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新儒家人物中，钱穆（1895—1990）被一般地视为文化保守论者；但这至少是不够全面的。大陆第一位为钱穆作传的陈勇教授就已经看到了这点：“与其说钱穆早年对当时的新思想、新潮流采取全然拒斥的心理，还勿宁说他早年对当时的新思想颇为关注，多有接触、融受。” 陈勇：《钱穆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而晚年更是多次表示要“接受世界潮流” 钱穆：《自美来函》（三），见《新亚遗铎》，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30页。，凭其穿透力极强的历史眼光，钱穆的确洞见了：“自十八世纪中叶以下，西方科学之发明，机械之创制，突飞猛进，而工商百业，锓锓有一日千里之势。社会实力之富强，遂闯开人类亘古未有之新局。” 钱穆：《文化与教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他当然也看到了唯物论与进化论在西方世界的流行，但他断然反对以“急功近利之浅薄”去因袭西方文化，他以为那样必然会造成中国人“自促其传统旧文化之崩溃，而终亦未能接近西方新文化之真相。” 钱穆：《文化与教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所以他坚认：“中国思想，究竟该和外面其他民族别人家思想做一比较，异同何在？优劣何在？得失又何在？我们绝对不该采关门主义，自尊自大，坐地为王。认为中国思想即已把握了宇宙人生一切的真理。在外面，即就近代西方欧美人思想言，他们有宗教，有科学，有大资本，有新武器。我们宗教是衰落了，科学是未发达，又穷又弱，样样不如人。……我们该全盘计划，我们该从根救起，该迎头赶上。” 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7—88页。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发出“样样不如人”的感慨是十分自然的，而能如此强调“从根救起”，“ 迎头赶上”，则须同时具备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开阔的现代视野。可以想见，在其文献中，爱因斯坦、达尔文等人的名字常被提起，是出于一种什么心态。
然而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钱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虽有误解但并非拒斥，而是常抱一种愿意深入研究之态度。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中，他肯认“近世如马克斯之共产主义，亦就当前提出一理想。”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版，第119页。甚而断言：“又如共产主义，亦西方现代之一新。”“又如民主选举，乃西方现代之一新。”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版，第129、130页。钱穆当然是以开放之心态欢迎这种“新”，因其深信：“历史传统中必有不断之现代化”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版，第129页。当然他更为深刻的地方在他认识到：“能掌握有传统，始能有现代化。”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版，第131页。显然，这里包含着一种辩证眼光。此辩证眼光终致其有时亦能以同情的口吻来对待马克思的思想主张：“马克斯亦并未主张将资产阶级斩尽杀绝，而推行无产阶级专政。”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版，第219页。由此，钱穆还多次深入到马克思经济思想中探究，如其所言：“马克斯主张剩余价值由无产阶级取而分之，则资产阶级失其存在。然非谓资产阶级乃人类之剩余，而不许其存在，特不许其专拥经济之剩余价值而已。此一百年来，西方资本社会盛行社会福利政策，劳工有罢工之自由，失业者得公赀扶养，此即承马克斯之遗意。”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版，第219页。将西方实行的社会福利政策与罢工之自由、失业救济等归之于马克思的功劳，这显然是一种思想观念上褒奖。而在学理上，他有时亦能平心地发表与马克思不同的观点：“在马克斯当时所目击心痛的那一项现象，其实则只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有社会问题的解决法。从马克斯揭示出这一问题以后，在英国、在德国、在美国，在发现此问题的各地，都能先后陆续想出许多解决办法来。可见这是一社会现象，并非历史大趋。而马克斯自己，却把此误解了。”钱穆：《历史与文化论丛》，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5年版，第315页。钱穆相信历史趋势并非一时社会现象可表征，这当然是一种平情之论，丝毫没有过头之处；而对马克思所揭示出的问题所在，则显然又持赞扬态度。读了下面这段话，我们一定会深心感佩钱穆的气度及其现代意识：
我想共产主义有今天，还得想起马克思。马克思不做大学教授，跑到伦敦一个旅馆，他虽不出家，几十年在此旅馆中，不事家人生产，专心写他的书。为世界劳苦民众说话。他的生活也可说是一种出世的。他的精神也可说是为公不为私的。自从马克思以来的世界，一百年来，科学继续有它的进步。也可以说研究科学的大部分人，也都是为公不为私的。钱穆：《晚学盲言》（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5页。
对新儒家的人物而言，发出这种声音实属不易；然而这正与他所具的现代意识及其人文演进观深刻关联。其实，钱穆是一个真正的文化进化论者。由钱穆创发的三大范畴“人文演进”、“文化生命”、“协调动进”，已然构成一完整的有进化意义与现代价值取向的历史文化观。在现代新儒学中，它向人们昭示只有动态的、协调的并且以合于自然为原则的人文社会历史演进，才具有文明持续不断的“常道”之价值。钱穆预言：人文之最高演进，即是自然之最高可能。人文演进观还展显出钱穆作为文化进化论者所已具有的超越的“世界史”眼光，钱穆极为肯认的“人文化成天下”，就是在文明大势的演进过程中实现的。将钱穆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论调，应在新的历史背景中透视钱穆全部文献而重新改写。
一、作为文化进化论者的钱穆
作为“人文演进”范畴的创发者，钱穆不仅使这一范畴成为使用频率极高的自身“语场”中的独特话语，而且使其成为了一个贯穿钱氏整个人文思想，并表征其人文进化理想的最重要的前提性概念。然而，钱穆的人文思想及其人文演进观的现代价值及其意义，却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与系统评价。这固然有种种历史、现实之局限与学术探讨未能到位之原由，但时至今日，学术研究本身的进展，已让我们感到刻不容缓——当我们真正认识一位现代中国人文思想大师的价值所在，并进而意识到不及时深掘这座极富人文资源的思想矿藏，就将导致对整个中国现代新儒家乃至现代思想文化史评价的某种缺位时，我们就不得不再次重申：作为一位现代学术史上宏通博大的国学大师与史学家，作为一位极具人文卓识的通儒 及新儒家代表人物，钱穆能否以文化进化论者的形象出场？钱穆的人文思想如何评价与定位？这一系列问题都已历史性地无可回避。可以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它会成为现代学术思想及新儒家研究领域中一个有深度的专题。
“人文演进”的前提——人文自然同体观
人文演进观之所以能成为钱穆人文思想的核心理念，固然有其系统思想的维系（现代科学哲学已揭示出科学的核心理念就有着不同层次与系列观念的维护），然而最为重要的是，它有着一种极为关键的基础性观念即人文自然同体观的支撑。凡关注钱穆一生思想发展线索的人都知道，钱氏这种人文自然同体观，最终导致他晚年对“天人合一”的彻悟，这一彻悟将天人合一这一理念视为中国文化对全世界所作出的最大贡献。
在钱穆看来，人文与自然之所以是同体的，在根本上是因为人文只是“自然之一态”，而人文又是由自然而演生出来的。事实上，这种深刻的洞见确然成为他整体人文观的最具思想力量的逻辑前阶：“人类文化即由自然演生，文化亦即自然之一态。”钱穆：《中国思想史》，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249页。此中所谓“文化”，对钱穆而言，乃涵括着自然与人文的双重内容，诚如其所言：“继自然而言人文，又合自然与人文而言文化，其实此皆中国旧观念。近代中国人乃用‘人文化成’一古语来翻译西方语。”钱穆：《晚学盲言》（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文化本身当然离不开“人为”，因而我们通常视其为一种人文文化，然而钱穆从未脱离“自然”来言人文文化。他极具眼光地作出了两个有概括力的命题：“人文本身即是一自然。”“人文演进即是一自然演进。”钱穆：《双溪独语》，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13页、235页。这两个命题的设定，正好接应了前面所言文化由自然演生，文化亦即自然之一态的说法。文化即自然之一态是钱穆中年时期在《中国思想史》中的论断，而最终作出人文演进即是一自然演进的命题，则是在晚年所著的《双溪独语》中出现的，可见其晚年仍以极大的思维努力，继续建构着他的人文演进观的系统学说。无须赘述，如果有“人文本身即是一自然”这样一个大前提，当然会导致他极力反对现代人那种将人文与自然对立起来的二分观点：“今人以人文与自然对立作分别，但人文中不能排除自然。”钱穆：《晚学盲言》（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这是事实，也就是说，作为已被实践证明的真理：“人文中不能排除自然”，与理念中建构的“人文本身即是一自然”命题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因为人类世界的任何东西，无不属之于自然；所有的人造物，并不能和自然造物对立起来；人不能成为独立于自然之外的一种支配自然的力量。在钱穆眼中，西方人硬将自然人文强作区别从而处处要“征服自然”，那就必然要成为人类悲剧。
钱穆的高明远不止在作出了“人文本身即是一自然”的人文自然同体观（也是一种自然人文互涵说）的思想命题，他还发现了人文演进作为一自然演进所内含的一种“自然趋势”，如其所说：
人文兴建，依然是一种自然趋势，由自然中演出人文，而人文则仍还在自然中，不能摆脱自然，更不能违反自然而独立存在。水有源，木有本，儒家讲人文，主要在不忘本。故儒家重人文，亦重自然，更重在人文与自然之汇归一致。钱穆：《双溪独语》，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7页。
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高度认同传统儒家思想中人文自然汇归一致的理念，其实是有着深刻的合理性基础的。既然以“不违自然”为前提的“人文兴建”，理所当然地是一种自然趋势，那么钱穆断言“人文演进，亦可说即是一自然演进”钱穆：《双溪独语》，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235页。就若合乎节；其深意乃在：人文之进化，未能脱离自然之大化。他如此说道：“由物质界演出生命，由生命界演出人类，由人类演出文化，似乎逐步展演，永无止境，其实一切展演，到底还是要回归于自然。”钱穆：《湖上闲思录》，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7页。必须指出的是，多少接受了现代西方进化论思想的钱穆，当然也看到了“但生命有一进程，物质生命之后，继以精神生命，则亦确有能自作主张自出安排处”钱穆：《晚学盲言》（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8页。钱穆承认进化论的合理与有效性（他曾多次提到过达尔文），并认为它是西方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重要的是，钱氏的“人文演进”观实质上有双重涵义：一方面人文演进观确然受到了进化思想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人文演进观的最终形成，确为钱穆一生学问基础所在的儒家思想源头之“人文化成”理念所致。双重观念的交叉浸染，导致钱穆成为了一个地道的一生持守其本人所创发“人文演进观”的文化进化论者。从其早期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船山的论述中，我们可知晓这一信息：“船山论学，始终不脱人文进化之观点，遂以综会乎性天修为以为说，其旨断可见矣。曰‘养其生理自然之文，而修饰之以成乎用’，可谓船山论学主旨。……其用意之广，不仅仅于社会人事，而广推之于自然之大化。”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7—128页。可见，“进化”一语，早在钱穆文献中就已出现。问题在人文进化离不开生命，尤其是“文化生命”，这是我们的后续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