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彼得罗维奇像个英国人一样回到俄国来。头发剪得很短，浆过的硬领遮住耳朵，长襟礼服是灰黄色的，带有多层的小衬领，一脸酸溜溜的表情，说起话来生硬而冷漠，声音从牙缝里透出来，突如其来地木声木气地“哈哈”两声，却从不见有笑容，除政治和政治经济之外的话题一概不谈，酷爱血迹未干的牛排和波尔多黑葡萄酒——他整个儿一身全是大不列颠气味；好像浑身上下浸透了那个国家的精神。然而——真叫奇怪！伊凡·彼得罗维奇变成了一个英国人，却同时也成为一个爱国者，至少他自称是一个爱国者，虽然他对俄国所知甚少，没有一点儿俄国的生活习惯，俄国话也说得怪腔怪调：日常谈话中他说的话都结结巴巴，有气无力，满口的法国式语句；然而一谈到紧要话题，伊凡·彼得罗维奇嘴里马上便会出现类似这样的言词：“表现自我热情之新经验”，“此事与事物之本质不符”等等。伊凡·彼得罗维奇带回来几份有关政府结构及其改进办法的计划手稿；他对所见所闻的一切非常不满——缺乏制度特别令他大动肝火。跟姐姐刚一见面，他第一句话便是向她宣布，他打算实施几项根本性的改革，今后他家中凡事都将按新制度进行。格拉菲拉·彼得罗芙娜对伊凡·彼得罗维奇的话一句也没有回答，只是咬一咬牙齿，心里想：“那我上哪儿去？”不过跟弟弟和侄儿一回到乡下，她很快就放下心来。家里的确发生了一些改变：寄食者和懒惰虫马上被逐出门外；遭殃的有两个老太婆，一个瞎子，另一个是瘫子，还有一个年老体衰的奥恰科夫时代的少校，这人确实是贪吃得出众，他们一向只拿黑面包和扁豆喂他。还发布一道命令，以前的客人概不接待：取而代之的是一位远处的邻居，一个淡黄色头发的体弱多病的男爵，这人极有教养，也极其愚蠢。摆上了从莫斯科运来的新式家具；用上了痰盂、铃铛、脸盆架；早餐的吃法一改旧观；外国酒代替了伏特加和果子酒；佣人们都穿上新式的制服；家族纹章之外，又添上一句题辞：“in recto virtus……”而实际上格拉菲拉的权力丝毫未减：买进付出，一切依然是她说了算；国外带回来的那个阿尔萨斯随身侍仆也曾试图跟她较量一番——结果却丢了饭碗，尽管老爷还在庇护他。至于农务的经营和产业的管理（格拉菲拉·彼得罗芙娜这些事也要插手），尽管伊凡·彼得罗维奇一再声称：要在这一团乱麻中注入新的生命——而一切却依然如故，只是有些地方农民的租子增加了，劳役也比以前更重，再就是，庄稼人不允许直接和伊凡·彼得罗维奇说话：这位爱国者对自己的同胞是非常蔑视的。伊凡·彼得罗维奇的制度只是在菲佳身上才得到充分的应用：他的教育确实发生了“根本的改革”，这事完全由父亲来管。
十一
如前所述，伊凡·彼得罗维奇从国外回来之前，菲佳归格拉菲拉·彼得罗芙娜照管。母亲去世时他还不满八岁；他并不能每天见到她，而却爱她爱得非常强烈。他心中永远铭刻着对她的记忆，记得她静悄悄的苍白的面容，她忧郁的眼神和胆怯的抚爱；不过他也能模糊地理解她在家里的地位；他感到他和她之间存在着一种她所不敢逾越也不能逾越的障碍。对父亲他敬而远之，而伊凡·彼得罗维奇也从来没有对他亲热过；祖父偶尔摸摸他的头，允许他吻一吻手，但是却称他做小怪物，认为他是一个傻瓜。玛拉尼娅·谢尔盖耶芙娜死后，姑母把他完全捏在手里。菲佳怕她，怕她那双又尖又亮的眼睛和她刺耳的声音；在她面前他不敢顶一句嘴；往往，他在椅子上刚一动弹，她已经恶狠狠地压低声音说：“去哪儿？乖乖坐着。”每逢礼拜天，做完日祷以后，才准许他玩一小会儿，就是说，给他看一本厚厚的神秘莫测的书，是某个马克西莫维奇·安泼季克的著作，书名是：《象征与图谱》。书里有上千幅极为莫名其妙的图画，配以五种文字的同样莫名其妙的说明。一丝不挂、又肥又胖的爱神丘比特在这些图画里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其中的一幅题为《番红花与彩虹》，说明词是“此物有大效”；另一幅题为《口衔紫罗兰飞翔之白鹭》的图画旁边，有一句题词“这你都知道”。《丘比特与舐犊之熊》那一幅的说明是“慢慢做来”。菲佳把这些图画仔仔细细地看了又看；每幅画他都熟悉得细致入微；其中的几幅，老是那几幅，令他不由得思索起来，唤起了他的想象；其他的消遣他是从不知道的。到了应该教他学习语言和音乐的时候，格拉菲拉·彼得罗芙娜便廉价为他雇来一个老处女，一个长着兔子眼睛的瑞典女人，她勉强会说几句法语和德语，钢琴弹得马马虎虎，此外，黄瓜却腌得极好。在这位女教师、姑妈和一个老婢女瓦西里耶芙娜的陪同下，菲佳度过了整整四年的时光。往往是这样，他手捧自己那本《图谱》坐在墙角里——坐呀坐……低矮的房里散发着天竺兰的气息，一支油蜡烛昏暗地燃烧着，一只蟋蟀单调地吱吱叫着，好像它很寂寞，小小的挂钟在墙上急匆匆地咔咔作响，一只老鼠偷偷地在墙纸后面挠动，牙齿沙沙地磨着，而这三位老姑娘，仿佛命运三女神似的，默默地飞快地挥动着织针，她们那几只手的影子，在朦胧的烛光中忽而闪过，忽而奇异地抖动，于是一些奇异的，也是朦胧的思想便涌现在这孩子的头脑里。谁也不会把菲佳叫作一个讨人喜欢的孩子：他相当的苍白，但却肥胖，身材很不匀称，又很笨拙——用格拉菲拉·彼得罗芙娜的话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若是经常放他到户外去走走，或许他很快就会面带血色的。他学习得不坏，虽然老是懒得做功课；他从来不哭，但却时常显得毫无道理的固执；那时就谁也没法对付得了。菲佳不喜欢他周围的任何一个人……一颗从小就不曾爱过的心灵是很悲哀的啊！
伊凡·彼得罗维奇看见他的时候，他就是这副样子，于是，事不宜迟，这位父亲便立即着手对他实行起自己的一套制度来。“我要首先把他造就成一个人。”
“un homme，”伊凡·彼得罗维奇对格拉菲拉·彼得罗芙娜说，“不仅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斯巴达人。”伊凡·彼得罗维奇这样开始来实现自己的意图：给儿子穿戴得像个苏格兰人；十二岁的孩子便光着两条小腿四处跑，头上端端正正戴一顶便帽，帽子上插一根公鸡毛；把那个瑞典女人请走，换来一个精通体操的年轻瑞士人；音乐这玩意儿与男子汉身份不符，从此驱逐；自然科学、国际法、数学、木工手艺，这是根据让-
雅各·卢梭的建议要学的，还有纹章学，这是为了保持侠义的情操——未来的“人”要学的就是这些；每天四点钟把他从床上喊起来，马上迎头用凉水一浇，再强迫他抓住一条绳索围绕一根高高的立柱奔跑；他每天只吃一餐，每餐只吃一个菜，还要骑马射箭；一有适当机会，便以父亲大人为榜样锻炼坚强的意志，每天夜晚在一个特备的本子里记录当天的所作所为，并写下自己的感想；而伊凡·彼得罗维奇也尽心尽责，用法语为他写下一条条训词，其中把他叫作mon fils，并以vous相称。菲佳讲俄语时对父亲称“你”，但是当他面却不敢落座。这一套“制度”把孩子弄得个莫名其妙、头脑混乱、无所适从；然而这套新式的生活方法对其健康却大有裨益：开头时他患过一场热病，但很快就康复了，而且变成一个精壮的小伙子。父亲很是得意，用他那奇特的语言称孩子为：自然之子，我的创造。当菲佳过了十六岁，伊凡·彼得罗维奇认为有责任及时给他灌输对女性的轻蔑——于是这个年轻的斯巴达人，唇边茸毛初现，心灵尚感怯懦，年富力强，血气方刚，却已经竭力地要装出一副淡漠、冷酷和粗鲁的神情了。
光阴荏苒。伊凡·彼得罗维奇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在拉夫里基度过（拉夫里基是他主要的一份祖产），每到冬天，他便一个人上莫斯科去，住饭店、泡俱乐部、去家家户户高谈阔论、宣扬其种种方案，越发把自己表现为一个英国派，一个能言善辩、具有雄才大略的人物。然而1825年来到，苦难亦随之而来。伊凡·彼得罗维奇的亲朋好友全都受到严峻的考验。伊凡·彼得罗维奇连忙躲回乡下，闭门谢客，深居简出。再过一年，伊凡·彼得罗维奇忽感衰颓、软弱无力，一蹶而不振；他的健康完全地垮了。这位自由思想家开始天天去教堂并定时祷告了；这位欧洲派人物开始洗起蒸汽浴来，并且每天两点吃午餐，九点上床，在一个老管家的唠叨声中昏昏入睡；这位雄才大略者把自己各种的方案计划，全部来往信件一把火烧掉，见到省长时要两腿发抖，对县警察局长也会低头哈腰；这位意志坚如铁的人如今身上起一个疖子或是端给他一盆冷汤便会抽抽噎噎、怨天尤人。格拉菲拉·彼得罗芙娜重又掌握起家中的大权；管家、村长、普通庄稼人又开始从后门进来拜见“老泼妇”了——家里的佣人都这样称呼她。伊凡·彼得罗维奇的变化令他的儿子震惊；他已经十九岁，已经开始思考问题，并想要摆脱父亲对他的压制了。他早已留意到父亲豪壮的自由主义理论和冷酷琐碎的暴君作为之间的差异；但是他没料到会有如此急剧的转变。这个根深蒂固的自私自利者忽然间原形毕露了。年轻的拉夫列茨基正打算去莫斯科，准备上大学——一场突如其来的新的灾难降临到伊凡·彼得罗维奇的头上：他双目失明了，而且是无可救药地失明了，就在一天之内。
他不相信俄国的医生，设法申请出国去就医。申请遭到拒绝。于是他带上儿子整整三年在俄国到处游荡，一个接一个地寻访医生，不停地从一个城市往另一个城市奔跑，他的畏缩沮丧和缺乏耐心让医生、儿子和仆人全都无可奈何。他回到拉夫里基时已经变成一个废物，一个哭哭啼啼、喜怒无常的孩子了。这下日子难过了，人人都吃他不消。伊凡·彼得罗维奇只有在吃饭时才会安静。他从来不曾吃得这样贪馋和这样多；而所有吃饭以外的时间里，他既不让自己安静，也不让别人安静。他祷告上帝，抱怨命运，咒骂自己，咒骂政局，咒骂自己的那一套制度，咒骂一切他过去自吹自擂的东西和一切当初给儿子树为典范的东西；他声称自己什么东西都不信，却又再次去祷告上帝；他受不住片刻的孤单，要家里人成天到晚、不分昼夜地坐在他的安乐椅旁讲故事给他听，又时而大喊大叫地打断人家：“你们全都在撒谎——简直胡说八道！”
格拉菲拉·彼得罗芙娜尤其难受；他根本离不开她——
病人的每一个刁钻古怪的要求她全都彻底照办，虽然有时不能马上拿定主意回复他，怕的是她话音之间会流露出憋在心头的恼怒。他就这样勉强拖延了两年，在5月初死去了，那时他们正抬他到阳台上去晒太阳。“格拉莎，格拉什卡！拿肉汤来，肉汤，你个老傻……”他僵硬的舌头嘟哝着，没说完最后那句话，就永远沉默了。格拉菲拉·彼得罗芙娜刚从佣人手中接过一杯肉汤来，她停住不动了，瞧一眼弟弟的面孔，慢慢地大大地画了个十字，便悄悄走开了；儿子当时也在场，他一言未发，手撑在阳台栏杆上，久久地注视着花园，那儿正一片翠绿，百花飘香，万物在春天金色太阳的光照下灿烂辉煌。这时他二十三岁；这二十三年是多么可怕、多么不知不觉而又多么急急匆匆地流逝过去的啊！……人生在他的面前展开了。
十二
年轻的拉夫列茨基埋葬了父亲，把经营产业和监督几个管家人员的事仍然托付给那位一成不变的格拉菲拉·彼得罗芙娜，便动身前往莫斯科，一种朦胧但却强烈的感情在把他往那里吸引。他意识到自己所受教育的缺陷，存心要竭尽所能地弥补损失。近五年里他读书很多，也见过一些世面；头脑里酝酿着许多思想；他在某些方面的知识或许可以受到任何一位大学教授的仰慕，但是，同时，许多中学生都早已熟知的东西他却一无所知。拉夫列茨基心里明白，他是并非没有困难的；他暗中觉得自己是一个怪人。那位英国狂跟自己的儿子开了个不幸的玩笑；那种随心所欲的教育方法带来了后果。