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手，左右开弓，左打右拉。利用北洋军的实力、列强与立宪派的支持、革命党的弱点及自己的资望，迫使革命党人同意让出政府，袁则同意宣布赞成共和，并逼清帝退位，南北双方达成协议。1912年1月3日，在梁士诒的“策划”下，驻俄公使陆征祥和其他驻外使节，根据袁的示意，纷纷电请清帝退位。26日，北洋军段祺瑞、姜桂题、张勋、何宗莲等48名将领联衔通电，要求清政府明降谕旨，宣示中外，定共和政体，以现在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同日，宗社党领袖良弼遇刺，不久身亡，其他反对共和的满族亲贵纷纷作鸟兽散。2月12日，清帝颁布逊位诏书，统治了关内268年的清王朝正式结束，袁世凯逼宫成功。
在上述措施完成后，2月13日，袁世凯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呈；2月15日，临时参议院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职；4月5日，参议院宣布迁都北京，至此袁世凯实现了他对各方政治力量的完全胜利，取南方革命政府与清王朝268年的天下为私有。又过两年，袁世凯在“二次革命”过程中，又挟雷霆万钧之势，一举瓦解了南方各省的反对力量，北洋势力从此由华北进入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由原来的直隶一隅最终遍及全国各地，袁氏集团终于达到了它发展的最高峰。
做人就像买股票一样，任何巅峰都是暂时的，它也许是下一个深渊的起点，因此，任何对巅峰的得意和眷恋都是极端危险的。
——佚名
谁也难逃周期律
功过留待后人评
乱世出英雄，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袁世凯的确赢得了掌声和地位，达到了个人事业的顶峰。曾经叱咤风云的袁世凯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渐渐远离我们而去，渐渐地被我们淡忘。但历史也许就在这渐渐被遗忘的时刻才越发显得生动、真实和引发人们的思考。今天，如果让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抛去旧有的观念，不以成败论英雄，重新评估袁氏及其集团成就的话，完全可以肯定地说，在清末几十年间，甚至民国最初几年间，袁氏集团的创业与经营还是十分成功的。
袁氏集团的业绩主要表现在如下八个方面：
1.它是中国现代陆军的最早奠基者；
2.它是中国现代军事学校的最早开办者；
3.它是中国现代警察的最早创办者；
4.它开创的北洋实业在我国工业现代化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5.它在天津开办了中国最早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地方自治；
6.它是清末立宪运动的积极推动者；
7.它顺应历史潮流，通过逼宫手段，结束了清王朝在中国长达268年的统治；
8.它在结束帝制、促使民国的诞生过程中实际上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按理说，任何一个团体不要说是完成上述八件大事，只要做成上述一两件事情，就已经足可以彪炳青史了，何况一连拥有八件乎？
可是，仅仅因为这个集团的领导人一时头脑发热，听信了无视时代潮流、不知大局的一些文人宵小的佞言，就复辟帝制，铸下了大错，这个几十年间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团体，在一夜之间就声名扫地、土崩瓦解了！
君不见，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仅仅因为举办洋务运动，创办了具有近代意义上的海军，开办了一系列的军事工业与民用企业，今天就已经被人们捧上了天。袁世凯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业绩均已经超越了前人，可就仅仅因为他的帝制之举而功劳尽杀。
每每回顾这段历史，都给人沉重而抑郁的感觉。不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在总结与重视袁世凯给我们留下的这份宝贵的历史经验的同时，更要总结与重视他给我们留下的惨痛教训；不仅要看其成，更要观其败；不仅要懂得水可载舟的道理，更要明白水还可覆舟的教训。
谁也难逃周期律
1945年，在延安的窑洞里，黄炎培同毛泽东谈话时重点谈到了一个问题。他说：
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总之，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人能跳出这个周期率。
那么，什么是历史周期律？
简言之，“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现象，就是历史循环的周期律，这成为历代王朝不可超越的历史铁律。
纵观历代政权或经营成功的团体，多则经营几百年，少则维持十几天，均未能逃脱覆灭惨败的命运。初兴后亡的“周期律”，几千年来一直困惑着历代统治者、管理者。没有一个统治者、管理者不想跳出这个周期律，也没有一个统治者与管理者能够跳出这个周期律。
从远处来看，秦、隋二朝的短命自不待言。就是强盛一时的春秋五霸中的吴、越二国；铁蹄遍及欧、亚二洲的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帝国，不也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最好注脚吗？
袁世凯与他经营的北洋集团，从1894年在天津小站练兵开始起家，经过短短不到20年的发展，就由一个小小的军事团体迅速膨胀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军事官僚集团。他的领导人袁世凯也水涨船高，入驻中南海，成为了中华民国终身大总统。可是，仅仅过了四年，这个集团就因为帝制问题而离心离德、土崩瓦解，最终也成了历史周期律最好的注脚。
袁世凯与他的北洋集团其亡也忽，其原因不外乎两条：
1.利益瓜分不均所致；
2.集团主要成员之间“只可同患难，不可同富贵”的狭隘意识作祟。问题的关键还是出在袁氏集团的团体文化劣根性上面。
事实表明，袁氏集团具有如下几项特质：
1.投机性
袁氏集团是一个相信实用主义，重视权力角逐，却没有一定政治主张或政治定见，由一群军人、官僚组成的利益集团。
在维新变法运动期间，作为该集团的核心领袖，袁世凯、徐世昌二人都先后参与了这场旨在挽救中国危亡、使中国走向富强道路的变法运动。但是，他们并不是真正赞成这个举动，其目的只在于博取时望，捞取资本。因此，在帝、后两党权力斗争阵线明朗、胜负之数已明的情况下，徐、袁立刻放弃了自己的维新主张，转而投入实力强大的后党阵营。
在清末官制改革中，虽然袁氏集团基本上是一个专制观念根深蒂固的私人团体，但一旦袁世凯看到实行君主立宪制对他的好处更大，可以虚君摄政，操纵更大的权力，便毫不犹豫地一反常态，“尚新更甚”，带领部下倾力进行。当时的官制改革方案，几乎是袁世凯及幕僚一手草订而成。尽管明知危险，明知可能会遭到慈禧太后的反对，但袁世凯依然冒进不已，后虽遭挫仍努力不已。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南方各省主张共和，袁世凯尽管已经就任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但为了攫取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的职位，又放弃了自己长期主张与坚持的君主立宪制，转而与南方议和，改行共和政体，从而达到他取得最高政权的目的与野心。
实际上，在袁世凯的内心深处，是根本不相信共和政体是可以解决中国问题的。可以设想，如果袁氏集团真有自己的政治主张或政治定见，那么，在辛亥革命中，如果袁世凯坚持君主立宪制，像在山东时期镇压义和团那样对待革命党人，则清政府当时大局是否能够糜烂、南北能否一定分裂、共和能否顺利诞生，可能都还是一个重新看待的问题。在民国创立、南北统一以后，如果袁世凯能够坚持自己宣誓实行的民主共和的政治主张或政治定见，后来中国的历史，也许就不会出现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的事情了。不仅如此，中华民族的自强历程，至少还可以缩短50年。这样看来，缺乏政治主张或政治定见，实在不仅是袁氏集团的不幸，也是中华民族在20世纪初叶关键年代丧失了一个极好的复兴时机的不幸。
2.趋利性
袁氏集团又是一个以个人利害关系相维系的旨在猎取权力与利益的军人官僚团伙。个人的实际利益得失、官位利禄的追求是他们关心的第一目标；为了满足个人利益，他们可以采取一切不正常的手段，其行为并不受任何社会道德和秩序文化的约束。
袁氏集团集中国传统政治负面文化之大成。他们在早年的社会化过程中，确定了趋附清王朝统治者来求取高官厚禄的行为准则。在他们趋附袁世凯形成了利益集团后，其集团内部上下之间完全是个人私心和野心的结合，是个人利益的实现与私欲的满足，被他们把持的各种军事、民政机构成为他们联合起来进行谋私、牟利的场所。集团的首领把自己控制的军政机构交给忠实于自己的下属看管。下属官员则屈从上司的旨意运用权力，不断聚敛财物孝敬首领，政治上也以自己首领的旨意唯马首是瞻。袁世凯推荐杨士骧接任直隶总督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当初，袁世凯在直督任上，因为用直隶的行政费用作为贿赂中央要员的经费，所以，当慈禧太后调他入京担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时，他因办公经费亏空太大，一时无法交卸弥补。如果继任者把此漏洞上报中央，则会东窗事发，引发袁世凯仕途上新的危机。一番绞尽脑汁、苦思冥想后，袁世凯向慈禧太后上书，建议让自己派系成员杨士骧接替他的直隶总督位置，果然，杨士骧到任，不久即偿清了袁世凯的所有亏空，自后羡余，就全入了他的私囊。
进入民国后，由于这一集团进入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袁世凯和北洋集团的政治野心更加膨胀，其政治行为越发不受限制。为了谋取个人和集团利益，入民国以后他们的种种行为，诸如金钱政治、暗杀异己、摧残党人、违背约法、背叛民国，以及伪造民意、帝制自为、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等都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民国后，袁氏集团发生了严重的蜕变，由于这一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以谋取个人利益的利害关系相维系，一旦共同追逐的利益目标不复存在，或者主要成员的利益得不到满足，或者集团内部在重大利益上瓜分不均时，该集团内部的分裂和瓦解也就在所难免了。到了没有更多爵禄可给之时，袁氏集团内部的矛盾和积怨即难以调和。袁世凯最后祭起称帝这件宝器，是不是也是到了没有办法的办法的时候了呢？这也正应了“以势利交者，终以势利而败”这句千古不易之理。
3.私人性
袁氏集团的成员大都视袁世凯为他们的“衣食父母”，以对袁世凯的服从、效忠、报恩为其做人准则，至于国家与政府的政治准则，在他们的眼中，几乎是一钱不值。除袁世凯外，无人能够维系这个集团的团结与权威。
吴虬在《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一书中的看法一针见血，他说：
北洋军人，多系卵翼于袁世凯，才质驽下者居多，对上只知服从，不敢有所主张，盖北人对长官之忠，非发于公的意识，全基于私的情感，服从之外，更有“报恩”的观念，牢不可破。只要是“恩上”，或是“恩宪”，无论是否“乱命”，必须服从，意谓不如此则为“忘恩”，受同人道德责备，此北洋军人之共同心理。
由于袁世凯的提拔和重用，北洋军人官僚集团的成员们才有了高官厚禄、锦衣玉食。因此，他们视袁世凯为恩师与主人，畏威怀德，把个人的前程寄托给他，亦把个人的忠心和才干奉献给这位“恩上”。北洋官僚集团的成员多年受袁世凯的赏识、提拔和保荐，大有“士为知己者所用”的精神，竭尽其才能为他效力，以回报袁世凯的“知遇之恩”。他们之中的旧派官僚自不必说，就连留学日本，受过近代新式资产阶级文化教育的杨度，其政治理想亦是：欲以悬河之口及纵横之术物色一个有魄力、有地位、有帝王思想的主子，地位要与曾国藩相若，胆子比曾要大，然后帮他取天下，而自为开国元勋。其理想精髓依然是传统的“效命于明君”的思想。袁世凯正是通过对这些追随者施与恩惠和利益，建立起各层次的依附和效忠于他的私人关系网络，使北洋集团成为他在清末民初政争中的有力工具。
4.拜力性
迷信实力是袁氏集团的一个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