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过得真是快，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走上文坛，转眼将近三十年过去，真是难以想象。随着写作的日渐枯竭，很快就到了做总结的时候。认真想想，这辈子虽然倾心文学，却几乎无所作为。倒是有些刻骨铭心的教训可以留作善意的同行参考。
最大的教训之一是作家最终还是要靠自己的作品说话，别的，即便当时有些用处，也很有限。如果没有作品的实实在在的支撑，到头来终是靠不住。
对我的文学生涯起决定作用的是《小镇上的将军》，这个短篇在发表之后受到的关注在我个人的写作上是空前绝后的，由此决定了我写作的职业化，却没有决定我能够不断满足人们的期待。此后我走上的是一条极为艰难的路，几乎每一篇作品都是那么让自己更让人失望。我觉得误入歧途，开始另谋生路。
也许是出于对江西文学状况的焦虑，也许是因为天生的厚道，省里文学界关心我的人很着急，想方设法让我振作。有一次一位编辑从北京开会回来，对我说，会间他见到当时炙手可热的评论家曾镇南先生，曾很关心我，打算写我的评论，让我主动给曾写信。我信以为真，诚惶诚恐地写了。曾先生很礼貌地回了信——我至今一直为此感动，只是完全看不出省里那位编辑说的意思。我一下明白，所谓写评论云云，是那位编辑的苦心杜撰。他希望经由作者的主动示好来得到评论家的青睐。
同样的错误，过了几年我竟然又犯了一次。
《裸体问题》出版，出版社建议在京开一个研讨会，会议经费由我自筹。那时候事情很简单，到会者吃顿饭，照几张相就齐了，没有星级宾馆和审稿费一说。我对自己的写作心知肚明，书出来决不会多大的市场效益。当时我已经拿到了固定稿酬，最大的担心是出版社为我赔本。他们出我的书完全是出于古道热肠，我没有理由不为发行出力。然而这并不是一个能够为自己开脱的十足理由，我不能不承认完全不存在一丝一毫的虚荣心，对靠这样的研讨会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不存一丝一毫指望。那一次，李国文、雷达、唐达成诸先生都给了我很多教益。应该说，这次讨论会对扩大发行不无作用，出版方面没有因出书赔本，但对我个人来说，有这样的结果不如没有这样的结果。因为它使更多的人看到了我在写作上的平庸——这还不包括那些在书里没有见到“裸体”而大呼上当的读者。
而最可笑的是，会后责编给我来信，说中国社科院的《文学评论》就这小说组稿，让我找一位评论家写篇专题文章。我立刻想到李洁非先生，因为我刚刚请他来江西参加过一位作家的创作研讨会。李先生的回信让我脸上发烧：《文学评论》根本就没有为《裸体问题》组稿一说。以李先生待人的教养，他还是尽心写了与我写作相关的文字在《文学评论》发表，但那文章的无话找话让我觉得还不如受一通直言的批评。我的那位责编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一心希望我名震天下，绝对想象不到这可能带给我怎样的难堪。因为曾经那样地难为过李洁非先生，一旦想起我就愧赧不已。
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懂得了那句格言：金子埋在土里终究是金子，灰尘扬到天上依旧是灰尘。那之后，我对自己在写作上的发达不再有任何指望，也因此断绝了一切自我推销的念头。我坚决地拒绝在一切新闻媒体谈论自己的写作，也不接受任何谈论类似话题的邀请，更不会劳神费力地为自己张罗什么研讨会、签名售书之类。事实上相应的采访和邀请也很快就放弃了我。
然而一个人并不能做到绝对的孤立。大前年，华夏出版社来我所在的江西一所高校推介我的长篇《世纪神话》，我婉言回避。事后我心里很是不安，出版社是企业，是要讲经济效益的。我可以不追求版税，并不等于出版社不必追求利润，我自己不也是在不时地追问书的到款情况以使出版方面如期支付版税吗？最近听说那书的存货有八千册将要二折清仓，我很为他们叫苦，但这事实也说明推介的作用毕竟有限。
尽管深知这一点，但有时还是身不由己。比如，我会很希望听到朋友对我的新作的指正。朋友将这指正诉诸了文字，我就有了责任设法让这文字得以发表。因为那毕竟是一番心血，而这类的文字又是这样的难以发表。这样说，我并不是为自己的难于免俗寻找借口，我会尽最大的努力，把这类事情减少到最低限度。在一个“眼球经济”、“注意力经济”时代，这也许有些偏执，但更多的是由于对自己的认识：因为写作已成职业，不能不写。尽管写了于人没有多少益处，那就作为一种个人表达让它自生自灭吧。
基于江西人的质朴，江西文坛历任的组织工作者有一个很好的扶助新人的风气。他们深知在一个文学弱省所有的有志者应该相濡以沫，文人相轻、同行相妒毫无意义；深知一个人可以被埋没，一个人的才华终究是无可压抑的，尤其是在一个开放的社会；深知一个人可以缺乏才华，却不可以缺乏德行，因为才华是先天的禀赋，德行是后天的修养。他们积极争取政府和社会对文学的重视，努力为改善作家的工作生活条件呼吁。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在省内略有成绩的作家都深受其惠。也许是受到这一风气的浸润，也许是出于对自己的失望，我在担任了一个省的文学组织工作之后，把更多的期待寄托给了省里的同行。这些同行中的许多人也的确是值得期待的。仅就小说而言，前辈作家俞林、杨佩瑾、罗旋的宏大厚实；李伯勇、宋清海、傅太平、陈然的对乡村社会的文化把握；熊正良、杨剑敏的前卫叙事；丁伯刚的近于宗教感的思辨；八十年代作家舟卉的锐利凝重，他们最好的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高度和深刻，都是我的写作从来没有达到的。
为了扩大这些作家的影响，江西作协在有限的条件下作出了莫大的努力，组织出版、评奖、研讨，不遗余力地希望把更多的江西作家推到全国性的平台。我本人印象最深的是在北京从联络媒体，寻求赞助，到邀请名家，一手操办了傅太平的作品研讨会。当时，他的几个中篇《小村》、《春天》、《热天》等连续在《十月》发表，我真是兴奋不已。
而江西文学界对熊正良的宣传更是表现出几分儿童般的天真和执拗，简直有一点憨态可掬。
熊正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道。在我们大多数人对先锋小说还一片茫然、不知所云的时候，熊正良的写作在江西作家中呈现出一种别样的风致。省市文学界及时组织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研讨。我本人在那之后最早发表了阅读熊正良小说的心得。但这次研讨以及我的心得对其小说的理解几乎可以说是不着边际。
九十年代我进入省作协工作后，不排除对先锋小说的某种程度的好奇，再次组织了熊正良创作的研讨。这次鉴于省内力量的识见有限，我们决定借助全国性的权威力量。除了上海的刊物和媒体，还特别邀请了我一直极为景仰的雷达先生，还有一位是李洁非先生。我与后者并不认识，是在河北文联寄赠的《青年评论家》上知道了这位当时文评界新锐。我们把这次研讨当着一次文学启蒙，希望他们能够真正发掘出熊正良小说中的微言大义，以此为钥匙，打开进入熊正良小说的大门，从而对时尚的“先锋小说”多少获得一些认知。而最主要的，是熊正良能由此声名大振。
然而这次研讨似乎仍然没有满足我们的期望。我们很不甘心。2000年，我们通过多方努力，把熊正良从南昌市文学院调入省作协，以期扩大他在文坛和社会的接触面。紧接着在2002年，我们组织了第三次熊正良创作研讨会。
这一次我们下了最大的决心，在经费上作了能力允许的最大限度的准备，理论力量上则完全听从熊正良本人的意见。随着新时期以来的一代严肃正直的评论家的逐渐淡出文坛，随着认真的文学批评让位给急功近利的长官意志和邀帮结伙的江湖话语，随着传统社会价值观以及文学审美观的颠覆，也随着我自己的写作的没落，我对时下的评论界已经完全陌生。邀请全国文坛顶级的、同时又对他的创作有充分认识的评论家的任务就交给了熊正良本人。被邀到会的有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的陈晓明、李敬泽、王干、谢有顺等。除了《人民文学》的敬泽兄因为组稿有过联系，其余诸位我都是第一次有幸见识。据省里一些知情者私下议论，他们都是在当下的文坛能够呼风唤雨的人。
这次研讨的效果显然比上两次要好。不过，我的印象是，这与其说是研讨者表达的结果，不如说是熊正良近年的作品自身表达的结果。在这次研讨之前，熊正良连续在《人民文学》发表了《谁为你祝福》、《追上来了》、《我们卑微的灵魂》等中篇，在这些新作里，熊正良开始摆脱对所谓“先锋小说”的盲目跟风，拆除与读者之间的人为造作的樊篱，显现出作为一个生活参与者的真诚与平实。这一点，即便没有国家级名家的指点，江西地方上识见有限的同行们也是感觉得到并且为之欣慰的。我们几乎是怀着迫切的心情希望熊正良再接再厉。在那之后，我将他的长篇新作推荐给了华夏出版社的倪友魁先生，他是我此前出版的长篇《世纪神话》的责编，我的推荐意见很简单：熊正良的小说肯定比我的好！
这部小说出版之后，华夏出版社在京召开了专题座谈会。也许是因为受到经费限制，除作者本人之外，江西作协没有人受到邀请，有关的报道我是在网上看到的。到会的大家有《文艺报》的前任副主编贺绍俊先生，还有对熊正良极为熟悉并且激赏的李洁非和孟繁华先生，此前他们将熊正良列入了由他们参与编选的吉林省时代文艺出版社以《中国小说五十强》命名的长篇丛书。他们在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使我深受鼓舞。他们一致认为熊正良是当代文坛最优秀的作家，其影响与其实际成就极不对称。这些评价热情洋溢。作为同行，我很为熊正良高兴，更为江西文坛高兴：经过这么多年无声无息的苦斗，我们总算有了一位获得全国文坛准入的作家。尤为使我高兴的是，在这个座谈会的发言中，我还看到了一位名叫李建军的评论家的切中肯綮的意见。这样的意见，我想对熊正良创作的今后的发展会有更大的好处。
所有的事实都只证明了一个陈旧到古老却又顽固而坚硬的道理：最终决定作家影响的只能是他自己的作品。对于一个作家的成长，任何外在的支持和宣传都只能是一种条件。熊正良没有上述的所谓帮助和研讨未必就不能脱颖而出。相反，我们倒是看到一些作家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写出了自己最佳状态的作品，而条件大为改观之后却碌碌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作为一个文学组织工作者，我依然会尽我所能为我的同行和将出道的同行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尽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但我最衷心和最恳切的希望依然寄托于他们自身的才华和努力。
江西像熊正良这样影响与实际成就不对称的作家应该说不止一个，比如远在赣南山区的李伯勇和庐山脚下的丁伯刚。从我认识他们的二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埋头苦干，不事张扬，不计得失，执著而坚韧。他们的创作也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负责任的评论家和出版家的关注。
当然，这一切并不等于我们就可以对改变江西文坛的薄弱状况过早乐观。很多年前，江西文坛就有人呼吁打出“赣军”旗号，我当时持最坚决的反对立场，开玩笑说我们最多是一支鬼头鬼脑的游击队，缘何成军？这个立场我现在依然不想改变。我想说的依然是：我们尚未成军，同志仍须努力。
而其中的根本是：
成军不在旗号，不在喧嚣鼓噪炒作，而在作品！
对一个作家是这样，对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文学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