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接到一位外省作家朋友的电话，一个经济发达的城市要打造文化大都，点名诚请一批文化名流去做居民，给高薪，给重奖，给市中心的大房子，包括解决老婆孩子的工作安排和就学。这位朋友是被诚请的对象之一，想听听我的意见。我自然是一迭声的祝贺。朋友说，我是认真的，你别酸了，说心里话。
我何尝又不是认真的。但真要说心里话，还的确不是那么简单一串祝贺就可以了事的。朋友所在的省份属于老区，有这么个机会连窝端去一个世界著名的现代都市，待遇还那么之高，真是一人得道全家升天，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但细想，却又不尽然。朋友的出名盖因为其潜心为之的乡土小说，一旦挪窝会如何？或许依凭已有的积累继续写乡土小说；或许开辟新的生活领域写都市小说；或许啥也不写安心当大城市名人，最多是面子上有点不好看，还能把你大一家子赶回去？
但这样的回答，显然对朋友不够真诚不够负责。
怎样提升一个城市的文化素质？物质条件与文化生长是不是一定成正比？人为的聚集与自然的聚集是否是一回事？这种人为聚集的意义在文化还在政绩？是不是只要有钱一切就可以速成？当初如果有钱诚请了托尔斯泰来中国定居是不是中国就会多了一部《红楼梦》？倘也建一个“皇马”那样的俱乐部是不是中国足球立马就世界第一？在市场经济的生态中，人才流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是不是适于所有人才？等等，皆是高深的经国大计，是这类事的组织者操心的事，普通一个文人即使为肉食者谋，又能说出什么子丑寅卯？作为一个被信任的同行，我该操心的只是朋友的选择可能给他的写作带去的影响。
当然，挪了窝是不是就一定写不出大作，不挪窝是不是就一定能写出大作，没发生的事谁也说不准。眼下可以确认的只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美国作家福克纳一辈子都不愿离开他那个“邮票大”的乡镇，偶有一次人家把他请到好莱坞改写电影剧本，他呆了没几天竟悄悄溜回了老家。却倒是这位阿乡哥后来获了无数中国作家望眼欲穿、垂涎三尺的诺贝尔文学奖。可让他出国领奖，他更是一百个不情愿，说是那“地方太远了。我是这儿的一个农民，我走不开”。后来架不住官方、社会和老婆以及姑奶奶的再三奉劝，为了“十七岁的女儿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见见世面”，才好歹出了远门，却差点弄丢了瑞典国王发给他的金质奖章。
记得在大学念苏俄文学史，说苏俄作家最恐惧的惩罚的不是坐牢、流放，是驱逐出境。前几年我所在的省有位领导鉴于省中文坛无人，老也拿不到中宣部的奖，很着急，责成省里的有关部门出高待遇诚请西北的名家来省落户。惜无果而终。江南好，那是江南人的自我感觉，西北人未必就不觉得西北好。有一年中国作协组团访问台湾，我忝列其中，有幸与陕西作家陈忠实同行，见他喝的酒和抽的雪茄都是从家乡带出的陕西产品，别地的产品说得再天花乱坠他碰也不碰。我简单的脑子冒出的唯一想法就是，难怪他写出了《白鹿原》！
小时候在课本上读过《晏子使楚》，说：“桔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民间的老古话也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于我这位朋友这样的作家，水土会不会是个问题呢？也许我的关于作家与乡土关系的认识并不正确，我的思维方式总是偏于保守和经验主义，大不合急功近利的时尚潮流，且如此专业的理论问题也非我的能力所能讨论。只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要么是文化大师，要么是像我这样不成器的俗物，在哪都无所谓，大师永远会是大师，俗物终归还是俗物。但那位朋友论才情和成就都非庸常之辈，宜不宜迁徙，怕还真得翻翻老皇历，掂量掂量呢。
临了又想起一个故事：苏东坡做了一首诗偈，说是“八风吹不动”，叫书童从江北送给江南的佛印。佛印批了“放屁”二字让书童携回。苏东坡火了，立即过江责问佛印。佛印大笑：不是“八风吹不动”吗，怎么一屁就打过了江？佛教所谓“八风”者，利、衰、毁、誉、称、讥、苦、乐。一般人逢此八风，大多不能自己，但非凡的人则处之泰然，如风过疏竹而竹不留声。
这叫定力。
地方官员动用政府财力为文化名人提升生活和工作质量，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容挑剔。我只是以为，自古大凡成就大事的人多少总有比常人强的定力，我愿那朋友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