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即便是谈孔子的内圣外王之道，熊十力亦是从《周易》哲学基础立脚：“孔子既发明易道，于是以其旧所习实用之学，与易理相融会，而大倡内圣外王之道。”熊十力：《原儒》上册，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6年12月版，第11页。在熊十力看来，内圣外王亦成己成物之道：“孔子之《周易》哲学，本是内圣外王一贯之学。然虽一贯，却不妨说有成己成物之两方面。”熊十力：《乾坤衍》，见《体用论》，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20—521页。“内圣则以天地万物一体为宗，以成己成物为用；外王则以天下为公为宗，以人代天工为用。”熊十力：《原儒》上册，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6年12月版，第54页。看来，体用不二之原理在这里同样适用。其实，熊十力“以人代天工为用”的说法，正是对人天合一、体用不二有着极深体验而得出的结论，可归入他的“以天化摄归人能”熊十力：《十力语要》（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08页。的理论中，实际上是与他多次强调的大易中的圣人成能之思想完全一致。进而言之，熊十力对孔子周易哲学本为内圣外王一贯之学实有一番辩证的体认，这正是他不同于他人之处；这一辩证的深刻之处即在既分又合，既合又分：“内圣成己，对成物而假说为内。外王成物，对内圣而假名为外。实则内外不可分，己与物本一体。”熊十力：《乾坤衍》，见《体用论》，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20页。显然，二者是相对而言；然理论上的解析则有必要说“外王之学在成物”，故“不妨说有成己成物之两方面。”熊十力：《乾坤衍》，见《体用论》，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21页。这种辩证的眼光，曾使他认识到“自然之化不能无过失”，故要以大易中“范围天地”之精神以人代天，“范围者，以人工制裁之，使其无过失。”熊十力：《乾坤衍》，见《体用论》，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20页。当然，站在人天合一的角度，熊十力不会忘了说“随万物性能之所短所长而扶助之、改造之、补救之、操纵之、导其长以扩大之，违其短而勿令留存。”熊十力：《乾坤衍》，见《体用论》，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20页。尽管如此，过多强调以人代天，仍与中国哲学的总体精神不够吻合。在一些地方，我们总能或多或少看到孔学熊化的迹象。然面对现代世界，熊十力难免常发出“改造世界”的声音，此固然亦为其开物成物之实学使然。
然而这对熊十力来说则涉及一个最为实质的问题———承不承认“开物成务”是一种进步。以熊十力这样对大易自强不息有极深体认且个性富有积极进取精神的新儒家，答案是极其明确的，岂止承认而已，实是极度强调：“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开物者，物字有二义：一，人与天地万物通名为物。二，物字亦得专用为人之代词。由后义言，庶人知能未启，当开导之，使愚者日进于明，柔者日进于强。是谓开物。由前义言，开发自然界无限物质，满足人群之需要，是谓开物。成务者，人群当时时创成其已往所未曾发起之事物。上传第五章云：富有之谓大业，人能体现天行之健，而富有创造力，故屡成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人之智虑、德行乃至一切制作如群纪、政制及器械等等，皆日新而不守其故，是德之盛也，亦与此通。”熊十力：《原儒》上册，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6年12月版，第57页。有了这种“满足人群之需要”的现代性进步意识，因而几乎在他所有类型的文献中都可看到他对外王的“王者，往义”的释义。“王者往义。群生共向往太平之道，而其功力无止境，故曰往也。圣学归根在天地万物一体处立命，外王学之骨髓在此。其创化，敷治、极于裁成天地、辅相万物，又曰位天地、育万物。其道广大，其智广大，其规模宏阔，其前识深远。”熊十力：《原儒》上册，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6年12月版，第13页。他再三告诫人们外王的“王字不是帝王之王，切勿误会。”熊十力：《乾坤衍》，见《体用论》，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20页。在这样一种主导精神下，他肯认西方科学在开物成务上所取得的成就，笔者以为这正是其高明之处。熊十力对孔子以高度智慧祖述帝尧之言“天工，人其代之”熊十力：《原儒》上册，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6年12月版，第2页。深为赞叹；同时对现代科学的发展，亦深心佩服：“科学成绩之著见于近世者，亦不愧智夺天工之誉。”熊十力：《明心篇》，见《体用论》，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30页。而对中国科学的不发达，他亦常归之于帝王专制：“中国科学思想废绝，盖由帝王专制之毒。”熊十力：《明心篇》，见《体用论》，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24页。
最终，熊十力认定孔子是讲究现实世界之实效的，因此内圣而外王必然是儒家大道：“孔子主张裁成天地，辅相万物，如此作去，自有实效的。”熊十力：《明心篇》，见《体用论》，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97页。他认为孔子能很好地正视现实世界，不离现实而别寻真的自己，不离格物而专务内证，慧极于裁成，德备于辅相，可谓至矣尽矣。所以在孔子，灵性生活与开物成务是统一的，人生观与宇宙观是一体的。熊十力还颇有见地地指出：“学者须知，满足人生物质需要，正所以发扬灵性生活。”熊十力：《原儒》上册，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6年12月版，第36页。熊十力的结论是：孔子学《易》后倡导格物，智同乎万物而道济天下。因而他赞扬孔子的内圣外王，开物成务之道是“万古常新之大道。”熊十力：《原儒》上册，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6年12月版，第18页。并“终为人类所托命也。”熊十力：《原儒》上册，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6年12月版，第13页。
开物成务的最终理想仍在实现天下大公的远大目标。几乎和所有儒家学者一样，熊十力喜标举孔子的天下大公与太平之道，认为这是孔子的真正理想“：孔子理论在太平大同。”熊十力：《十力语要》（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6页。而且 “孔子之社会思想，在合天下为一家，使万物各得其所。”熊十力：《原儒》上册，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6年12月版，第74页。他盛赞孔子此道必为后世开新运：“洪惟孔子，创作《春秋》《、礼运》《、周官》诸径，废统治与私有制，而倡天下为公与天下一家之大道。制度、仪文，一切随时更化；改革旧礼而为后世开新运。”熊十力：《原儒》上册，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6年12月版，第40页。
必须注意的是，熊十力将“公道”置于首位；大同之太平盛世，须有公道作保证：“夫通者，公道也，大均至平之道也。公、均、平之道行，而天地位，万物育。”熊十力：《原儒》上册，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6年12月版，第85页。。而达于公道的必由之路在培养内在的仁义之心，内在之仁义及良知的“推扩”，才有外在之公道可言。“是故《春秋》崇仁义。体仁，而后能泛爱万物。”熊十力：《原儒》上册，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6年12月版，第70页。事实上，“太平之治，必天下之人，皆安于仁义，始可常保其泰也。”熊十力：《原儒》上册，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6年12月版，第68页。由此，他极力反对假公济私、言行不一者：“凡托于公道，而所行与之反者，谓之乱贼。”熊十力：《原儒》上册，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6年12月版，第74页。熊十力以哲人的睿识将以仁义为基础，以公道为前提而达致的“大同之化成，太平之运至”熊十力：《原儒》上册，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6年12月版，第73页。这一系列理论的内在逻辑连结起来了。其最终理想当然是孔子的“天下一家”。他极其向往“升平之治渐隆，而近乎太平，则大地万国统治阶级早已消灭，国界、种界与社会从过去传来之一切畛域，无不化除务尽。”熊十力：《原儒》上册，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6年12月版，第67页。。据此，他极其痛恨国际上的强权政治，并以其锐利的思想锋芒指责一些国家及其族类中的顽劣之徒，利用权力背逆天下为公之道。
应当肯定的是，熊十力始终是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来进行这方面的探索的，因而始终认为“天下为公，必荡平阶级。”熊十力：《原儒》上册，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6年12月版，第54页。这种立场与视角的一致，使他同时亦赞成孔子的均贫富的原则，当然他反复强调的前提是人人在团体生活中各尽其能，则自然贫富均矣。他以为均平在孔子那里是一种原理：“利害与共，休戚相关，生产统筹，有无互通，一切悉本均平之原理。”熊十力：《原儒》上册，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6年12月版，第54页。此外，他对“公”也有自己的定义：天下人一律平等，各得自由，互相和爱，互相扶助，是为公。天下之利，天下人共开之，共享之，是为公。进而言之“圣人作《周官》，深知贫富、智愚、强弱种种之不均，为人道之穷也。故其全经之蟠际天地，经纬万端者，一切皆惩不均之穷，而变之以一切皆均。为亨通可久之道。”熊十力：《原儒》上册，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6年12月版，第53页。然而事实上，一切皆均往往只是一种空想而已，而是否一切皆均才为亨通可久之道，也是值得探讨的。不过，“亨通可久”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视角。此外，“至平”则恒静；恒静则乏力，缺乏内动力则何以“鼎新”？如此看来，熊十力的“至平”之论，似多少与其张扬的“健动”之整体思想有些矛盾。
熊十力坚信：“孔子始倡天下为公之论，后哲理论愈精，规制愈密，今后人类当共跻于大道无疑也。”熊十力：《体用论》，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39页。这种随时间推移而“共跻于大道”的信仰，在当今世界实在是值得提倡的一种理想主义。事实上，熊十力认为“孔子之高远理想，终当实现。辅相者，人类皆本平等与泛爱之精神，互相扶助。大公至平，物各畅其性，群道大亨。”熊十力：《体用论》，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46页。熊十力始终是本着“各畅其性”即“人人得尽量发展其天赋之力”，“人人可自由发展其力”熊十力：《原儒》上册，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6年12月版，第74页。的前提而倡导孔子的大公至平的理论的。同时，熊十力也提及：“至《论语》言‘，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尤为千古言治者之金科玉律。人而无信，则终古无太平大同之希望。”熊十力：《十力语要》（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6页。可见，“信”亦是达于太平大同的一根本原则。
难能可贵的是熊十力始终不忘文献之间的义理逻辑贯通：“《礼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则以人群之大情为根据，其义实出于《易》也。”熊十力：《原儒》下册，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6年12月版，第50页。同时亦认定：“《周官》之为经，实本此公则而树义，为人群蕲进太平而创明未来世治制之大体。”熊十力：《原儒》上册，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6年12月版，第53页。因而他坚持不懂《易》理、不通《周官》，则《春秋》升平、太平之治为空谈的观点。他反复倡言：“《春秋》立三世义，与《易》之《鼎》《革》二卦，互相发明。革，去故也。鼎，取新也。《系辞传》曰：‘变动不居。’此虽言天化，而人治实准之。三世义者，明治道贵随时去故取新，度制久而不适于群变，故宜随时变易，以有功也。《易》曰：日新之谓盛德。富有之谓大业。乘时兴变，故德业富有日新而无穷也。三世者，通万世无穷之变，而酌其大齐。”熊十力：《读经示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1页。这里，我们又回到熊氏的改革理念了，这实际上是所有新儒家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不断思考、不断回答的问题。
然通观其论，熊十力力求中西之通，立意颇高的指出：“科学哲学，宜采西洋。尽性至命，要归儒术。”熊十力：《读经示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3页。可见其在思想方法上尽管多有采择西学之处，但价值旨归，终立于儒家。其实，熊十力最为担忧的是：“西化之真，无从移植得来。”而“固有之长，早已舍弃无余。”熊十力：《读经示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页。站在儒家的立场，他要说：“人不成人，胡言西化？”熊十力：《读经示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页。而放眼世界，他又对晚明以来学子之心态卑琐极为激愤，“其不足以应付现代潮流而措置裕如，固其势也。……故思想不得开拓，而以无用取容。儒学精神，至此剥丧殆尽。而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相比拟耶？”熊十力：《读经示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8页。从熊氏这一深长浩叹中，我们大概也能感觉到他那点“现代”脉动了吧；此中我们亦可返视本节开始谈到的熊氏称马列主义须中国化的心声。
然而，在熊十力这样的大儒身上，我们毕竟看到了一种两难境遇，熊氏希企立定传统脚跟而融通中西之学，从而在整体上把捉现代世界；而现代史的逐页打开，却是此般地难如其意，尽管他是那样尽力地在学理中每每强调“有为”。
本节的最后，我们仍要以这位大儒面对现代世界的心愿作结：“夫量宏而后可蓄德，志正而后可虚心，识远而后可强学，勇沉而后可有为。二三子勉之哉！”熊十力：《读经示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页。笔者以为，熊十力此四句话，实可鉴之于当代所有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