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 子 出 生
一
生育当然不是婚姻的全部目的，但却是婚姻不可以迴避的主题之一。即使那些决定不生育的婚姻的双方，也依然以另一个角度遭遇了这个主题。
我的婚姻简单明了得像一张账单，各项必须的数字累积到相应的程度，便成为事实。
三十岁以前，我先是在农场插了八年队，接着在县级机关做了五年临时工，写各类报告、总结、新闻报道稿。这期间，有过娶妻的念头，也有过女孩愿意嫁给我。但我母亲教诫我，你还没有自立能力，不要害己害人。我从来对母亲的话奉若圣旨，接受这教诫对我并不困难，我也一直认为婚姻是一种责任，如果承担不起，就不该冒失。1976年，我得到一个国营职工自然减员顶替指标，成为正式国营工，有了铁饭碗。这是我所在单位许多善良人共同力争的结果。他们说，我们第一步是帮你得到工作，第二步，便是帮你成家。
后来成为我妻子的那个人很快就出现在我面前。第一次见面，她问我：为什么看上她。我回答：大家都说你好。我当然也觉得她好：朴实、安静、柔弱，比我小五六岁，以及相似的家境和经历——她所在的中学“文革”中从省城迁到农村，两年后她被从学校文艺宣传队召进县文工团，生活的艰难她应该不会陌生。
随后的一年多时间，我们都在攒钱。双方的家都无力帮助我们。那时候，我每月工资35元，留下15元吃饭，其余全部存起来。为此我不得不结束十年的吸烟史——想起戒烟之初的痛苦，我至今心有余悸。因为抽的都是极低劣的烟草，烟瘾也就尤其强烈。
1978年元旦前夕，两个单身男女的行李搬到了一起。同事帮忙找乡下木匠打了一张双人床，一张写字台和一个小衣柜，油漆是我按照一本参考书的的技术程序自己解决的。另外托人在上海给我妻子买了一件当时风行的丝棉袄，给我自己买了一件化纤面料因而很顶括的中山装——这件中山装几年后遭到一位上海名作家的嘲笑，我那几百元存款也便告罄。为了节省结婚的费用，也为了省去许多我无法适应的麻烦，我们对单位说我们回省城的老家去举行婚礼，到了省城，我们又对邻居说我们已经在县里结婚了，散了一些糖果，就算大功告成。
我们就这样成了家。也许草率了些，但我们对共同的生活却怀了不比任何人少的憧憬。这憧憬包括：要把我们也许微不足道的生命延续下去，要有孩子。
我对妻子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一句话：住所是寒呛的，但心是伟大的。
二
我们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婚后的生活。
很幸运的是我们一成家就有了自己的住房。是从原先住单身职工的宿舍隔出的两个半间，除此之外还有一小间堆杂物的小披厦。堆的都是单位基建剩下的线材。我用了好几天时间把它们码放整齐（成捆的线材很沉重，平时我一个人绝对搬不动），空出的地方便作了厨房兼餐室。
住房在一条乡间小河的岸边，河的这一段较为宽且深。岸壁是葳蕤的水草，时有虫鸣和鸟雀的啾啁。旧房子有地板。我们把地板连同门、窗刷洗得木纹毕现。镇上没有煤球店。为了备足燃料，我头天买了一卡车煤粉，第二天从早上五点开始，去河边挖了上十板车黄土，然后同煤粉调和，做成煤饼。是大夏天，我穿着裤衩，在烈日里整整曝晒了一天。到傍晚，煤饼摊满了整整一个篮球场。三年后，当我们全家迁离小镇，那些煤饼还没有烧完。我们的家在我所在单位的院子里，妻子上下班则要走很远的一段路。炊事自然由我的来担当。生炉子、买菜、洗菜、做饭、洗涮，我包下了全部作业。尽可能增加她的休息时间。除了爱惜，我得承认，我的勤勉里还包含着一种期待：妻子将要怀孕。
起先，我们双方都对此怀了十足的信心。我们都十足的健康，热爱并且渴望生命。然而，半年过去，妻子却毫无动静。周围好心的人们开始投过来关切的目光。年长的人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们要加班加点啊。”
我们开始认真起来。每到妻子例假将近的日子，我们便格外紧张。一声“来了”，我的心便“咯噔”一响，仿佛落下深谷。我们由此开始了严峻的探讨：为什么？
这问题像梦魇一样纠缠住了我们。妻子甚至有些疑神疑鬼了：是不是我们的婚事办得太潦草了？有一次早上起床前，我们半躺在床头，妻子忽然发现被面是两块料子拼接起来而不是整幅的，轻轻碰碰我，问：这是不是不好？我们于是立刻行动，更换了那床被面。到了婚后第九个月，我们开始怀疑自己的生育能力。我在插队时感染过血吸虫病。当时有一篇著名的《三字经》：“血吸虫，害人精，男不长，女不生……”而今听来像是咒语。但县里的医生肯定地说，我所受的感染绝没有严重到影响生育的程度。我于是陪妻子到省城去作妇科检查。检查的结果依旧同县医院无异。医生出主意说，等即将来临的例假干净后作一次子宫清理，也许便于受精卵着床。
“例假”却迟迟不至。我们提心吊胆地煎熬了又一个月，“例假”仍然没有来，而妻子却越来越频繁地恶心，呕吐有时甚至晕厥。
有一天上班时间接到妻子同事打来的电话，让我立刻到县医院去。我妻子上班时突然昏倒，已经被送到医院。
医院的结论很简单明确：是严重的妊娠反应。
我用自行车极小心地载妻子回家。那天中午她很踏实地早早睡了，脸色苍白，显得疲惫，但嘴角含着有些娇气的宽心的笑。
我没有午睡。静静地坐在离她不远的窗口。窗外，灿烂的阳光照耀着蜿蜒流向远处的河。河水、河两岸的草和树，都闪闪发亮。
我在心里反反复复地说：我要做父亲了。
三
同我一样，妻子家境不好，吃着苦长大。14岁，正是发育的时候，学校迁到农村，在大食堂里吃很粗糙的学生伙食。妻子的身体因此很弱。怀孕几乎成为一种对她的摧残。妊娠后期，终于发生医生曾经预料过的妊娠中毒症。县里的医生们会诊后说，只有到省城大医院去，或可保住母或子。我和妻子单位的头都催我们：快去省城，放心，不扣工资。
到省城的当天妻子就住进了医院。她脸上毫无血色，布满了黑斑，嘴唇发乌，眼睛因恐慌而失神。她整天都紧紧拉住我的手，欲哭无泪。
在我已经经历过的无数艰难困苦的日子，我从没有祈求过命运或别的什么不可知的力量，我只相信自己。但现在我却变得软弱，我在心里反反复复说：“我们都是好人，我们从来没有伤害过谁，也永远不会伤害谁，愿老天保佑我们！”表面上，我尽力挤出笑容，对妻子说：“没有事的。以镇上老人的经验，怀孕时苦吃得大，是生儿子的征兆。”
我们婚后偶尔谈论过生男生女一类的问题。在小镇的环境中，妻子自然渴望生一个男孩。这是我能觉察出来的。我于是说我愿你生一个女儿，女孩乖，比男孩听话，是妈妈的小棉袄，将来我成了岳父也有人给我送点茶叶之类。我说得很认真，表决心似的。这样，妻子就不必有任何心理负担。但我心里，却喜欢一个男孩。从小学到初中毕业，我最好的朋友几乎全都是班上最调皮捣蛋的男孩。
妻子病房的主治大夫姓关，是一位高大的北方女人，有一张男人般的轮廓分明的脸，显得决断而有力，令人信任。她对我们两个可怜巴巴的乡下人说：“没事的，过几天就好了，这情况我见多了，算不了什么。”
这是福音。
几天之后，妻子的血压果然逐渐回落。关大夫让我扶她起来做一些小小散步，以减少分娩时的困难。
分娩的那天来得很突然。
当时我正在省城的家里做午饭，妻子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她是从医院里步行来的，有几十分钟的路程。在这几十分钟的时间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她说她在病床上忽然觉得腹部有些不适，一下没看到我，就找来了，她问我该怎么办。
我的头“轰”地一响。感到不适，应该在医院里找护士、找医生，怎么先来找我呢。我正愣怔着，妻子又说：“我怕是要生了，我怕你不在我身边。”
那个中午，我们身边除了我们自己再没有别人。我完全手足无措，说：“你快回医院，我就来。”
妻子转身走了。我忙忙乱乱地把锅子从火炉上端下来，用一大瓢水把炉火扑灭，随即就向医院冲去。事后我才知道，妻子从医院回家的路上，羊水已经破了。
中午，医院静静的。我冲进护士值班室，值班的人告诉我，你老婆已经进了产房。我冲向产房，在门口被人堵住，那人说，你老婆刚刚在这里作了检查，转到手术室去了。
手术室在楼上。我去揿电梯，电梯没有立即打开。我便扑向楼梯，飞奔而上。
在楼梯的半腰，我听到一声空谷长啸。
从此我们这个卑微的家多了一份强劲有力的明亮，多了一份生机勃勃的希望。而这个熙攘纷扰的世界上，多了一份无可阻挡的律动！
妻子是剖腹产。关大夫做的手术。她事后让我在手术单上签字的时候，说：“对不起，是我给你做的主。你妻子血压太高，自然分娩是危险的。”
我们全家终生都感激这位敢作敢为的关大夫。
手术后的妻子昏昏沉沉地睡着，我把她从担架床上托起，轻轻地放到产妇的床上。她原本笨重的身体变得轻盈，我毫不费力地就托起了她。她很虚弱，又很强大。她完成了一个壮举。因为这个壮举，世界人口的统计数字需要更改，一个平面的家庭变成了立体的家庭。她疲惫然而宁静。这宁静是因为巨大的满足。
我一直守在她床边。醒来的时候，妻子说：“是个男孩。”我说，“我晓得，医生告诉我了。你安心睡吧。”妻子又说：“我没看清他的样子。”我们当时是那样强烈地想要见到儿子。但是医生不让。儿子在婴儿室接受看护。
三天后，护士把我们的儿子抱来了。儿子竟是那样老成，头发又黑又长又浓，一点不像才出生三天的婴儿。儿子睁大眼睛，平静地看着我们，看着这世界，像一个君王一样坦然，一副万物皆备于我的神态。
我把儿子放在妻子的枕边，轻轻地说：
“儿子，你要记住。”
我的两只手臂垫在儿子的身体下面，就那样睡着了。四天来，我是第一次沉沉地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