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教材教辅大师的作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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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章 练习篇(8)

这是根本办法,可以医“思想无头绪”“文字玄虚”的大病的。(周作人先生曾对青年讲过这样的忠告,请参阅《谈虎集》下卷,《妇女运动与常识》。我的意思完全与周先生相同,略以鄙见补充一点,因周先生对于论理、心理等科未说明。)普通文科学生总带些自命文豪的气味,对于一切科学都看不起,其实,懂得一些科学常识是做人的基础,做人比做文豪要紧得多。做一两句白话诗,做几篇短篇小说,实在算不了什么大事,挂不起文豪招牌哪!

读书对于作文的重要,上面大略说过了,但中国青年学生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养成善于怀疑、独立思想的精神。

叔本华(Schopenhauer)说得好:

写在纸上的思想,不过是印在沙上的行路人的足迹;人们虽然可以因他而明知道前人所取之道路,但行路人为行路和观望前面什么风景起见,是必须使用他自己的眼睛的。

所以书上记载的“真理”和“人生”究竟多是纸上的。叔本华是主张思想、反对读书的,他曾说过很妙的话:思想是自己跑马,读书是让旁人在我们的脑里跑马。他的话自然有点偏激。但是中国是一个泥古的民族,所以“王安石创经义试士之制,行之千年;武后行弓刀步石武科之制,行之千年;萧何行漕运之制,行之二千年”;女人缠足,“或谓始于李后主,宋人只有程颐一家不缠足”,缠足也缠了千年。无论什么笨事傻事,都行之千年而没有人敢怀疑,没有人敢改革。这真是世界鲜有的奇谈。有人说中国人的头脑是一枚明镜,映进红的就是红的,映进白的就是白的,一点变化也没有。这是可以亡国灭种的头脑!

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使学生们在作文中养成独立思想的习惯。程颐说:“学源于思。”胡适说:“学源于思,思起于疑。”胡适又说:“我们读古人的书,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聪明到怎样,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样。”这都是我们很好的教训。我们要学生宁失之过疑,不要失之过信。

真理是有时代性的,人生是变迁无穷的。一切古今人的书籍都是我们的参考品,我们的顾问官,我们要敢于疑古,也要敢于疑今。我们要学生能够独立思想,不要“掉书袋”。

培根(Bacon)说得好:“书籍永远不会教给你书籍的用处。”

一切书籍都是参考品,思想方面是如此,文章的词句和风格方面也是如此。

法国文学家布封(Buffon)曾说:“文体即人。”韩德(Leigh…Hunt)补充布封的话,说:“人即文体。”中国古语也说:“文如其人。”世人没有两个相同的脸孔,树上没有两个相同的果子,山上没有两个相同的石头。一切物体都有个性,文章的词句和风格方面也应该有个性。

从前作古文的人专会模仿“先秦诸子”,模仿“两汉”,模仿“唐宋”,现在古文已经打倒,这些习惯是已经取消了。但是,模仿韩愈、苏东坡固是不对的,模仿梁启超、胡适之难道就对了吗?我们读古今名人的文章,要和蚕吃桑叶一样,吐出丝来。模仿好比蚕吃桑叶吐桑叶。中国的白话文的历史比文言文短得多,所以现在白话文正有待于我们的试验和创造,造成一种丰富优美而清新的词句和文体。我们要使白话文能够写景,写情,写意,写事,运用自如。我们要使白话文能够简洁,也能够繁复;能够明白,也能够深刻。几本古老的《红楼梦》《水浒》,几册简单的《国语教科书》,几页浮浅的新创作小说,绝不够我们学生的欣赏和研究。一切文章有两个伟大的导师:

一是自然,

二是人生。

我们要学生多多观察自然,研究人生,我们要学生从小养成这种习惯。我们不要学生迷信书本,模仿书本。我们要学生不做古人的奴隶,也不做今人的奴隶。

(选自《作文讲话》,北新书局,1930年12月)

谈练习写作(张志公)

今天,谈一谈写作练习问题。这里印发了《首都钢铁公司职工教育开展情况和一些作法》的总结。这篇总结写得很不错,在大的方面,即文风方面(而不是在细微的,遣词造句或写作技巧方面),有许多可喜的和非常值得提倡的东西。

我想,要练习写作,首先要从大的方面着眼,从这方面着眼,可以促使我们对写作的一些具体问题考虑得更深入一些。

大的方面是指的什么呢?

第一个优点是“短”。“短”在写作上是非常值得重视和提倡的。写文章只有做到“要言不繁”,没废话,才能短。当然,如果讲的问题很多,需要那么长,那就不能叫长了,因为有那么多事情要讲嘛。所谓文章臭长,是指内容浅薄,废话连篇的那种文章。

一般地说,学写作大概要经历这样几个过程。初学写作的同志,开始阶段总是苦于没有话说,拿北京话来说就是“没词”。这反映出思路还打不开,写作能力不高,缺乏锻炼,所以写起文章来铺陈不开,需要发挥的东西也发挥不出来。在这个阶段,最好大胆地、放手地写,对于写作不要畏惧,头脑里不要有框框,先放开再说(古人也有这样的主张)。这样做一个时期,手就逐渐地放开了,也就有话可说了,而且总觉得想说的话很多。到了这个阶段,许多人往往又不知如何下手,对于哪些话必须说,哪些话不必说,拿不准主意。这时候就需要锻炼把文章写得简要、精炼。所以,对于写作的要求,不能一概而论,要看练习写作的人,处在哪一个阶段,具体情况如何。

在座的同志们大概参加工作已多年了,而且常常写些东西吧?因此,我觉得你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同志是能放开写了。 目前,你们需要在“要言不繁”、不说废话上多下功夫。

以上是从写作一般情况来说的。其次,还有特殊的情况,就是刚刚经历了“十年动乱”,帮八股泛滥。帮八股的特点之一就是文章又臭又长,废话连篇,总是洋洋洒洒的大块文章,但却没有什么真实的内容。这种流毒还很厉害,需要继续肃清。爱写与内容不相称的长文章,这种通病需要不断地克服、纠正。

再说,就是为了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我们也必须练习写短文章。现代化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事事讲科学,讲效率,讲速度。现在大家都在紧张地工作,用音乐的术语来说,是生活的旋律越来越快,所以用在写文章、看文章上面的时间越短越好。像托尔斯泰的几部巨著,一部就是上、中、下三厚册,上百万字,这种巨著现在趋于减少。并不是人们的创作力不行了,而是时代的需求不同了。

前几天,北京语言学会请陈原同志作了题为《语言与社会生活》的学术报告。他讲到:随着社会生活的现代化,符号使用得越来越多,以往要用一段话表示的意思,现在往往只用一个符号来表示。他举了几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我看对我们写作也同样有启发。他说,过去皇宫的午门前竖立着这样一个牌子:“文武百官,在此下马。”虽然只有八个字,并不太多,但总得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吧,总得费点事,好在是骑马,要是坐汽车,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闯过去了。不久前,我们在公路旁还可看到一些写着字的牌子,意思是告诉驾驶员,进入标界以后,汽车只能以每小时多少多少公里的速度行驶。这也得看明白才行吧。现在不少公路已改为高速公路,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开得很快,一小时要行驶上百公里,车像飞一样的就过去了。如果再用什么“文武百官,在此下马”那一类告示或其他以文字说明的办法来指示车辆就不行了。因此,就得用一些社会约定的符号来表示。为什么呢?就是要适应高速度的要求,要快。在高速度的要求下,要简明,让人一看立即就能作出反应,明白是什么意思。

写文章也不例外,要做到“短”而内容精,有说服力,并富有文采,是很不容易的,但这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所以,我主张我们进行写作练习时,要练习写短文章,这是一个要点。我们印发的这个总结,就比较精,比较短,基本做到了“要言不繁”,这种文风值得提倡。但也还有不够精炼的地方。比如总结的最后一段是说工作差距的,我以为就没有必要。因为这是经验总结,这里不必表示谦虚。像这样的结尾,差不多的文章都有,简直成了套子,有点一般化,没有实在内容,我看写不写都一样,这是我的一点看法,提请大家参考。这是第一点。

第二优点是“实”。这篇总结写得很朴实,不虚,不空,完全用事实和数据说话。

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数量化。在欧洲,十六、十七世纪标志着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些人物,如伽俐略,他们的重要贡献就是提出了数、量的观念。古代,数和量的观念不强,什么都糊里糊涂,模模糊糊。我读古书的时候就有这样一种感觉。很多应该用数字说明的地方,没有数字,而有数字的地方,数字又不甚可靠。比如历史上在记载战争时,一说就是“斩首级几十万”。我很怀疑。以古时的国力、人口和那种比较原始的武器,会有那样大的伤亡?我想,这种数字可能是经过夸大的估计数吧?现代社会不同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的东西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马马虎虎不行,没有数的观点更不行。特别是搞现代化、科学化,没有精确的数据是很难得出科学的结论的。不仅搞自然科学,搞技术是如此,即使是研究社会科学,也是如此。教育学、法律学、社会学等等都需要用数据说明问题,更不用说研究经济学之类的了。用数据说话同用事实说话,可以说是现代化的要求。

但是,我们在使用数据时必须注意几个问题:第一,数据要准确,必须真实可信。第二,使用的数据要经过认真的选择,就是要求选用最能说明问题的数据,而不是数字越多越好。数字过多,又不能说明问题,不仅使人眼花缭乱,而且会把问题弄得很糊涂。第三,对有的数字要进行必要的分析。首钢总结中的数字,我核对过一遍,凡是有总数又有分解开的数字的地方,把分解的数字加起来,和总数是相符的,这说明各项数字是经过核实的,是有依据的。不过有的地方的数字还看不太清楚。这也可能是我不熟悉情况造成的。比如,在总结如何解决教育经费的一节中说:教育经费由公司管理费列支,按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一掌握使用;各厂矿支出的费用则列入本单位生产成本。后面又说道:把这些款项加起来,平均每个职工全年的教育费大约为10元左右。如果根据这两个基数推算一下,似乎有点问题。 因为一个职工全年平均的教育费是10元,而10元又仅只占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一,因此,每个职工全年平均工资总额就是1000元,每月平均工资总额则为83元强。据说,我国的工资平均总额是每月65-70元,首钢的工资有那么高吗?我不清楚,所以有点疑惑。但总的来说,这篇总结写得还是很实的。这是第二个优点。这里,我还要强调一下,实,不虚,不空,用事实和数据说话,这种文风是特别值得提倡的。过去,受传统的影响,无论写什么文章,对数字都是重视不够的,最习惯的是抒发点感情,空发点议论。60年代,我曾给参加函授学习的几百位同志出过一个作文题目《北京》,结果收回的作业全部都是抒情散文,一篇例外都没有。如什么《北京车站的钟声》呀,《天安门前的华表》呀,《东西长安街的灯柱》呀,竟没有一篇用事实或数据来说明问题的。比如说北京海拔有多高,气候怎样,雨量多少,等等,没有一篇写这样的内容。无论是历史的,地理的,无论是科学技术和生产方面的,文化教育方面的,用点数字说明的,一概没有。当然,首都是容易引起人们的感情活动的,抒发抒发也是可以的。但总得多样化嘛。可是人们特别不喜欢用事实和数据说话,总喜欢发点空论,发抒点不怎么真实的情感。这是我们若干世纪以来的老传统,一直影响到现在。流传最久、最广的所谓“脍炙人口”的好文章,不就是《桃花源记》《醉翁亭记》,还有《师说》《进学解》《六国论》等等那些名篇吗?都是写景,抒情,发议论的。有点科学内容的文章是不大能“脍炙人口”的。“十年动乱”,不仅没有改变这个不好的传统,反而朝“假、大、空”的方向恶性发展了。不真切的抒情是最容易用来装腔作势吓唬人,或者堆砌辞藻哗众取宠的。所以,我今天特别强调写文章要“实”,要用事实和数据说话。

第三个优点是“有特点,有个性,不一般化”。我们读过印发的这篇总结就会感到,这个单位是比较大的。因为大,办业余教育有些问题就不好解决,比如领导体制怎么建立,用什么形式办学,教育经费如何解决,师资如何配备,等等。这篇总结回答了这些问题,写得有理有据,所以是有特点的,不是一般化的。大家知道,我们过去在写作上有个通病,就是一般化。无论写什么东西,都是一种模式,一个调子,甚至是一种语言。这种风气在“十年动乱”期间,更是大有发展。特别是应用文,像总结、报告之类,如果把里边的人名、地名、单位名称等等专有名词换掉的话,这篇和那篇就都差不多是一个样了。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是文风问题。一般化,实际上是思想僵化的反映。思想僵化,就不能发现新的情况,解决新的问题,这对现代化建设极为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