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罗小曼和凌若晗发现了“货币幻觉”之后，确实预感到通货膨胀的存在，一些生活用品价格明显上涨，消费压力明显增加。发改委也适时上调了汽油的价格，这下出租车的价格也跟着上涨了，打车比以前更贵了。这天凌若晗在京城图书馆查完资料后接到电话，要去京师大学堂听一个讲座，时间很紧，偏偏老天还不帮忙，下着不大不小的雨，坐公交车去肯定是来不及了，只能打车去了。
凌若晗运气不错，在出租等候点很快就打到了车，可上车一看，后面还有很多人在等着打车。凌若晗灵机一动，干吗不拼车去呢，既能省钱还方便了别人，征得司机同意后，凌若晗向等候的人群问了一句，很快，两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就过来一起拼车了，结果最后60元钱车费，每人只需20元，省了40元钱的凌若晗像个孩子一样，晚上回去时笑容还挂在嘴上，在和罗小曼卖了一阵乖之后，还是把她的得意之作告诉了罗小曼。
听了她的故事之后，罗小曼笑着说：“是该夸夸你了，确实变精明了。拼一次车，既省了钱，还作了不少贡献。”
凌若晗不解地问：“省钱那是事实，但作贡献从何说起？”
罗小曼说：因为你这次消费不仅是一次普通的消费，还带来了其他许多的额外的效用，在经济学上叫‘消费的外部效应性’。你这次拼车消费，除了自己节省了费用，至少还有几个方面的效用。
首先，你节省了资源。几个人共用一辆车，燃烧的汽油肯定比每人用一辆车要少，这就节省了汽油资源。另外，你们几个人拼一辆车而不是每个人打一辆车，也节省了道路资源，让道路变得更畅通，这也是一个贡献。
其次，你间接中保护了环境，少用车必然要少排放尾气。你的无意之举或者说为了自己节省却为环保作了贡献。
凌若晗笑着说：“想不到为自己省钱的行为还有这么多贡献，看来以后要多拼车了。对了，不会都是好的方面吧，有没有不好的方面呢？”
罗小曼说：当然有了，哪有只有好没有坏的绝对好事啊。你想啊，如果大家都拼车，每辆车都是满载，那不就不需要那么多出租车了吗，这样将会是什么结果呢？这个最终肯定要让很多‘的哥’下岗失业的，这就是坏的效应，也叫做‘消费的负外部效应性’。
其实我们在生活中的很多消费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正的或者负的外部效用性。例如，我们养花，不仅美化了自己，同时也净化了周围的空气；某人掏钱接种肝炎疫苗，不仅保护了自己，还防止了肝炎的传染；过年放烟花，不仅自己能观赏，周围的邻居也可以免费观赏，这些都是消费带来的正的外部效应性。而像一个人抽烟，让周围的人吸二手烟；一个人为了便宜，使用一次性塑料快餐盒后造成白色污染；私家车方便了个人却造成尾气的排放等都是消费的负外部效应性。
凌若晗说：“这样不就有很多不公平吗，有的消费好了别人，有的消费却坏了别人，没有办法让这些消费行为之间公平点吗？”
罗小曼说：“要说每件事都公平是不可能的，但政府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即对消费的正的外部效应性给予奖励或补贴。例如，接种疫苗，就可以不要成本价格，实际上就是一种补贴措施。对于消费的负外部效应性，则采取罚款或征税的办法，像香烟和汽车消费就征收比较高的附加税。”
凌若晗说：“这还差不多，好事就该奖励，坏事当然要罚。”
针对一个简单的事例讲出这些道理来，似乎有牵强造作之嫌，但生活中的事情就是这样，只不过思考的人少了。这里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就像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一样，这本身是不需要我们刻意去做什么的。但我们知道了这个简单的道理之后，对我们的生活是没有坏处的。我们简单的日常消费产生的不仅仅是经济的正外部效应性，有时还有负外部效应性，正的效应性我们可以不在乎，也可以不奢求回报，但负的外部效应性却是我们应该避免的。负的外部效应性会增加社会的负担，如果社会体制健全，这部分负担就会变成成本转嫁到我们自身头上来。如果不希望看到这一事情的发生，那么就有必要多花些时间，了解一下哪些行为可能会产生消费的负外部效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