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国璋，字华甫，直隶河间人。少年贫困，屡试不第，弃文习武。1884年，他到大沽口投淮军当兵，次年进入天津武备学堂攻读步兵科，学习期间“屡考优等”，并于1888年考中秀才。这使得时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李鸿章都高兴地连声赞叹：“不得了，武校出文生矣。”
1889年，冯国璋因学习优良、踏实干练、口才亦佳而被留校任教。
1893年夏，经过一番活动，急于建功立业的冯国璋转到淮军名将聂士成的帐下充当幕僚。
1895年，冯国璋以军事随员身份随候补四品京堂裕庚出使日本。在日本期间，他结识军界福岛安正、青木宣纯等军人并留心考察军事，编辑成兵书数册。
1896年，冯国璋回国后，立即把其所编数册兵书献于聂士成。但行伍出身的聂士成，只知忠心报效国家和朝廷，思想却颇为守旧，不想在自己的军队中进行大胆改革的实验，所以对冯国璋所献书上所介绍的日本采用的西方兵制、战术等军事理论兴趣不大。但是，聂士成也并未守旧到狭隘的地步，他认为，不妨将兵书给别人试试，也算不埋没这个得力下属的一片心血，于是就把兵书转交给了正在编练新军的袁世凯。
这时的袁世凯，不是需要一个或几个谙习西洋兵志、操法的人才，而是需要一批这样的人才来主持新军的训练。因此，当聂士成把冯国璋编的兵书转到袁世凯的手中以后，他很快浏览了一遍。袁世凯对冯国璋不仅对日本采用西洋兵法的来龙去脉了解甚多，而且能下功夫研习日军的典章制度非常高兴，当下将冯国璋编的兵书称为“鸿宝”，并立即传见冯国璋，称誉冯“军界之学子无逾公者”。在征得冯国璋的同意后，袁世凯立即委任冯国璋为新建陆军督操营务处帮办，步兵学堂监督，让其主持编写兵法、操典、营制、饷章及各项图说。新军兵法操典多经其一手修订。
以小站练兵为纽带，袁世凯和上述骨干人物结合到了一起，这对袁氏集团的形成和袁氏以后在政坛上进行权力的角逐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袁世凯不可能料定自己的前程，更不可能确定他们将来有一天会成为自己的“臣下”。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袁世凯和这些人物在小站时期以练兵为机缘建立起来的联系，已经超越了一般的人际关系。他们在以后复杂艰险的时局变动中，在“北洋”的发达过程中同甘共苦，患难相依，相互信赖，情谊弥深。一旦时局发生动荡，有机可乘，他们就会拥袁进取，发挥集团班子的骨干作用。即使在与对手交争不利的情况下，他们也能以袁世凯为旗帜，紧紧抱成一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成了袁世凯集团班底中最核心的文臣与武将。
山东时期集团成员的扩大
做上了山东省长
袁世凯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他当然不甘心局限于小站一隅，只满足于做一介武夫。他之所以要掌握新建陆军，就是要像曾国藩、李鸿章那样，以军队为资本，出任封疆大吏，最终执掌国家的更高权力，以便鹏翔九霄，龙归大泽，施展自己更大的政治抱负。
这样的机会终于降临了，而且来得不早不晚，恰恰是袁世凯新建陆军筹建工作已经告一段落，袁氏军事集团框架刚刚搭成的情况下。
1899年夏，由于多年积累的中外矛盾、内部矛盾不可调解，义和团运动终于在山东爆发。由于时任山东巡抚毓贤没有能力处理好这个事件，结果，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境内迅速燃成了燎原之势，几乎每个村庄都建起了拳场。面对山东动荡的局势，袁世凯多次向荣禄、慈禧太后陈述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解决山东问题的意见。荣禄认为袁世凯有魄力，是一个解决棘手问题的能手，因此，他竭力保荐袁世凯任山东巡抚。于是，12月6日，清廷发布了派袁世凯接替毓贤，署理山东巡抚的上谕。12月26日，袁世凯率领其新建的军队到达济南，开始实现他发展自己的更大愿望。
袁世凯出任山东省长后，立即在山东起用了大批文武官员。这些官员对于扩大袁氏半私人性质的武装和官僚团体，相互调补，关系密切，迅速成为袁氏集团发展的新动力。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不久，就起用与笼络了大批官员，将这些人员补充进自己的团体力量之中。
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后，将不愿意投靠自己圈子的官员处理得毫不留情。短短一年内，就有18名府县官员被他弹劾，或贬或撤。在洗牌的同时，对于有用之才而又愿意投靠到他门下的官员，袁世凯是江河不拒细流，一概予以奖优。
据笔者统计，袁世凯在山东笼络的成员形形色色。主要人员名单有：
1.文职人员
张人骏，山东布政使，1900年授漕运总督，袁世凯接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张人骏回山东任巡抚。
尚其亨，三游河工督粮道。
胡廷干，1900年10月接张人骏，为山东布政使。
潘延祖，候补道，1900年10月，经袁世凯推荐，署理山东按察使。
吉灿升，前山东机器局总办，督粮道，曾署山东按察使；实职济东泰武临道，总办河务局务。
吴承恩，候补道，管理河工下段工程，后调省，不久病故。
何国褆，候补知府，管理河工上段工程。
徐世光，即补知府，河工提调。
吴煜，候补道，管理河工中游下段工程，接吴承恩缺。
荫昌，记名副都统，办理对德交涉。有事来山东办理，无事回北京。从严格意义上讲，荫昌不是袁氏集团的成员。但山东时期的经历，使得他成为袁氏集团最亲密的外围关系。
达斌，试用道，曾是袁世凯在督办军务处的同事，1901年4月，袁世凯让他接尚其亨为山东督粮道。
丁达意，以候补道统领镇武步队五营，袁世凯调他统领抽练河防各营。
洪用舟，东昌府知府，因剿拳运粮有绩效，袁世凯将他调省重用。
刘恩驻，补用知府，协办山东机器局。
杨晟，工部候补员外郎，调山东协办对德交涉，原同文馆德文学生。
马廷亮，分省补用道，同文馆德文学生，办对德交涉；后调直任畿辅学堂总办。
宋书升，翰林院庶吉士，在济南任教，袁特保。
孙葆田，翰林院庶吉士，袁特保。
虞昌诒，济南知府。
朱锺琪，山东试用道。唐绍仪调北洋后，接办山东省商务局。
山东时期，受袁世凯重用保奖的文职人员还有定成、何藩瀛、何澍、李恩祥、杨蓉元、李光华、刘思诚、徐丰、王鸿陆、王世仁、柳堂、向植、刘鼎至、管得泉、陆安清、李加寿、刘延璋、祝嗣隆、郑观光、张锡嘏、赵寿彭、李洪琨等。
袁世凯在山东巡抚任职一年零八个月，更换任用知县甚多，所用皆为自己的重要文职人员，主要有陈公亮，蓝山县知县，以讲究洋务被毓贤劾革，开复原官；余则达，代理郯城县知县，因曾随使出洋，被毓贤劾革，开复原官；胡建枢，阳谷县知县；豫咸，茌平县知县；庄洪烈，诸成县知县；李光华，东阿县知县；叶大可，兰山县知县；何业健，乐陵县知县；李于锴，蓬莱县知县；李兆兰，商河县知县；许叶珍，郓城县知县；郑德立，馆陶县知县；管德泉，调补山东郯城县知县；徐寿彭，调补山东单县知县；孙颍，候补知县、同知衔；何兰芬，候补知县、同知衔；陈毓菘，候补知县、同知衔。还有陈燕昌、江开泰、徐懋昭、景启、言敦源、沈祖宪、杨承泽等人。
2.武职人员
田恩来，兖州镇总兵；龙殿扬，曹州镇总兵；张大鹏，临清营副将；印格，寿张营游击；孟标，台庄营参将；吕奎，即墨营参将；王朝清，兖州右营守备；雷振乾，墨营守备；刘安邦，濮州营守备；王福官，曹州中军守备；宋寀庆，抚标守备；黄占元，曹州营游击；吴全发，登州营都司；于相平，抚标右营守备；周桂林，临清营都司。
以上为实缺各镇武职人员。
周鸿书、吴耀远（副将加总兵衔）、董德成（副将）、陈朝发（参将加副将衔）、张凤仪（参将）、邱道元、张居仁（参将）、刘福新（参将）、张明德、花凤魁（游击）、汪正和、王春高、张振基、马成功、孟继夏、王明（游击）、何其昌（守备）、顾相魁、李毓德、吴金喜、王春才、曲辅廷（都司）、邱镇荣、赵启清、邢得芳、郑彦仪、张向明、徐德富（都司）、郭成、吴志宏、刘振兴（副将加总兵衔）、朱康仁（参将）、陈贵安（都司）、马清林、刘福元（守备）、刘文德、王启荣、吴英杰、金大泰、朱维发、龚得九、张长清、丁得腾、张孝忠（补用守备）。
以上是无实缺的部分武职人员，其中可能有一些是服役于武卫右军先锋队之内，他们部分因参加河工而得保奖。
3.河工受奖文武人员
1901年夏，山东河工正吃紧之时，河堤决口180丈。袁世凯亲赴工地督工，使用武卫右军工程营的最新工具与炸药救急。事后，1901年9月28日，他保奖人员一批，其名单如下：
文职：李继纲（以道员分省补用）；蒋浚启、陆嘉谷（皆候补知州）；朱猛（以知府补用）；萧凤文、车保成、何澍（皆以知州补用）；秦鼎、汪寿熙、邹英麟（皆以知县补用）；丁达意（工程总办降调道员，继续总办工程）。
武职：吴志宏（总兵记名简放）、郭成（副将赏戴花翎）、朱康仁（副将，加总兵衔）、张勋（副将）、张士造、黑鸿甲、陈贵安（游击，加副将衔）、王得坪、聂汝清、卢永祥、束兆瑛（都司，加游击衔）、唐天喜、张永成、曹锟（补用都司）、李得顺、朱家余、朱长安、张在祥（补用守备，加都司衔）、裴家兴（千总，加守备衔）。
以上文武职人员，多是武卫右军与武卫右军先锋队现职人员，袁世凯对他们颇具厚望，故尽量给他们立功保奖的机会。
4.江南自强军的重要将领
袁世凯任山东巡抚的时候，扩充武卫军并不是他增加自己权力和为将来准备机会的唯一办法。他在这一时期中的军事妙计，还包括取得张之洞自强军的指挥权。
1901年六月初三，朝廷下谕：“江南自强一军，著刘坤一饬调前往山东，交袁世凯酌量分布督饬训练，务成劲旅。”
对于这一举动，张之洞颇感诧异与表示不满，他曾致电刘坤一，询问调动的原因。刘坤一也奏请朝廷对此提出异议，表示不同意把已训练渐有成效的自强军北调归袁世凯所有。袁世凯也装模作样地上奏要求取消此议，说什么自己“材与力均有不逮，与其贻误于日后，曷若直陈于事前”。但朝廷坚持未允，批其“毋庸固辞”。显然，尽管袁世凯提出异议，但如果事先没有得到他的认可，把这样精锐的部队调给他指挥是不太可信的。事实上，这件事必然早就由他撺掇好了。也可能他觉得他的地位已经足够巩固，因此敢于去踩长江流域那个强有力的总督的脚趾头。
江南自强军移交给袁世凯这件事表明，1901年秋，中国最优秀的三支军事部队中已有两支在袁世凯的控制之下。二者虽然都比较小，但是却可以成为一支大部队有价值的核心。
袁世凯在山东时期所接纳的这些成员与军事力量，为他不久在新政中迅速扩张私人集团的势力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因为这些人都由袁世凯个人招募而来，官禄的予夺实际上全由他的喜怒而定。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对朝廷的忠心很自然地就转移到了袁世凯的身上，一切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形成所谓“半私人性质”的团体。他们和袁世凯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理解成一般公务上的，而是在为朝廷做事的名义下带有严重的人身依附性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依附关系大都越来越深。后来，在袁世凯权力膨胀的过程中，他们大都青云直上，取得了高官厚禄。
袁氏督直期间对人才的延揽
优厚的条件是网罗人才的基础
以袁世凯为领袖的北洋集团，在数量上有一个逐渐扩充的过程，到辛亥革命前夕，这个派系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集团群体。
袁氏早年发展过程中，一个深负众望，能够为中央的慈禧太后、地方刘坤一、张之洞等疆吏大员所接受，又能在军界中说了算的，权倾朝野，名扬中外的地方集团领袖的地位对于他，也许是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但他逐步拥有权力，如执掌新建陆军和就任山东巡抚，并以此为资本不断扩大声望，却是越来越明显的事实。随着权力的增长，面临着权力的巩固，特别是袁世凯接替李鸿章就任北洋大臣与直隶总督之后，物色助手与幕客，抓紧延揽人才，扩大集团班子的建设，就成为他的首要之务。
当时，袁世凯广泛罗致人才，也具备了较为充分的条件。
首先，从他个人来说：
1.随着袁氏个人军事力量的不断增长与加强，特别是武卫军在庚子之役中溃败不能成军后，保卫镇抚京畿、护卫朝廷的任务已不可避免、自然而然地落到袁世凯掌握的军事力量上面，因为，这时清政府已经无兵可调，无军可用了。形势表明，袁世凯已经成为清室不得不倚重的干城与柱石。
2.袁世凯在小站和山东的抚外表现也赢得了列强的青睐与支持，这在当时对朝中任何一个想做大事的官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此时的清廷，已经成了一个洋人的朝廷，“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不就是慈禧太后金口玉牙道出来的圣旨吗？
3.经过小站练兵与山东巡抚期间的作为，袁世凯的能臣之名已经如日中天，渐渐为中外所瞻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