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寄予无限期望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早已曲尽人散，然而过程是过程，结果是结果。一纸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协议将伴随世界进入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然而，下一次峰会，我们又能承载多少期望？过度追求GDP及贫困人口对美国式富足生活的向往，决定了人类决不会轻易放弃自己对物质富有的追求。
只要气候变暖的严重后果还没有降临到自身，每个国家身后都有足够的背静空间用来博弈。
——专家看气候谈判结果
3.1 复制美国生活，高耗能导致能源供求失衡
“Affluenza”是用户至上主义评论家常用的术语，富足和流感的合成词。其原始定义如下：Affluenza，名词。由过度索取引起的令人痛苦的超负荷、债务、焦虑和浪费，具有传染性并在全社会传播。其引申包含三层意义：①为了赶上与自己社会地位相同的人而付出努力，由此引发的一种膨胀而无法满足的惯性情绪。②为了追求美国梦而承受压力、过度工作、浪费资源并负债累累的病态。③过分沉溺于追求经济增长。
——维基百科（Wikipedia）
美国国土辽阔，人均汽车拥有量居于世界前列，被称为坐在汽车轮子上的国家。同时由于美国人普遍偏爱体积大、排量大的汽车，使美国的石油消耗一直居高不下。典型的中产阶级美国人的居所，往往是一套大公寓或独栋大房子，还带有花园草坪。美国人的饮食结构以肉奶蛋为主，他们的日常用品使用率很低，很多东西离使用寿命还很远就被丢掉了。美国人均拥有的消费电子产品也都位居世界前列。这些商品从遥远的境外工厂生产出来，到运送到美国消费者手中，再到最终被扔进垃圾箱，整个过程中所消耗的资源和能源，都是一个天文数字。“美国式”生活正代表了自由开放的市场下的某种特定的富足生活方式。
与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生产过程的“去物质化”进程同步的，是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快速崛起。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以及为推动GDP的急功近利，都导致世界市场的主要商品生产活动向中国转移。世界工厂给中国带来了走出贫困的重要推动力，也直接导致中国的资源和能源的高度消耗。与此相适应的，则是中国国内行政力量主导下的快速城市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热潮。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根深蒂固的GDP主义，则不断为这股热潮推波助澜、火上浇油，导致这种发展是不理性及不平衡的。中国正在复制美国发展模式，中国人正在复制“美国式”生活。
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市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热切地追求“美国式”生活，靠如此便宜的化石燃料支撑这种生活方式。美国人已经享受过几十年这种增长和消费带来的好处，而其他人只是刚刚尝到甜头。经济增长是不能通过谈判来决定的，特别是在这个开放的世界里，世界是透明的，每个人都可以亲眼看到其他人是如何生活的。告诉人们不许他们发展，就等于告诉他们不要发展，要永远贫穷下去。
正如一个埃及内阁大臣所言：这种情况就好比发达国家吃光了所有的开胃小吃、所有的主菜及所有的餐后甜点，然后邀请发展中国家来喝杯咖啡，并要求我们平分账单。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发展中国家是不会轻易接受的。
于是，突然间到处都是“美国人”——从多哈到大连，从加尔各答到卡萨布兰卡再到开罗，他们加入到美国式生活的行列里，吃美式快餐，制造出与美国一样多的垃圾。地球上从未见过如此之多的“美国人”。
然而，我们现在的发展模式是粗放和低效的。作为看得见的政绩，硬件投资建设项目在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大受欢迎；作为近乎免费获得的资源使用权，无论是国企还是私营企业，首先关注的都是如何把它们快速变现，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丰厚的利益，而很少顾及它们的开发效率和长远发展。这是一个巨大的不健康的经济体，而它对生态环境的冷酷无情、对能源和自然资源消耗的速度及规模，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很少有一个国家像中国现在这样，以如此之高的激情和速度来折旧自己的环境未来，以这样一种高姿态来展开一场生态自杀。
美国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2006年在《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里指出，近30年来，年均增速高达10%的中国创造了一场经济奇迹，但数量空前的中国工厂毫无顾忌地将废水排进江河、将废气排入天空，同时也带来了一场环境噩梦，今天在设计、运输、生产和发电等所有环节，中国必须进行根本变革，摸索出一条更具持续性的发展模式。弗里德曼援引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丹尼尔·罗森的话说，中国著名的“猫论”应该进行版本升级了：“现在这只猫最好是绿色的，否则还没等捉到老鼠它就死了。”
伊丽莎白（Elizabeth C Economy）是研究中国环境的专家，她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07年9～10月）里提供了这样一组中国副本：中国的开发者在全国又铺设了超过52700英里的高速公路。每天有大约14000辆新车行驶在马路上。到2020年，中国预计将拥有13亿辆汽车，到2050年甚至可能是2040年初，这个数字就会超过美国。中国的领导人计划在2000～2030年间重新安置4亿人口，这差不多相当于全美国的人口，把他们转移到新开发的城市去。在这个城市化过程中，他们将建起全世界这一时期全部新建建筑的一半。考虑到中国的大楼设计并不是高效节能的，未来是十分令人担忧的。事实上，其能效还不及德国的2/5.而且，刚刚城市化的中国人要开始使用空调、电视机和冰箱，消耗掉的能源比那些生活在农村的人要多35倍。
《外交政策》（2007年7～8月）的数据显示，2006年有超过3400万的中国人出国旅游，比2000年增长了3倍。到2020年，预计会有11500万中国人去国外度假，这世界上最庞大的旅游团无疑需要更多的航班、酒店、燃油，并排放出更多的二氧化碳。2008年2月22日，沙龙公司的航空专家史密斯（Patrick Smith）指出：“在中国、印度和巴西这样的国家里，新兴的中产阶级催生了大量的新航线。仅中国就打算在近几年内修建40多个大型机场。在美国，每年航空旅客的数量已经接近10亿，预计2025年将翻倍。飞机排放的温室气体会增加到现有的5倍之多。”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在需求被抑制多年之后，终于爆发出巨大的消费欲望。
甚至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也在飞速增长中呻吟。虽然印度在如何利用世界化的契机上的反应比中国慢了半拍，可是现在印度正在快速追赶。印度当前的经济增长率是过去所谓印度经济增长率的3倍，并正在朝每年9%的速度发展。这对印度经济的购买力和建设力的影响是巨大的。印度经济作家特里帕蒂（Salil Tripathi）在保卫无限（Guardian Unlimited）网站做过一些对比分析颇具启发意义：让我们来看看印度的经济增长：去年增长率达到了7.5%，收入增长的数额已超出同年的葡萄牙（1.940亿美元）、挪威（1.830亿美元）或丹麦（1.780亿美元）的总收入。相当于一个富裕国家的经济加上一个非常贫困的国家……这也意味着印度虽然10年内增添了1.56亿人口——这个数字是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人口的总和，其贫困人口数量却相对减少了3700万，同波兰的总人口数相差无几。假设贫困线保持不变，印度应该有3.61亿贫困人口。但在那段时期印度经济的发展使得9400万人脱离了绝对贫困，这个数字比欧盟成员国里人口最多的德国的总人口还要多1200万。
印度德里首席部长迪克希特（Sheila Dikshit）曾在世界经济论坛和印度工业联盟的一个讨论会说过，这座城市拥有1600万居民，每年还吸引着500000移民，要管理这样一个城市实在不容易：“每一个来德里居住的人都需要有更多的水、电、工资和石油。”任何一个印度政治家都不能不向印度人民提供廉价燃料，这是在2007财政年度期间指出的：“印度政府预计将划拨175亿美元或国家产出的2%作为燃料补贴。”
这样的现象不仅仅存在于中国、俄罗斯和印度这些发展过热的经济体中。埃及开罗建起了大片封闭式社区，其中1/4是豪宅。这里居住的全都是埃及的富户，他们在海湾拼命工作赚得盆满钵满，并且已经跻身开罗的商业阶级之列，这也是全球化了的商业阶级。他们同美国人一样，在过着高度消费的奢靡生活的同时，消耗着大量的自然资源。
在发展中国家中，除了中国，阿拉伯的海湾国家在能源的消耗率上是增长最快的。因为他们拥有着得天独厚的丰富的资源，可以肆意挥霍而不必担心石油天然气价格上涨。由于自身消费的不断增加，俄罗斯、墨西哥和欧佩克（OPEC）等国家和组织对外的原油出口将在很长时间内减少。
在海湾地区，人们认为大量使用能源是理所当然的，节约这种事情根本不在议程上。如果你看看这里的计划安排，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任何有关环境方面的批评。这里的人们根本不知环保为何物，肆意燃烧着自己的油井出产的油，而从没人会在意每天会向空气和水里排放多少垃圾。
在一个开放的世界里，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特定的市场经济体制，每个人都能看见别人是怎么生活的，尼勒卡尼（Nandan Nilekani）是印度科技巨头Infosys公司的主席之一，他说，“没人能关掉经济增长的机器”。
在如此多人变成了“美国人”之后，对能源、食物和自然资源的影响是令人震惊的。金奇（James Kynge）在他的《中国震撼了世界：一个饥饿国家的崛起》一书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对我来说，中国的崛起在2004年2月中旬发生的一个小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中国市场的需求使得废旧金属价格飙升至历史新高，世界各地的小偷都开始去偷井盖。开始还难以察觉，很快就速度剧增，几周内达到高潮：全世界公路上和人行道上的井盖开始消失。等到夜幕降临，小偷们抬走铁井盖，卖给当地废品收购者，那些收购者把这些井盖割开后运到开往中国的船上。中国台湾首先受到影响，接下来其他邻国也开始受到波及，比如蒙古和吉尔吉斯斯坦。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太阳一下山，小偷们就开始工作。芝加哥1个月内就丢了150多个井盖；苏格兰发生了“特大井盖失窃案”，几天内100多个井盖都不见了。在蒙特利尔、格洛斯特和吉隆坡这些地方都会有无辜的路人掉进没有井盖的下水道里。
虽然带有消遣戏谑的成分，但是这个故事却影射出驱使我们进入能源气候年代的一种最基本的动力：“经济增长已成为地球上大多数人的特权，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首次，”詹姆斯·金奇说，“10年前都不是这样，这是个全新的现象”。正如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戴蒙德（Jared Diamond）指出的那样，我们曾经在很长时间内都只是简单地认为持续增长的人口是人类面临的主要挑战，但是现在我们明白了人口增长的影响大小取决于有多少人消费和生产，并且随着世界变得开放，越来越多的人会进行更多消费和生产。
地球的不可再生能源是有限的，如果不能发展可持续能源并大幅度提高它们在能源使用的比重，而只是一味如美国一样采取消耗型发展，注定会对地球资源造成毁灭性打击。而且对于当今不断发展的经济动力和新生资本家来说，供给他们发展资本主义的原始资源已经所剩无几。“这就是为中国偷盗井盖的原因”，波普说，“这虽然不公平，但却很现实”。
他们要么自食其力，要么利用经济全球化这一契机，就像一根吸管拼命吸收非洲、拉丁美洲和印度尼西亚每个角落的每一滴养分。
保证一个人每天生存之需的能量为2000～3000大卡，但是美国人均能源消耗每年却高达3500亿焦耳，每天230000大卡。因此，平均每个美国人消耗的能源够100个人满足生理需要，其他发达国家平均每个居民消耗的能源能够维持大约50个人的生活。相比之下，美国人均能源消耗量是中国或印度的10～30倍。世界能源消耗量在1971～2004年急剧增长，发展中国家若持续目前的做法，以增加能源消耗换取经济繁荣，预计到2030年能源消耗会再增长50%。
自1990年以来美国的石油需求量增长了22%。据巴黎国际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预计，到2030年世界石油需求将从2007年每天的8600万桶增长到每天1.16亿桶。《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说：“如果每个中国人和印度人都消耗掉和美国人同样多的能源，那么世界石油消耗量每天将会超过2亿桶，而不是现在的8500万桶。没有人认为现在的生产力能够达到那种水平。”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掘、消耗能量并排放二氧化碳，而且与美国人是一个数量级的。未来不只是世界人口将从1955年的30亿增长到2050年的预计值90亿那么简单，更为严重的是，我们将从一个大概只有10亿人过着“美国式”生活的世界进入到一个有着30亿人正在过或准备过“美国式”生活的世界。
一辆畸形的卡车——就是当前全球经济的写照：有一辆以汽油为燃料的有着加速踏板油门却没刹车的卡车，钥匙被丢掉了，没有人能停下它，只是靠着自己的惯性向前。中国和印度在过去30年里使2亿人脱离了贫困，他们中的大多数从影响力较低的农村搬到了城市过上中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生活。但是，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指出的，他们之后还有2亿人，之后的之后还有2亿人……全部都在等待过这样的生活。他们的政府不会拒绝给予他们“美国式”生活，他们自己也不会拒绝接受。
在《2006地球生命报告》中，时任世界自然基金会总干事的詹姆斯·利比指出：人类现在的消费方式和需求已经远远超出了地球的可承受范围。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消费型方式，如果发展中国家都复制美国的增长道路，那么绝大多数资源（能源和金属）最迟在22世纪初就会被消耗一空。我们不能再继续这样的消耗了。西方人正在以难以持续的极端水平消耗自然资源，北美人均资源消耗水平不仅是亚洲和非洲人的7倍，甚至是欧洲人的2倍。到2050年，如果地球人都想像美国人那样生活至少需要5个地球，都像日本人那样生活则需要24个地球。即使以现在世界平均消费增速来算，也必须有2个地球的自然资源量才能满足人类每年的需求。
如果“美国式”生活全球泛滥，而我们的能源及环境保护还维持现状，那么我们不再享有自由，别人也不会。太多的“美国人”已经使地球重载难负了。
如果我们还不能尽快开发出绿色可再生能源来取代传统能源，以一种更科学、更持续的方式利用我的现有资源来享受这种“美国式”生活，那么我们的资源将消耗殆尽，没有人，再能像“美国人”一样生活。
3.2 能源战争：油国三硬汉和伊拉克泥潭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世界。
——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
英国迪塞尔石油公司2010年5月22日宣布，已经开始在英国与阿根廷有争议的福克兰群岛，也就是马尔维纳斯群岛附近海域钻井。2010年2月19日，英国政府允许石油公司在马岛附近海域进行石油勘探和开采。阿根廷对此表示强烈反对，派军舰封锁了通往马岛的航道，英国也开始秘密增加马岛的防御力量。在1982年英国和阿根廷爆发马岛战争28年后，这个南大西洋群岛再次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中。人类对石油的争端，永远不会画上休止符。
碳基能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石油，被称为现代工业的“血液”，随着现代工业化发展越来越快，各国对石油的需求快速增长，而世界能源供给则随着人类无止境的需求不断萎缩，面对如此严峻的能源形势，各国纷纷寻求解决办法，并展开了形式多样的博弈，以便在这场能源大战中处于不败之地。
石油危机（Oil Crisis）就是因为世界经济或各国经济受到石油价格的变化，所产生的经济危机。1960年12月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立，主要成员包括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南美洲的委内瑞拉等国，而石油输出国组织也成为世界上控制石油价格的关键组织。迄今为止较大的三次石油危机，分别发生在1973年、1979年和1990年。
第一次危机（1973年）：1973年10月爆发第四次中东战争，为了打击以色列和它的支持者们，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成员国当年12月宣布收回石油标价权，并将其积陈原油价格从每桶3.011美元提高到10.651美元，使油价猛涨两倍多，从而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在这场持续三年的石油危机中，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明显：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4%，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了20%以上，所有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明显放慢。
在国际社会能源新兴市场旺盛需求的刺激和投机商的借题发挥之下，国际油价在21世纪初开始直线飙升，并突破了每桶150美元大关。油价的飙升让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大佬们盆满钵满，滚滚流入的石油美元不但充实了他们的国库，也巩固了一些国家领导人的统治地位，而他们也屡屡以强人的姿态和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石油消费国展开错综复杂的博弈。
其中最著名的，则非俄罗斯的普京、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和伊朗的内贾德莫属，他们被称为油国三硬汉。在这些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里，政治成功的秘密就是用石油美元来取悦穷人，普京、查韦斯和内贾德都是此中高手，他们在国内的高支持率和在国际舞台上的强硬立场，都离不开背后的支撑力量——石油和天然气。
查韦斯近年来在国际上倾力打造“反美斗士”的形象。委内瑞拉是世界上的最主要的石油输出国之一，石油也成为委内瑞拉发展经济的基础。查韦斯游说石油输出国组织限制石油出产量以获取更高油价，使他被冠上“价格骗子”的诨名。
由于石油价格的飙涨和石油消耗的大量增长，最近委内瑞拉的经济状况相当茁壮，GDP成长比率在2004年达到18%、2005年达到10%。许多经济成长点都是由最贫穷的人群直接受益，实际收入在2003年至2005之间增长了55%之多。从查韦斯上任到现在为止，委内瑞拉政府的统计数字指出失业率下降了6.4%而贫穷人口比例则下降了6%。
2006年初发生一件事。当时俄罗斯总统普京暂时关闭了通往中欧和西欧的天然气管道阀门，作为对新当选的亲西方的乌克兰政府的警告和惩罚。《纽约时报》报道说，俄罗斯以商讨天然气价格和条款为名义关闭了通往乌克兰的天然气输送管道，这次冲突对乌克兰的经济恢复及西欧天然气供应都有重要影响；事情发生在橙色革命把亲西方政府送上乌克兰政坛一年之后……在早春时节切断天然气供应对乌克兰来说无异于一道令人不安的最后通牒，保证输出能源显然不是俄罗斯运用油气实现外交目的的唯一手段——它还可以关掉输出能源的阀门。
在普京总统的带领下，俄罗斯的经济重新出现了强势的复苏。GDP已经连续7年以6%以上的速度增长，不仅重新进入世界十大经济体，而且有希望很快进入人均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外汇储备不断膨胀，并且提前还清了借欠巴黎俱乐部的巨额债务。这一切都得益于俄罗斯丰富的能源资源。
伊朗总统内贾德向海湾国家提出警告，称美国在该地区驻军是借着反恐的名义试图控制这里的能源。伊朗反对美国在邻国伊拉克、阿富汗和海湾地区驻军，西方各国的军事介入是造成海湾地区不安全的根本原因。内贾德表示：“我们警告海湾地区国家，要警惕霸权国家，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维护安全或打击毒品走私。”内贾德指责西方的目的是要控制能源资源。他说，对于觊觎海湾地区石油的人，海湾人民将“砍断他们的手”。
从近几十年来的国际争端可以看出，石油资源是发生战争与冲突的主要因素，特别是谋求对石油资源的控制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之一。
伊拉克战争则更是能源问题影响国际政治格局的最直接的反映。这场在“9·11”后由布什政府以反恐名义为借口绕过联合国决议单边发起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地缘政治和控制中东石油的战略考虑。海湾战争及伊拉克战争已过去近20年，但是伊拉克国内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战火。从表面看，美国已经打败了萨达姆，但是从政治、经济、社会等综合起来的战略全局看，至今仍然深陷伊拉克泥潭泥淖的美国已经元气大伤。在为这场战争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美国在控制和影响产油国局势方面还是力不从心，最终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从世界石油贸易史的角度看，从1859年到1970年，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到了1970年的时候，美国石油产量达到了最高峰，年产量达到了4.8亿吨/年。在这一石油产量高峰（Hubbert Peak）后，美国开始人为地降低本国的石油开采量，而采取进口中东地区的石油来替代本国的石油生产的手段。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向海外转移其石油需求，触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这才是中东战争背后真正的经济背景。美国石油矿藏丰富，但许多近海油田长期以来一直被禁止开采。美国政府针对禁止开采的相关禁令有两个，一是美国政府颁布的行政禁令，另一个是国会的法律禁令。只有两个禁令都被取消时，石油公司才可以在这些油田开采石油。
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可以说是美国为实现自己控制中东地区石油资源的野心而精心策划和发起的。现在，美国基本上控制了中东地区的大部分石油资源。从另外的角度分析，美国还将借石油危机及一系列以反恐为名义的战争来转移它的对外负债，缓解国内通胀压力，继续维系美元摇摇欲坠的国际地位。在经济危机的蔓延中，美国顺利将绝大部分危机转嫁到欧洲甚至亚洲其他国家。
接替布什政府收拾伊拉克残局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心摆脱石油对美国的控制局面。他的自我期许是：“我将会是这样一位总统：让我们国家的农场主、科学家和企业家们人尽其才，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力，使我们国家一劳永逸地摆脱石油出口国的胁迫和宰割。我要结束伊拉克战争并让我们的士兵返回家园。”从竞选开始奥巴马就抛出了新能源计划，将大力投资可再生能源、节能技术和电网基础改造，使节约的能源超过从中东和委内瑞拉进口的石油量。
如果美国能够借此契机走出石油困局，也许将意味着人类一个新时代——低碳能源时代的到来。虽然碳基能源时代还没有真正结束，甚至还会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是人类最主要的能源，但这只是暂时现象，低碳新能源时代的清新气息，已经开始扑面而来。发展节能新技术，开源节流，同时使能源多元化，是人类未来共同的课题。
3.3 气候化学：蝴蝶效应
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在美国得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
时至今日，经济全球化和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演变成了全球的环境问题，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联合国不得不带头肩负起治理地球的责任，每年召开数次气候峰会，协调各国减排，可是往往事倍功半。其实地球生态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人为制造的任何边界对它都没有丝毫意义，结果是解决不了问题。在气候变化中，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就是“蝴蝶效应”。它强调在一个系统之内各个因素之间相互的关联性，即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内，任何一个微小变化都可能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终演变成为一场大变化。
蝴蝶效应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气象学家洛伦兹（Lorenz）1963年提出来的。其大意为：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普通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在美国得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其原因在于：蝴蝶翅膀的运动，引起微弱气流的产生，而微弱气流的产生又会引起它四周空气或其他系统产生相应的变化，由此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可能导致其他系统的极大变化。此效应说明，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的依赖性极强，初始条件的极小偏差，结果大不一样。
人类如果对资源不加节制地予取予求，以及毫无节制地污染，任何一种行为，都可能造成生态气候的“蝴蝶效应”，其中有的已经初现端倪：
因人类排放温室气体，产生温室效应，导致地球南北极地区的冰川融化，也是这样一个不断自我强化和相互增强的非线性进程。南极洲50%的海岸都是冰架，一旦冰架坍塌，南极大陆融化的冰就会失去冰架的阻挡而滑进海洋，从而引起海水的上涨。地球上80%来自太阳的光和热都是通过冰雪反射回太空的，冰架冰川的减少也会使反射率降低，让地球越来越热，目前南极洲地区的温度已经达到了1800年以来的最高点。北极冰川的融化的原因也是相同中存在差异，在北极地区60米深的冰川水分中盐分含量较高，说明来自大西洋温暖的海洋环流正在加速冰川底层的融化，这将使北极冰川的坍塌比预计来得要更快。在格陵兰冰川倒塌裂开的地方相当于打开了一个通道，让内陆地区的冰块被北大西洋温暖洋流消融。冰川融化不但将使北极熊面临灭顶之灾，同时也将使全球渔业走向困窘，进一步危及人类的生存环境。
而这个“气候蝴蝶效应”带来的威胁不仅限于此，还包括那些可能千百万年来一直沉睡在冰层底下的不速之客。美国拉特格斯大学海洋与海岸学助理教授凯·贝德勒的研究小组在对5个10万～800万年的冰样本进行检测后发现，这些被称为“基因冰棒”的冰芯中包含的远古细菌仍具有活性，一些已存在很长时间的细菌此前并未被人们发现过。经过研究人员的试验，南极“冰棺”中沉睡了10多万年的细菌最终在实验室苏醒过来，并已开始再次生长。由于冰川融化从地下的黑暗世界里苏醒过来的这些人类未知生物，究竟会给地球上的人类带来什么影响，是否意味着一种新的致命病毒，现在谁都无法判定。电影《解冻》中的恐怖场景也许可能成为事实。
全球气候变暖这个潘多拉魔盒一旦被打开，人类就从此迈进高度复杂和高度不确定的“蝴蝶效应”的气候化学时代。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京都议定书》中所规定的排放量限制的争执经久不休，到底谁该为全球气候变暖买单？气候变化所影响的绝不仅仅是某些脆弱、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也许某地突发的自然灾害的诱因可能与正在大城市享受舒适生活的你多开一天车，多用一台空调休戚相关。而事实上，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无不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这笔账单，是每个“地球居民”都无法逃避的。
也许正因如此，无论是在雅加达，还是在震后的汶川，都有很多来自各个国家的志愿者，为同一项事业努力着。当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去灾区切身体会，但是我们务必记得，在日常生活中所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污染物都可能会随着大气运动影响到那里，所引发的气候变化会使那些贫困居民的生活更加贫困。反之亦然，少开一天车，把室内空调温度调高一度，这些细微的行动也可能对改变气候现状、消除自然灾害起到切实的效用，可能帮助到贫困地区的人们。
正是因为地球是一个整体，是一个万事万物彼此关联的统一的系统，所以气候问题就不仅仅是某一个国家的内政、某一个地区的事务。当世界各国开始全球化的时候，气候也在演绎着蝴蝶效应，当这两方面交织在一起发展演变的时候，世界就显得混乱不堪。
全球环境问题也许将是未来几十年中最热的词汇之一，联合国开发署对此更为关注。在二十多年前，挪威前首相和世界卫生组织前总干事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第一次提醒全世界注意气候变化对地球及人类造成的威胁，现在人们已经十分清楚，气候变化已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由于煤、石油、天然气等燃料的大量燃烧及森林遭到大面积砍伐等环境持续恶化，这势必将破坏地球的生态平衡，进而导致一系列重大的灾难。
《京都议定书》获得各成员国一致通过之后，开发署也发起了“千年发展目标碳机制”，这是对《京都议定书》的有力补充，并于2007年6月5日正式开始启动。开发署将帮助发展中国家筹划开发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
其实，环境署是在通过自己的种种行动告诉全人类，人人都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中，保护环境人人有责。正如2009年展示地球状态的影片《家园》所言：“影片对我们星球的惊人表达显示出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为一个可持续的世界出一份力量。”
“远大计划”是一项在肯尼亚大裂谷内建立一个风能和太阳能的计划。应邀参加肯尼亚“远大计划”的奥运会短跑冠军博尔特也说：“虽然我因短跑而为大家熟识，但我也希望启发其他人为了长远计划而加入我们。任何有价值的事情都需要我们去努力争取，而我们的地球应该列为首位。”
2006年，肯尼亚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肯尼亚绿带运动创始人旺加里·马塔伊又倡议了一项全球绿色行动，即在全球种植10亿棵树。不久，环境署和世界农林中心联合发起了“10亿棵树计划”，目标是到2007年全球至少种植10亿棵树，到2009年，全世界实际已经累计种植70亿棵树，各大洲的人们正在呼吁他们的政府切实开始呵护地球，并寻求统一力量，与气候变化作斗争。
施泰纳在总结这项行动时说：“70亿棵树是70亿份对行动的承诺，也是70亿个理由，鼓励各国政府在将于不到80天后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的重要会议上签署协议。”
尽管“10亿棵树计划”轻而易举地实现了，但全球环境问题却十分复杂，全球气候问题还与经济、社会、文化及政治都密切相关，因此绝不是再发起几个“10亿棵树计划”就能成功的，这注定是一个长期的、缓步渐行的过程。
3.4 在气候面前，富人与穷人一样贫穷
“任何国家，不论大小，不论贫富，都无法摆脱气候变化的影响。海平面的上升威胁着每一条海岸线。日益凶猛的风暴和洪水威胁着每一片大陆。日趋频繁的干旱和粮荒在饥馑和战乱已然深重的地区进一步加深了灾难。在面积不断缩小的岛屿上，岛上的住户已经被迫背井离乡，沦为气候难民。每一个国家和各地人民的安全和稳定——我们的繁荣、我们的健康和我们的安全——危在旦夕。我们应该力挽狂澜，但时间已所剩无几。”
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前，国际社会就对此次气候大会给予无限期望，期待着各国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在解决气候问题上能够拿出足够的诚意，负起切实的责任来。但发达国家先是被曝出一个“气候门”事件，在会议召开后，主办国又拿出一个由几个发达国家密商的代表其利益的气候草案企图强迫发展中国家接受。发达国家不顾其历史责任，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国情，抛弃《京都议定书》早已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充分反映了即使是在全球气候这种攸关全人类切身利益的问题上，一旦和政治及经济利益结合起来，发达国家所谓的民主和正义也开始变得虚伪。
全球气候恶化虽然首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不利，然而，发达国家也不能独善其身，贫穷国家过度排放而造成的环境污染和气候恶化最终会影响到全球，谁都跑不了。从这个角度说，在气候灾难面前，没有贫富之分，没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分，每个国家都应该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
从另一方面讲，发达国家毕竟具有很大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并且其公民已经普遍过上了富裕的中产阶级生活，因此，无论是按照国际关系的民主原则还是所公认的气候正义，发达国家都应率先采取大力度的减排措施，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减排目标。如果“正义和责任”只是强加于别人，自己却继续挥霍着高能耗的生产和生活，那么，在以利益为基础的国际社会，不仅哥本哈根会议无法取得成果，更会严重损害正义原则本身，这可能是一心推行道义外交的美国等发达国家所没想到的。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需要各国政府统一目标，真正履行自己的义务及职责。
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胡锦涛表示，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既是发达国家应尽的责任，同时也符合发达国家长远发展利益。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只能在发展的过程中稳步推进，只能靠共同发展提高来解决。发达国家应担起责任，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额外的、充足的、可预期的资金支持，让发展中国家掌握较为先进的技术，都是为了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
同时胡锦涛也承诺，中国从对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负责任的高度，将继续坚定不移地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切实努力。今后，中国将进一步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继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共同携手努力，为子孙后代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虽然在节能减排问题上各国还是争执不休，但是有一点却是不管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可否认的，那就是气候面前人人平等。应对气候变化，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事情，而是整个地球、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温家宝总理指出，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影响是多方面、全方位的，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组织能够在这巨大挑战面前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和组织能够单独肩负起应对气候变化的重任。必须采取务实合作的行动，才能实现全人类的和谐发展、世界各国的互利共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奠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多年来国际社会为履约付出了很大努力并取得一定实效，但目前的实际进展离我们期待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实践证明，全球性的合作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既要充分考虑各国的具体国情、发展阶段、历史责任、人均排放等因素，也要正视历史，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开展长期、广泛的对话和务实合作。国际社会应当依据《公约》和《议定书》的原则与规定，牢固树立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损害别人就是损害自己的理念，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共同建设地球这个美好家园。
2007年底形成的“巴厘路线图”将技术转让、减缓、适应和资金问题一起列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四大要素，强调了发达国家技术转让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时的重要性，表明了国际社会国际对技术协作重要性的认识。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在联合国框架内讨论未来的国际减排协议。这为“巴厘岛路线图”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最重要的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应认识到，“我们是在同一个战壕里”。
2008年7月，在昆明召开的“应对气候变化：中泰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研讨会”上，中泰两国政府官员、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表示，为应对气候变化，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促进区域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2009年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共有192个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会议，最终以离失败只有一步之遥的距离而落幕。其最核心的原因，是各个国家都只顾自己的利益，都在为自己未来经济发展空间做更多争取，而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做出更多牺牲去考虑全球整体利益。这种自私的战略思想最终导致这次哥本哈根成了全球的失望。
虽然哥本哈根没能达到全人类的共期，但是诚如奥巴马所说：不管有没有协议，我们都要行动。他的话也代表了大多数领导人的心声——气候环境问题，是全人类所共同面临的课题。“这条路不仅漫长，也十分艰辛。为了奔赴征程，我们剩余的时间已经不多。在这条征途上，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遇到挫折的时候毫不气馁，为取得任何一点进展——即使是零零星星的进展——而努力奋进。因此让我们现在就开始。因为如果我们既灵活变通又脚踏实地，如果我们坚持不懈地共同努力，就能实现共同的目标：一个比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安全、更清洁和更健康的世界；一个无愧于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