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边走边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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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定力

日前接到一位外省作家朋友的电话,一个经济发达的城市要打造文化大都,点名诚请一批文化名流去做居民,给高薪,给重奖,给市中心的大房子,包括解决老婆孩子的工作安排和就学。这位朋友是被诚请的对象之一,想听听我的意见。我自然是一迭声的祝贺。朋友说,我是认真的,你别酸了,说心里话。

我何尝又不是认真的。但真要说心里话,还的确不是那么简单一串祝贺就可以了事的。朋友所在的省份属于老区,有这么个机会连窝端去一个世界著名的现代都市,待遇还那么之高,真是一人得道全家升天,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但细想,却又不尽然。朋友的出名盖因为其潜心为之的乡土小说,一旦挪窝会如何?或许依凭已有的积累继续写乡土小说;或许开辟新的生活领域写都市小说;或许啥也不写安心当大城市名人,最多是面子上有点不好看,还能把你大一家子赶回去?

但这样的回答,显然对朋友不够真诚不够负责。

怎样提升一个城市的文化素质?物质条件与文化生长是不是一定成正比?人为的聚集与自然的聚集是否是一回事?这种人为聚集的意义在文化还在政绩?是不是只要有钱一切就可以速成?当初如果有钱诚请了托尔斯泰来中国定居是不是中国就会多了一部《红楼梦》?倘也建一个“皇马”那样的俱乐部是不是中国足球立马就世界第一?在市场经济的生态中,人才流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是不是适于所有人才?等等,皆是高深的经国大计,是这类事的组织者操心的事,普通一个文人即使为肉食者谋,又能说出什么子丑寅卯?作为一个被信任的同行,我该操心的只是朋友的选择可能给他的写作带去的影响。

当然,挪了窝是不是就一定写不出大作,不挪窝是不是就一定能写出大作,没发生的事谁也说不准。眼下可以确认的只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美国作家福克纳一辈子都不愿离开他那个“邮票大”的乡镇,偶有一次人家把他请到好莱坞改写电影剧本,他呆了没几天竟悄悄溜回了老家。却倒是这位阿乡哥后来获了无数中国作家望眼欲穿、垂涎三尺的诺贝尔文学奖。可让他出国领奖,他更是一百个不情愿,说是那“地方太远了。我是这儿的一个农民,我走不开”。后来架不住官方、社会和老婆以及姑奶奶的再三奉劝,为了“十七岁的女儿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见见世面”,才好歹出了远门,却差点弄丢了瑞典国王发给他的金质奖章。

记得在大学念苏俄文学史,说苏俄作家最恐惧的惩罚的不是坐牢、流放,是驱逐出境。前几年我所在的省有位领导鉴于省中文坛无人,老也拿不到中宣部的奖,很着急,责成省里的有关部门出高待遇诚请西北的名家来省落户。惜无果而终。江南好,那是江南人的自我感觉,西北人未必就不觉得西北好。有一年中国作协组团访问台湾,我忝列其中,有幸与陕西作家陈忠实同行,见他喝的酒和抽的雪茄都是从家乡带出的陕西产品,别地的产品说得再天花乱坠他碰也不碰。我简单的脑子冒出的唯一想法就是,难怪他写出了《白鹿原》!

小时候在课本上读过《晏子使楚》,说:“桔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民间的老古话也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于我这位朋友这样的作家,水土会不会是个问题呢?也许我的关于作家与乡土关系的认识并不正确,我的思维方式总是偏于保守和经验主义,大不合急功近利的时尚潮流,且如此专业的理论问题也非我的能力所能讨论。只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要么是文化大师,要么是像我这样不成器的俗物,在哪都无所谓,大师永远会是大师,俗物终归还是俗物。但那位朋友论才情和成就都非庸常之辈,宜不宜迁徙,怕还真得翻翻老皇历,掂量掂量呢。

临了又想起一个故事:苏东坡做了一首诗偈,说是“八风吹不动”,叫书童从江北送给江南的佛印。佛印批了“放屁”二字让书童携回。苏东坡火了,立即过江责问佛印。佛印大笑:不是“八风吹不动”吗,怎么一屁就打过了江?佛教所谓“八风”者,利、衰、毁、誉、称、讥、苦、乐。一般人逢此八风,大多不能自己,但非凡的人则处之泰然,如风过疏竹而竹不留声。

这叫定力。

地方官员动用政府财力为文化名人提升生活和工作质量,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容挑剔。我只是以为,自古大凡成就大事的人多少总有比常人强的定力,我愿那朋友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