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最后请求：袁世凯两次戡乱，皆身在行武，操纵合宜，其功甚伟。本应优加奖擢，以酬劳绩。现在奉命出使属邦，尤其需要提高其地位和威望，使他稍有威风，作为坐镇（朝鲜）的凭借。
根据李鸿章的意见，30日，清廷下旨：袁世凯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即可出使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
此时的袁世凯，年龄不过26岁，从军不过才四年多，即由布衣一跃而为三品的候补道，职衔直追入宦已23年的乃叔袁保龄（当时袁保龄为二品直隶候补道），可谓官场上的一个奇迹。这其中的原因，固然与袁世凯在朝鲜壬午、甲申两次事变中的出色表现有关，更与李鸿章对他的爱重与力荐分不开。没有袁世凯在朝鲜短短几年内表现出来的良好业绩与杰出才华，不会得到李鸿章的如此重视；而没有李鸿章的重用和力荐，袁世凯也不可能越次擢升。
回过头来看，当初袁世凯选择从军，而不是投奔李鸿章幕府的决定，无疑是一个极其明智的抉择。其一，两次乡试落榜后，他已非常明白自己的兴趣与长处不在读书科举，出路唯有事功一途，故于从军后即不再动摇，主动放弃了壬午年的大考机会，随庆军东渡朝鲜。其二，袁世凯虽有荐书，但无科举功名，在李鸿章人才济济的幕府中很难得到重视，而且书牍文案非其所长，靠做秘书出头几乎没有可能。其三，李鸿章位望虽高，但与袁素不相识；吴长庆局面虽小，却能更重故人情谊，而且吴幕人才相对较少，更易让新人崭露头角。其四，如投奔李鸿章，必依附已在李鸿章幕府的堂叔袁保龄，为避嫌疑，乃叔必会时时管束，事事小心，难得让自己有放手表现的机会，况且，循劳绩和年资升迁，远不如军功快速。北洋衙门大，虽可聊慰一时虚荣之心，但从长远来看却无裨益于实际；“宁为鸡首，不为牛后”，吴处机会多，自然投吴。于此，袁世凯的枭雄一面已经显露出冰山一角。
平心而论，以袁世凯的志向、性格、办事处世的能力而言，他无疑具有领袖人物的潜质，所缺乏的只是施展才干的机会而已。无论局面大小，只要给予机会，他都能做得很好。朝鲜的变乱所带来的机会，若无吴长庆的器重使其得以施展，袁世凯是不可能以才干见知于李鸿章，终得清廷大用的。古人云：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所以，投靠什么人，走哪条路，在人生事业的抉择上是至关重要的。古人又云：人生贵早立志。早立志，早奋斗，早成功。袁世凯立志走事功之路，又择人得当，其成功实在不是偶然的。他后来之所以能够驰骋于清末民初中国政治大舞台，最初的机缘可以说就发端于此次做出的正确之选择。
袁世凯在朝鲜纵横捭阖12年，在军事、外交上占尽风头。袁世凯除监控朝鲜王室、政府外，还通过操纵其在朝政府内的强大人脉关系，百般阻挠列强们渗透、控制朝鲜的图谋，因此深为列强们尤其是日、俄等列强所忌恨。后来他与日本的长期不和，根源就在于此时他在朝鲜展露出来的才华遭到了日本朝野的忌恨。伊藤博文甚至挑唆李鸿章杀掉袁世凯，以除去这个日本未来潜在的对手。
袁世凯在朝鲜不仅是清廷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而且是出色的执行者。在他代表清政府主政朝鲜外交的最后几年，他穷竭智计、权谋、手段捍卫清政府在朝鲜的利权。他虽然有胆有识，可惜因为手中无兵可恃，不能像最初出使朝鲜时那样得心应手，眼睁睁看着朝鲜在日本等国的策动下，日益表现出自主离心的倾向。他深知，没有军事实力做后盾，劝说与恫吓只是一时奏效之策。在军事之外唯一能迫使朝鲜王室就范的办法就是金钱的收买，可惜，清廷此时财力也捉襟见肘，根本拿不出援助朝鲜政府的基金。袁世凯最终还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袁世凯自投笔焚诗，立志从戎起，其所作所为与汉代的班超出使西域颇有类似之处。
很可能，班超就是袁世凯在朝鲜时期效仿的偶像。
班超投笔从戎，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胆略，凭三十六骑在西域纵横捭阖长达30余年，为大汉王朝联合西域诸国、大败匈奴立下了汗马功劳，使大汉声威普被西极。最终，他拜将封侯，荣归故里，成为古今传诵的英雄。袁世凯选择从军，未曾不受此影响和激励。最初他出使朝鲜的目标，很可能就想做出和班超一样的功绩，达到拜将封侯的目的。他若生于国家强盛之时，也未必不能成为立功异域的一个英雄而彪炳青史。但他所处的时代，却是大清帝国风雨飘摇的暮年时期；他所面对的敌手，也不再是匈奴、突厥一类的落后民族，而是制度比中国先进、国力比中国强盛且拥有精良武器装备的诸多列强。班超所以成功，在于其身后有一个实力强大的帝国作为他的后盾，拥有可以让他充分发挥才能的空间。而袁世凯却没有班超那么幸运，他所拥有的资源只是大清帝国在朝鲜的余威和自己由壬午、甲申两次事变中树立起来的威望而已。由于瘸着军事这一条腿，仅靠外交手段实现控制属国的使命，较之班超当年无疑要困难得多。在东邻日本的长期觊觎下，袁世凯在朝鲜的外交任务结局之不妙也就可想而知。
1894年，朝鲜发生了东学党起义，袁世凯主张早遏乱萌，防止日本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建议李鸿章早做准备，力争居主动地位，派遣大军入朝以应付不虞之变。可惜，清政府和李鸿章不准备、更不愿意与日本发生争执，而是寄希望于列强的外交调解，不听袁世凯忠言，错失了大好良机。后来，清政府虽然应朝政府的邀请出兵朝鲜，但面对蓄谋已久、军机已先占一着的日军，后发之策已经不能再起到积极的实际作用。最后，甲午战争惨败，中国不仅失去了藩属国朝鲜，更伤心的是还要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对于这种结果，李鸿章作为统帅自应为战争的失败负全部责任，淮军主将卫汝贵、叶志超、龚照屿等人对于败战朝鲜、辽东和旅顺失守负有主要责任，受到惩处也是理所当然。然而，作为身处一线的袁世凯，在清政府追究导致这场战争失败的责任人时却能逍遥法外，究其原因，是因为袁世凯没有错处；清廷不久之所以又重用他，则是因为他能力出众。
言必信，行必果
早在庆军期间，袁世凯就做了一件敢于捋大帅吴长庆虎须的事情。
当时，吴长庆身边有一个厨师，烹调技术很高，因擅做一手好菜而为吴长庆欣赏，特别喜欢他。一天午餐的时候，却迟迟不见他将饭菜端上来。吴长庆让袁世凯前去催问。袁世凯在军中，纪律严明。厨师进膳迟延，等于违抗了军令。袁世凯接令后携手枪来到厨房，然而不见厨师的踪影，找到地下室，一眼看到厨师正在吞云吐雾地吸食鸦片，袁世凯大怒，二话没说，拔出手枪就击毙了他。吴长庆闻听，十分懊丧，知道自己从此口福不在。他责备袁世凯轻杀。袁世凯回答说：“吸食鸦片者斩，不是大帅亲手制定的军令吗？我恪守军令，不能算作轻杀。”吴长庆说：“厨师不是军人，初犯可免其一死。”袁世凯坚持己见，说：“军中名册中有厨师的名字，怎么能说他不是军人？如因厨师初犯免死，则其他犯者皆以此为借口说他们也是初犯而要求宽宥，此项军令还行不行？”吴长庆见此，也无可奈何。因为，军中无戏言，袁世凯所作所为毕竟占着理，符合古代名将治军的道理。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军队中的纪律岂可马虎？袁世凯枪毙吸食鸦片的厨师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庆军。大家都知道袁世凯纪律严明，不留私情，连吴长庆都敢得罪。在这件事情上，袁世凯是得到了加分的。以此为起点，在以后治军从政的岁月里，袁世凯都始终恪守此道，以严治军治吏，这也是他能够最终做成大事的一件重要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