的一部分书稿留在巴塞尔市（“中立国”）的图书馆里了。我不知道出版者是怎样弄到这部手稿的；他们追求的当然是政治目的，违反了茨维塔耶娃的意志，——在她侨居国外的十七年间，出版家们曾多次要求她出版《天鹅营》，但她始终拒绝。）
我打算把被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美化了的关于文德的话题深入下去，并加以发挥，我想谈谈有时候艺术是怎样变成装腔作势、摆样子的赝品和衣衫这个问题。（我在回忆自己早期的诗作时业已提到过这个问题。）这不仅与《天鹅营》有关，而且也同许多诗人的许多诗集有关，同时这个话题还多多少少有助于读者理解我这部书以下的章节。
正如我曾说过的，我没有保存已往的信件。茨维塔耶娃把她的档案的一部分带到莫斯科来了。其中有一些写给我的书信的草稿。玛丽娜在一份草稿上写道：“在1918年，当时您曾摒弃过我的唐璜们（一件既不掩饰又不暴露的‘外套’），而在1922年的今天，你又摒弃我的少女之王和叶果鲁什卡们（我心中的罗斯是次要的）。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你要求于我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我，亦即一个既没有外套又没有长衫的骨头架子，最好是被剥得精光的我。构思，修辞，借喻——所有这一切对于你说来或多或少都是摆样子的赝品。你所要求于我的最重要的东西——没有它我就不成其为我了……我一次也没有使你困惑（我经常使自己困惑，将来亦是如此），你比我敏锐。无论在1918年还是在1922年的现在，您都是很严峻的——没有任何奇怪的念头！……您是对的。诗中的淫荡（奇怪的念头）绝不比生活中的淫荡（奇怪的念头，为所欲为）要好。另一些人——想来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秩序的维护者，他们说：‘在诗歌中写些什么悉听尊便，不过在生活中却得举止正派。’另一类是唯美主义者，他们说：‘在生活中可以为所欲为——但是必须写出好诗。’只有您一个人说：‘无论在诗中还是在生活中都不可淫荡。你不需要这个。’你是对的，因为我现在正默默地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她向她为自己提出的那个目标走去，而且达到了这个目标，她是从一条痛苦、孤独和被社会遗弃的道路达到这个目标的。
她和诗歌的关系是复杂而痛苦的。她对瓦·亚·勃留索夫作了许多不公正的描写：她只看到了表面现象，而无意作比较深入的观察和进行一番思考，然而这几行诗句无疑曾引起了她的愤怒：“也许，生活中的一切只是音响嘹亮的诗行的素材，你要从无忧无虑的童年开始找寻词的结合。”茨维塔耶娃回答道：“词能代替思想，韵律能代替感情吗？词产生词，韵律产生韵律，诗行产生诗行……”但同时她又是诗歌的俘虏。茨维塔耶娃想起了卡罗琳娜·巴芙洛娃的诗句，便把自己的一本书起名作《手艺》。她在书中写道：“去给自己寻找那些没能把神秘的奇事改正为数字的轻信的女友吧。我知道维纳斯是手的作品，我是一个手艺人，我知道手艺。”
玛丽娜把生活中的许多东西都称为自己的朋友；友谊突然中断，于是玛丽娜也就同又一次的幻想分手了。但是她也有一个始终不渝地忠实于她的朋友：“是的，有个人已经被爱上，这个人就是桌子。”——她的写字台就是诗。
我生平见到过许多诗人，我知道，一个艺术家要为自己对艺术的酷爱付出多大的代价；但是在我的记忆中似乎还没有一个比玛丽娜更为悲惨的形象。她生平的一切：政治思想，批评性的意见，个人的悲剧——除了诗歌以外，所有的一切都是模糊的、虚妄的。认识茨维塔耶娃的人已所存无几，但是她的诗作现在才刚刚开始为许多人所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