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教材教辅大师的作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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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文体篇(5)

是的,“由一件事想象旁的事,由一个道理推论到旁的道理”,也是经验。这就是我所说的神化(Mystification),但“神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朋友韦素园先生曾在《语丝》上发表了一篇小说,叫作《春雨》,是写一个少女的初恋的。当时有一个女子高师的学生见了,写信来问,说:“这小说的主人翁是不是某女作家?”韦先生这篇小说写得很好的,但当时有人(好像是岂明先生)说这篇小说缺少了一种“神化”。善于作小说的人,不但要注重事实的选择,并且应对事实加以结构,结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正如哈密尔顿所说:

结构不仅是提炼人生,而在于提炼人生所得的事实更加以提炼。

这话说得极妙。“神化”不是闭起眼睛化出来的,想象也不是从天到地想出来的,应该以事实为基础,加以头脑的同化,正如水受热成汽,汽凝结仍为水,是一种蒸馏作用。

所以我以为写小说第三应该注意的是:

应该对于人生或事物的观察结果,加以想象的同化作用,然后有结构地写出来。

这是写小说的第三条规则。

二传记

传记是文学上的宝物。有人说,“一切的创作都是自传。”这句话自然说得太过了。但我们可以说,“一切的创作皆有意或无意地受着作者自己的态度的影响。”即以写实派的大师莫泊三(编者按:即莫泊桑)而论,他自己以为写作的态度是完全客观的,冷静的了。但莫泊三的著作中也流露出他自己的人生态度。朱自清先生曾举他的短篇小说《月夜》(由周作人译,载《域外小说集》)为例,以为“《月夜》里所写的爱,便是受物质环境影响而发生的爱,与理想派所写的爱便绝不会相同”,以证明“他的唯物观,在作品里充满了的”。所以以文学作品而论,不懂得作者的一生生活与环境,便不懂得作品的态度来源,所以作者的传记是很重要的。

这是就文学作品而论。但传记本身,也有独立的价值。我们研究欧洲文学的人,都喜欢读卢梭的《忏悔录》,托尔斯泰的《忏悔录》,歌德的《自传》。这些伟大的自传,在文学上,在道德上,其影响实在伟大无比。近人如罗曼·罗兰(Roman…Rolland)的《贝多芬传》《甘地传》,都是极有价值的作品。最近我读了英文本的托洛斯基(Trotsky)的《我的自传》(My Life),也受了极大的感动。我虽不是陈独秀党的托洛斯基派,但对于托氏的奋斗与失败,不能不表示相当的钦佩。传记的目的在记实,不在“教训”,但伟大的传记的效果往往超过“教训”,它令人感动,令人兴奋,它的价值是艺术的,又是智识的,也是道德的。

但中国的传记文学又是怎样呢?我且先举出胡适之先生的一些话来作证:

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这大概有三种原因。第一是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多忌讳,第三是文字的障碍。

传记起于纪念伟大的英雄豪杰。故柏拉图与谢诺芳念念不忘他们那位身殉真理的先师,乃有梭格拉底的传记和对话集。故布鲁塔奇追念古昔的大英雄,乃有他的《英雄传》。在中国文学史上所有的几篇稍稍可读的传记都含有崇拜英雄的意义,如司马迁的《项羽本纪》,便是一例。唐朝的和尚崇拜那十七年求经的玄奘,故《慈恩法师传》为中古最详细的传记。南宋的理学家崇拜那死在党禁之中的道学领袖朱熹,故朱子的《年谱》成为最早的详细年谱。

但崇拜英雄的风气在中国实在最不发达。我们对于死去的伟大人物,当他刚死的时候,也许送一副挽联,也许诌一篇祭文。不久便都忘了!另有新贵人应该逢迎,另有新上司应该巴结,何必去替陈死人算烂账呢?所以无论多么伟大的人物,死后要求一篇传记碑志,只好出重价向那些专做谀墓文章的书生去购买!传记的文章不出于爱敬崇拜,而出于金钱的买卖,如何会有真切感人的作品呢?

传记的最重要条件是纪实传真,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对于政治有忌讳,对于时人有忌讳,对于死者本人也有忌讳。圣人作史,尚且有什么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谬例,何况后代的谀墓小儒呢!故《檀弓》记孔氏出妻,记孔子不知父墓,《论语》记孔子欲赴佛肸之召,这都还有直书事实的意味,而后人一定要想出话来替孔子洗刷。后来的碑传文章,忌讳更多,阿谀更甚,只有歌颂之辞,从无失德可记。偶有毁谤,又多出于仇敌之口,如宋儒诋诬王安石,甚至于伪作《辩奸论》,这种小人的行为,其弊等于隐恶而扬善。故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不失于谀颂,便失于诋诬,同为忌讳,同是不能记实传信。

传记写所传的人最要能写出他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要使读者如见其人,要使读者感觉真可以尚友其人。但中国的死文字却不能担负这种传神写生的工作。我近年研究佛教史料,读了六朝唐人的无数和尚碑传,其中百分之九十八九都是满纸骈俪对偶,读了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东西。直到李华、独孤及以下,始稍稍有可读的碑传。但后来的“古文”家又中了“义法”之说的遗毒,讲求字句之古,而不注重事实之真,往往宁可牺牲事实以求某句某字之似韩似欧!硬把活跳的人装进死板板的古文义法的烂套里去,于是只有烂古文,而决没有活传记了。

因为这几种原因,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因为没有一篇真能写生传神的传记,所以二千年中竟没有一个可以叫人爱敬崇拜感发兴起的大人物!并不是真没有可歌可泣的事业,只都被那些谀墓的死古文骈文埋没了。并不是真没有可以叫人爱敬崇拜感慨奋发的伟大人物,只都被那些烂调的文人生生地杀死了。

(《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胡适文存》第三集卷八)

胡先生的话是很精到的。我们虽不敢附和胡先生的大胆地说“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但中国真正伟大的动人的传记实在不多。“多忌讳”与“文字的障碍”实为最大原因。说中国人“没有崇拜英雄的风气”,还有可以商酌的地方。我们只要看关羽之庙遍天下,便可证明中国人并不是不崇拜英雄。至于士人之崇拜孔丘,军人之崇拜岳飞,党人之崇拜总理,商人之崇拜吴佩孚,都可证明中国人的崇拜英雄热并不低于旁的国家和民族。

中国古代传记也有可读的,如胡先生所说的《项羽本纪》和《慈恩法师传》,如《史记》的《孔子世家》《孟子荀卿传》《屈原贾生传》《游侠传》,如《晋书》的《阮籍传》,萧统的《陶渊明传》,《唐书》的《韩愈传》,《宋史》的《朱熹传》《王安石传》,《明儒学案》的《王守仁传》等等,皆益人心智,颇可一读。如王充的《论衡·自纪》,实为自传的很好作品。近人梁启超的《意大利三杰传》《罗兰夫人传》等,“笔尖常带情感”,尤为动人的作品。如胡先生的近作《四十自述》,将来一定为自传中的很好作品。文体解放了,忌讳渐渐少了,中国的传记文发达是无可疑的。

我们且举近人吴虞的《明李卓吾传》,以作中国传记文的一个例子:

温陵李先生,名贽(袁宏道《李温陵传》作载贽),号卓吾,一曰笃吾,泉州晋江人。生明嘉靖丁亥之岁,生而母徐氏殁。

七岁,随父白斋公读诗歌,习礼文;年十二,试老农老圃论,曰:“吾时已知樊迟之问,在荷蕡丈人间。”及长,身长七尺,目不苟视。虽至贫,辄时时助朋友之急。读传注,愦愤不省,不能契朱子深心,因自怪,欲弃置不事,而闲甚,无以岁月。乃叹曰:“此直戏耳,但剽窃得滥目,足矣。主司岂一一能通孔圣精蕴者邪?”嘉靖间,领乡荐,以道远,不再上公车,为共城校官。共城为宋李之才宦游地,有邵尧夫安乐窝,在苏门山百泉上。卓吾生于泉,泉为温陵禅师福地。卓吾曰:“吾温陵人,当号温陵居士。”至是:日游遨百泉之上,曰:“吾泉而生,又泉而官,泉于吾有夙缘矣。”故自谓百泉人,又号百泉居士。

后官礼部司务,曰:“吾闻京师人士所都,盖访而学焉。”人曰:“子性太窄,苟闻道,常自宏阔。”卓吾曰:“然。”遂又自命为宏父。初未知学道,有先生语之曰:“公怖死否?”卓吾日:“死安得不怖。”曰:“公既怖死,何不学道。学道,所以免生死也。”卓吾曰:“有是哉!”居官五载,潜心道妙,久之,有所契,超然于语言文字之表。

出为姚安知府,为政举大体,一切持简易,任自然,务以德化人,不贾世俗能声。自治清苦。僚属,士民,胥隶,夷酋,莫不向化。往往喜与衲子游处,常往伽蓝判事。或置名僧其间,薄书有暇,即与参论虚玄。俸禄之外,了无长物。是时上官严刻,吏民多不安。卓吾曰:“边方杂夷,法难尽执。任于此者,携家万里而来,动以过失狼狈去,尤不可不念之。但有一长,即为贤者,岂宜责备耶?”居三年,以病告,不许。遂入大理之鸡足山,阅藏经,不出。鸡足山,滇西名山也。御史刘维奇其节,疏令致仕。

初与楚黄安耿子庸善,罢郡,遂不归。曰:“我老矣,得一二胜友,终日晤言以遣余日,何必归乡也。”遂客黄安。

中年,得数男,皆不育。体素癯,淡于声色,恶近妇人,故虽无子,不置婢妾。

旋至麻城龙潭湖上,与僧无念、周友山、丘坦之、杨定见聚。闭门下键,日以读书为事。性爱扫地,数人缚帚不给。衿裙浣洗,极其鲜洁,拂身拭面,有同水淫。不喜俗客,不获辞而至,但一交手,即令之远坐,嫌其臭味。其欣赏者,整日言笑;意所不契,寂无一言。滑稽排调,冲口而发,既能解颐,亦可刺骨。所读书,皆抄写为善本,逐字雠校,肌襞理分,时出新意。其为文,不阡不陌,摅且胸中之独见。诗不多作。亦喜为书,每研墨伸楮,则解衣大叫,得意瘦劲险绝,骨棱棱纸上,亦甚可爱。

一日,头痒,倦于梳栉,遂薙其发,独存鬓须,去冠服,即所居为禅院,居常与侍者论出家事,曰:“世间有三等人宜出家。其一,如庄周、梅福之徒,以生为我梏,形为我辱,智为我毒,灼然见身世如赘瘤然,不得不弃官隐者,一也。其一,如严光、阮籍、陈搏、邵雍之徒,苟不得比于传说之遇高宗,太公之遇文王,管仲之遇桓公,孔明之遇先主,则宁隐毋出,亦其一也。又其一者陶渊明是也,亦爱富贵,亦苦贫穷,故以乞食为耻,而曰:‘叩门拙言辞。’爱富贵,故求为彭泽令,然无奈其不肯折腰何,是以八十日便赋归去也,此又其一也。”

侍者进曰:“先生于三者何居?”卓吾曰:“卓哉庄周、梅福之见,我无是也。待知己之主而后出,必具盖世才,我亦无是也。其陶公乎?夫陶公清风被千古,余何人而敢云庶几焉,然其一念真实,不欲受世间管束,则偶分之同也。”

卓吾喜接引人,来问学者,无论缁白,披心酬对,风动黄麻间。时有女人来听法,或言:“女人见短,不堪学道。”卓吾曰:“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短长,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可乎?且彼为法来者,男子不如也。”卓吾气既激昂,行复惊众。麻黄间士大夫皆大噪,诋为左道惑众。因卓吾共彼中士女谈道,刻有《观音问》等书,忌者更以帷薄蜚语,思逐去之。卓吾笑曰:“吾左道耶,即加冠可也。”遂服其旧服。于是左辖刘东星迎卓吾武昌。

自后屡归屡游,刘晋川迎之泌水,梅中丞迎之云中,焦弱侯迎之秣陵,皆推尊为望人。无何,复归麻城,又有以蜚语闻当事者,当事乃逐卓吾而火其闲若。御史马诚所常问卓吾易义,大服,事以师礼,奉之入黄檗山。

壬寅,北游,抵郊外极乐寺,馆于通州诚所家。忽蜚语传京师,云:“卓吾著书丑诋四明沈相。”沈相恨甚,踪迹无所得。礼垣都谏张城宇乃疏劾之,遂逮下诏狱。逮者至,邸舍匆匆,卓吾力疾起行数步,大声曰:“是为我也,为我取门片来。”遂卧其上,疾呼曰:“我,罪人也,不宜留。”诚所愿从,曰:“朝廷以先生为妖人,我藏妖人者,死则俱死耳,终不令先生往而己独留。”卒同行。明日,大金吾窴讯,侍者掖而入,卧于阶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书?”卓吾曰:“罪人著书甚多,具在圣教,有益无损。”大金吾笑其倔强。狱竟,无所置词,大略止回籍耳。久之,旨未下,卓吾于狱中作诗读书自如,当事亦未必遽欲置之死也。一日,呼侍者薙发,遂持刀自割其喉,气不绝者两日。侍者问:“和尚痛否?”以指书其手,曰:“不痛。”又曰:“和尚何自割?”书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绝。时年七十六矣。诚所以事缓,归觐其父,至是,闻而伤之,曰:“吾护持不谨以致于斯也。”乃葬其骸于通州北门外,为之大治塚墓,营佛刹焉。

(下略)

李卓吾为明代的大思想家,但在当时竟被朝野目为怪物:“下狱而死。”其书“一焚于万历三十年”“再焚于天启五年”。但伟大的著作并不是焚烧禁止所能断绝的。陈明卿说得好:“卓吾书盛行,咳唾间非卓吾不欢,凡案间非卓吾不适。朝廷虽禁毁之,而士大夫则相与重锓,且流传于日本。”吴先生这篇文章,写卓吾的一生思想、行止,甚为详尽动人。

替古人或今人做传记,有两个重要条件:

第一,要记载翔实。

第二,要立论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