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教材教辅大师的作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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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总论篇(1)

作文的基本态度(夏丏尊)

我曾看了不少关于文章作法的书籍,觉得普通的文章,其好坏大部分是态度问题;只要能了解文章的态度,文章就自然会好,至少可以不至十分不好的。古今能文的人,他们对于文章法诀,一个说这样,一个说那样,但是千言万语,都不外乎以读者为对象,务使读者不觉苦痛厌倦而得趣味快乐。所谓要有秩序,要明畅,要有力等等,无非都是想适应读者的心情。因为离了读者,就可不必有文章的。

要使文章能适合读者的心情,技巧的研究,原是必要,态度的注意,却比技巧更加要紧。技巧属于积极的修辞,大部分有赖于天分和学力;态度是修辞的消极的方面,全是情理范围中的事,人人可以学得的。要学文章,我以为初步先须认定作文的态度。作文的态度就是文章的ABC。

初中的学生,有的文字已过得去,有的还是不大好。现在作文用语体,只要学过了语法的,语句上的毛病,当然不大会有;而平日文题又很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何以还有许多的毛病呢?我以为毛病都是由态度不对来的。态度不对,无论加了什么修饰或技巧,文字也不能像样,反觉讨厌。好像五官不正的人擦上了许多脂粉似的。

文章的态度,可以分六种来说。我们执笔为文的时候,可以发生六个问题:

1.为什么要作这文?

2.在这文中所要述的是什么?

3.谁在作这文?

4.在什么地方作这文?

5.在什么时候作这文?

6.怎样作这文?

用英语来说,就是Why?What?Who?Where?When?How?六字可以称为“六W”。现在试逐条说述。

1.为什么要作这文?…这就是所以要作这文的目的。例如:这文是作了给人看的呢,还是自己记着备忘的?是作了劝化人的呢,还是但想使人了解自己的意见,或是和人辩论的?是但求实用的呢,还是想使人见了快乐感得趣味的?是试验的答案呢,还是普通的论文?诸如此类,目的可各式各样,因了目的如何,作法当然不能一律。普通论文中很细密的文字,当作试验答案就冗琐讨厌了。见了使人感得趣味快乐的美文,用之于实用,就觉得不便了。周子的《爱莲说》,拿到植物学中去当关于说明“莲”的一节,学生就要莫名其妙了。所取的题目虽同,文字依目的而异,认定了目的,依了目的下笔,才能大体不误。

2.在这文中所要述的是什么?…这是普通所谓题义,就是文章的中心思想。作文能把持中心思想,自然不会有题外之文。例如在主张男女同学的文字中,断用不着“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等类的废话。在记述风灾的文字,断不许有飓风生起的原因的科学的解释。我在某中学时,有一次入学试验,我出了一个作文题“元旦”,有一个受试者开端说“元旦就是正月一日,人民于此日大家休息游玩……”等类的话,中间略述社会欢乐情形,结末又说“……不知国已将亡……凡我血气青年快从今日元旦觉悟……”等,这是全然忘了题义的例。

3.谁在作这文?…这是作者的地位问题,也就是作者与读者的关系问题。再换句话说,就是要问以何种资格向人说话。例如:现在大家同在一个学校里,假定这学校还没有高级中学,而大家都希望添办起来,将此希望的意思,大家作一篇文字,教师的文字与学生的文字,是应该不同的。校长如果也作一篇文字,与教师学生的亦不相同。一般社会上的人,如果也提出文字来,更加各各不同。要点原是一致,而说话的态度、方法等等,却都不能不异的。同样,子对于父,和父对于子不同,对一般人和对朋友不同,同是朋友之中,对新交又和对旧交不同。记得有一个笑话,有一学生写给他父亲的信中说:“我钱已用完,你快给我寄十元来,勿误。”父亲见信大怒,这就是误认了地位的毛病了。

4.什么地方作这文?…作这文的所在地也有认清的必要,或在乡村,或在都会,或在集会(如演说),或在外国,因了地方不同,态度也自须有异。例如:在集会中,应采眼前人人皆知的材料,在乡村应采乡村现成的事项。在国外,用外国语,在国内应用本国语(除必不得已须用外国原语者外)。“我们的father”“你的wife”之类,是怪难看难听的。

5.在什么时候作这文?…这是自己的时代观念,须得认清的。作这文在前清,还是在民国成立以后?这虽大家都知道的事,但实际上还有人没了解。现在叹气早已用“唉”音了。有许多人还一定要用“呜呼”、“嗟乎”,明明是总统,偏叫做“元首”,明明是督军,却自称“疆吏”,往年黎元洪的电报,甚至于使人不懂,这不是时代错误是什么?

6.怎样作这文?…上面的五种态度都认清了,然后再想作文的方法。用普通文体呢,还是用诗歌体?简单好呢,还是详细好?直说呢,还是婉说?开端怎样说?结末怎样说?先说大旨,后说理由呢?还是先说事实,后加断定?怎样才能使我的本旨显明?怎样才能免掉别人的反驳?关于此种等等,都须自己打算研究。

以上六种,我以为是作文时所必须认清的态度,虽然很平凡,但却必须知道,把它连接起来,就只是下面的一句话:

谁对了谁,为了什么,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说什么话。

如果所作的文字,依照这里面的各项检查起来,都没有毛病可指,那就是好文字,至少不会成坏文字了。不特文字如此,语言也是这样。作文说话时只要能够留心这“六W”,在语言文字上就可无大过了。

(选自《文章作法》附录,中华书局,2013年3月)

作文的意义与功用(章衣萍)

我们为什么要作文呢?作文有什么意义和功用呢?

人类有思想和情感,要表示出来,用嘴说的叫做言语,用笔写的叫做文字。把许多文字组织成一篇文章,叫做作文。木匠用一块块的木头造成一只木箱,砖匠用一块块的砖头造成一堵墙壁。木匠的工具是木头,砖匠的工具是砖头。我们作文的工具是文字。文字同言语一样,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符号。

人类同禽兽不同的地方,是人类有文字而禽兽没有。人类能思想,思想是由“概念”构成的。禽兽只有“表象”,没有“概念”。

禽兽看见一棵树一朵花,至多只有树和花在眼中和脑中的明了的印象而已,而人类却能用一种记号,作为树和花的象征。这象征的概念的联合,在心里是思想,说出口来是言语,写在纸上是文字。思想是心里的言语,文字是纸上的言语。

但文字和言语不同的地方,是表示的方法不同。言语是“占有时间性的声”,文字是“占有空间性的形”。因为言语不能传远,不能永久,所以才发明了文字。

人类是先有言语,然后有文字的。

人类的言语是从何产生呢?

据近代科学家说,人类的言语,是从人类劳动的呼声产生的。人类工作紧张的时候,他的呼吸器和发声器不知不觉发生一种呼声,例如:街上挑担子的人,口里常哼着“杭唷”“杭唷”,这种“杭唷”的呼声,我们听见,即可知道有人在吃力地挑担子,即使我们没有看见挑担子的人。这种劳动呼声是一种无意识的言语,是一种原始的语根。樵夫砍柴时口里哼着“哈—哈”的呼声,船夫背纤时口里哼着“呵—呵”的呼声,肩夫背着东西时口里哼着“哦嗬—哦嗬”的呼声,这种同一劳动中发生的同一呼声,同一的符号,是有社会性的,都是无意识的语根。

无意识的语根不能算作言语,却算是原始的言语。人类的原始语根不过二三十个,有这二三十个原始的语根,后来人类劳动方面逐渐复杂,社会的组织日益确立,经济日益发展,言语随着时代的要求而日益增加变化,才有今日千变万化的言语。(参看波格达诺夫《社会意识学大纲》第二篇)

中国的言语是最不统一的,一省有一省的言语,甚至于一省内各县的言语也不同。这原因是由于领土太大和交通不便的缘故。近数十年铁路和汽车路逐渐建立,交通发达,国语流行,中国言语统一的日子也不远了。

但使中国学生最麻烦的,是中国文字和言语的分歧。原始的文字起源于绘画,中国所谓“依类象形”即绘画的变态。其后“形声相益”,变化益多,乃成中国今日之文字。但中国的文字同欧洲的文字不同。“中国的文字是非拼音制(Non-spelling…System),欧洲的文字是拼音制(Spelling…System);中国文字是单音制(Monosyllabic…System),欧洲文字是多音制(Polysyllabic…System)。”中国的文字因为这两种原因,固定了不能同欧洲文字一样随着语言变化。“数千年来语言自语言,文字自文字。”(参看刘半农《中国文法通论》第一讲)学者尽毕生之力尚不能把文字弄通。有人以为中国科学的不发达,源于文字的困难,其言实有至理。近十年来才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出来提倡白话文,才有钱玄同、黎锦熙一班人出来制定注音字母及罗马字母拼音,白话的势力渐要统一中国文坛了,罗马字母拼音的计划也快要实观了,中国文字的困难也不久可以免除了罢。

但在这“青黄不接”的时期中,教授国文仍为今日中学教育中的难题。从前刘半农先生在《应用文之教授》一文中曾“慨乎言之”地说:

第一,现在学校中的生徒,往往有读书数年,能做“今夫”“且夫”,或“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的滥调文章,而不能写通畅之家信,看普通之报纸、杂志、文章者,这是谁害他的?是谁造的孽?

第二,现在社会上,有许多似通非通、一知半解的学校毕业生:学实业的,往往不能译书;学法政的,往往不能草公事,批案件;学商的,往往不能订合同,写书信;却能做些非驴非马的小说、诗词,在报纸上、杂志上出丑。此等“谬种而非桐城,妖孽而非选学”的怪物,是谁造就出来的?是谁该入地狱?

现在,我们离刘半农先生说这话已经十几年了,我不知道我们的亲爱的中学生们的国文程度究竟进步了多少。明眼的人自然会心里明白的罢。

中学国文标准应该怎样?目的是什么?从前胡适之先生在他的《中学国文的教授》中曾拟了一个“中学国文的理想标准”:

(1)人人能用国语(白话)自由发表思想——作文,演说,谈话——都能明白通畅,没有文法上的错误。

(2)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之类。

(3)人人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

(4)人人有懂得一点古文文学的机会。

(《中学国文的教授》,《胡适文存》第一集,一册)

胡先生很客气地说:“这些要求不算苛求吗?”胡先生那篇文章是民国九年三月间做的。现在离胡先生做那篇文章的时间又已经十年了。我们在最近一两年做过中学教员的人,当知道现在中学生的国文程度究竟怎样,同胡先生的“理想的标准”相去有多远。

平心而论,中学生的国文在初中三年中至少是应该弄“通”的。学生进高中后,学商科、学农科、学理科的人是不应该多花时间来弄国文了。正因为中国自古把文学看得太重了,正因为现在学科学的人也不肯在数理方面用功夫,所以中国到现在还只能产出一班空谈的“八股科学家”。学科学的人不会作诗,不会填词,甚至于不会看古书,读古文,都不算是耻辱!正因为中国人把文学看得太重了,所以丁燮林在北大讲了几次相对论,谁也不肯注意,待到他的《一只马蜂》短剧发表以后,即刻名满天下了。中国的社会不睬科学家,科学家也不肯在研究室里用功夫,全走到街上来跟着文豪吟诗作曲了。

这样混下去,中国的科学永久不会发达的。(上面所说科学,系指自然科学,中国今日最需要的是自然科学,因为我们的物质文明实在太不发达了。社会科学当然也很重要的,因为自然科学的目的在利用天然能力,社会科学的目的在改造社会环境。两三年来,社会科学的运气渐渐亨通了,虽然有名的著作出版还不多。总之,这种现象是可喜的。)

我常想:中国今日之是否真能得救,在于科学家能否发明物品,制造机器;文学家能否创造真正有价值的小说、戏剧、诗歌;社会改革家能否真正投身群众中间,艰苦卓绝,努力革命。学术上的分工,精力上的专注,是很重要的。鲁迅先生曾说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比喻,好像说,就是一只牛,也是杀了卖肉就不会耕田,耕了田就不能卖肉,卖了肉就不能再成只拿来祭孔。一个人能够革命,又能够造机器、写文章,原是很好的事。但实际上这样的天才是很少的。

好多历史上有名的革命家,大都抱定理想,百折不回,但也有读书很少的。革命家少读书不算是一件羞耻的事,正同科学家不会作诗也不算是一件羞耻的事。书本读得多的人,头脑太复杂了,顾此顾彼,思前想后,也许竟不能革命。中学生是在读书时代。教中学生丢去了书本全去革命是不对的。但中学生也不是小孩子了。社会的多故,时局的危急,世界的艰难,青年的中学生也不能不睁开眼睛来看看,自己将来究竟要做怎样的人。希腊的哲人达勒思(Thales)说:“汝当自知。”这是中学生应该悬诸座右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